1943年3月1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弗兰克妈妈，青春的保护神！年轻人的黄油；现代青年的麻烦。妈妈在一切事情上都护着年轻人，一番口舌大战之后她总能得胜。有一瓶腌板鱼坏了，成了木西和木非（“德国人”的意思）的节日大餐。你还不认识木非哩，其实它在我们躲起来以前就已经在这里了。它是管仓库和办公室的猫，负责镇压所有储藏室里的老鼠。它这个有点古怪的带政治意味的名字需要作点说明。有一阵子公司里有两只猫:一只看仓库，一只管阁楼。这么一来两只猫就经常碰头，结果是一场恶战。入侵者总是那只仓库猫，但最终获胜的却总是阁楼猫，就像国家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样。所以仓库猫就被取了个“德国人”的名字，而阁楼猫则取了个英国名字“汤米”。汤米在我们来之前就不在了；每当我们下楼的时候木非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少乐子。
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的菜豆和扁豆，现在我连看到它们都受不了了。一想到它们我就想吐。现在晚饭也吃不到面包了。爸爸刚才对我说他心情不太好。他的眼神又显得忧伤起来，可怜人！
我被英纳·布迪尔·巴克的《敲门声》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关于家庭的故事写得太棒了。除了关于战争、作家和妇女解放的内容，说实话我对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
对德国猛烈的空袭进行者。凡·达恩先生心情糟透了，原因是香烟不足。围绕着究竟该不该使用我们的听装蔬菜，大家进行了几番热烈的讨论，结果我们胜出。
再找不到一双鞋子能合我的脚了，除了那双滑雪靴，在这里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一双价值6.50弗罗林的灯心草拖鞋仅仅穿了一个星期就报废了。或许梅爱朴还能再偷偷地给我们搜刮些什么过来。我必须得给爸爸剪头。结果皮姆扬言等到仗打完了他决不会再理一次发的，全都归功于我的手艺太高明，动不动就剪着他的耳朵！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18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土耳其参战了。令人振奋。焦急地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1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一小时过后欢乐变成了痛苦。土耳其还没有参战。只是一个内阁大臣讲到他们很快会放弃他们的中立立场。皇宫前面广场上的一个报童正大声嚷嚷着“土耳其倒向英国了”。报纸迅速从他手上被抽得精光。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渠道了解令人振奋的新闻的；500和1000盾面值的钞票已经被宣布无效了。这对黑市交易者之流其实是个陷阱，而对于那些手里握有其他“黑”钱以及躲起来的人来说情况就更严重了。如果你想上缴1000盾的钞票，你就必须得证明它确切的来源。它们还可以用来缴税，但只到下个星期为止。杜塞尔已经接受了一种老式的用脚来操作的牙医训练，我希望他能很快给我做一个彻底检查。“德国元首”最近一直在跟伤兵讲话。光收听就觉得够可怜的了。一问一答是这样进行的：“我叫海因里希·舍培尔。”
“受伤了，在哪里？”
“斯大林格勒边上。”
“什么伤？”
“冻掉了两只脚，左胳膊断了一个关节。”
从收音机上听到的可怕的木偶戏跟这个简直一模一样。伤兵们似乎对他们受的伤非常自豪——越多越好。其中一个人心想要是能跟元首握一下手该有多感人啊（其实是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有手啊），他一定会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2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昨天妈妈、爸爸、玛格特和我正高高兴兴地坐在一块儿，彼得突然走了进来对着爸爸的耳朵小声嘀咕了些什么。我好像听到了“仓库里的一个桶倒了”和“有人在门口折腾”。玛格特也听到了，但是当爸爸和彼得迅速离开之后她便尽力来安慰我，因为我还是被吓得面如白纸，非常紧张。
我们三个人提着心等着。大约一两分钟后凡·达恩太太从楼上下来了，她一直在私人办公室里听广播。她告诉我们说皮姆叫她关掉电台轻声上楼去。但你知道那会怎么样的，你越是想小声点儿，踩在旧楼梯上的吱吱声就越响。五分钟后皮姆和彼得又回来了，脸色都白到头发根子上了，跟我们讲了他们的遭遇。
他们一直藏在楼梯下面悄悄地等着，起初没有结果。可突然，我跟你说啊，他们听到两声巨大的扑通声，就好像房子里的两道门发出的嘭嘭声。皮姆飞身上了楼。彼得先通知了杜塞尔，后者满腹牢骚地到了楼上。然后我们全都穿着袜子走进了上一层楼里的凡·达恩家。凡·达恩先生得了重感冒，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全都悄悄地围到他床头小声地跟他汇报了情况。
每次凡·达恩先生猛咳一声，凡·达恩夫人和我都会吓得好像当场就会昏死过去似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中突然有人灵机一动，给他灌了点可卡因，立刻止住了他的咳嗽。接着我们等啊，等啊，可什么也没有听到，大家一致认为小偷肯定是听到了房间里的脚步声就溜走了，而平时这里应该总是很安静的。
现在要命的是楼下的收音机仍然调在英国台上，周围的椅子也都排得井然有序。要是门被强行打开的话，防空预报员肯定会发现并报告警察，那结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凡·达恩先生起来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着爸爸小心地下了楼。彼得殿后，拎了把大锤子以防万一。楼上的女士们（包括玛格特和我）焦急地等着，五分钟后先生们回来了，告诉我们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们决定不再打水，也不拉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可是一番激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肚子，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轮番光顾了一把是什么景像吧。
每逢这样的事情，总会有其他一堆事情接踵而至，比如现在。事情一是我一向深受安慰的维斯特托伦的钟突然不走了。事情二是沃森先生头一天晚上比往常离开得早，我们不能确定爱丽有没有拿着钥匙，会不会忘了关门。现在还是晚上，我们也都还拿不准，但有一点还是能让我们颇感安慰的，那就是从夜贼来访的八点钟直到十点半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动静。但再想一想，我们又都觉得小偷不大可能在晚上这么早的时间就来强行开人家的门，因为附近的街上还有人哩。再说了，我们有人认为说不定是隔壁的仓库保管员还在干活，因为激动，因为墙很薄，人是很容易出差错的，更何况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想像力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
所以我们又全都上了床，但没有人能睡得着。爸爸、妈妈和杜塞尔全都醒着，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下子都没有合过眼。今天早晨男人们到楼下去查看外面的大门是不是关着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安全。我们跟每个人都详细描述了这件让人死脑细胞的事情。他们全都拿它开玩笑，但事情过去了再去笑话它是很容易的。爱丽是唯一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人。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我们的速记课程已经学完了，现在开始练习速度。我们不是越来越聪明了吗？我得再跟你讲讲我的那些“吃时间”的课程（我之所以这么叫它们是因为我们终日无事可做，只好让时间跑得尽可能快一点，这样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也好尽早结束。）我特别迷恋神话，尤其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我头脑一时发热，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我这么大的小孩子会对神话那么感兴趣。好得很，那就让我做第一个吧！
凡·达恩先生得了感冒，其实也就是喉咙里有点痒，但咋呼得要命，又是含春黄菊茶，又是往喉咙上抹药剂，还不停地往胸口、鼻子、牙齿和舌头上涂桉油，当然到头来就是脾气坏透了。
豪特，德国著名的炮筒子之一，发表了讲话。“所有犹太人必须在7月1日前离开德国占领的国家。4月1日至5月1日乌得勒支省必须打扫干净（好像犹太人都是蟑螂似的）。5月1日至6月1日清理荷兰北部和南部各省。”这些不幸的人们就像一群不中用的病牛一样被送进肮脏的屠杀室。我不愿再多说了，想到这些就只会做噩梦。
一点点好消息是德国劳工介绍所的大楼被怠工的人放火烧了。几天后户籍处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身穿德国警察制服的一帮人瞒过警卫并成功销毁了许多重要的文件。
你的，安妮
1943年4月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看看这个日期吧，明明是被人愚弄又怎么来过“愚人节”呢？今天我真想引用这句话：“祸不单行。”首先讲讲库菲尔斯，一贯高高兴兴的人，突然得了胃出血，得在床上至少躺三个星期。其次是爱丽得了流感。第三位是沃森先生下星期要进医院。他很可能得了胃溃疡。还有就是预定要开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会议的要点爸爸已经仔细跟库菲尔斯先生讨论过了，但现在还找不出时间跟克莱勒先生一一讲清楚。
相关的先生们准时来了，他们来之前爸爸就已经为会议的进展情况焦急不安了。“我要是能下去该多好啊，”他哀叹道，“你们干吗不去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都讲了些什么呢？”爸爸的脸色立刻亮了起来，于是昨天早晨十点半玛格特和皮姆（两个耳朵总比一个强吧！）便在地板上占好了各自的位置。早晨谈话没有结束，但到了下午爸爸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再让他坚持这场监听战役了。由于姿势太别扭他都快要瘫痪了。于是一听到走廊里的说话声我便在两点半接替了他的岗位。玛格特陪在我身边。有时候谈话唆而乏味，一不小心我便在又冷又硬的亚麻油毡地面上睡过去了。玛格特也没敢碰我，生怕他们会听见，说话就更不可能了。我舒舒服服地睡了半小时，接着猛醒过来，那么重要的谈话一句也不记得了。幸亏玛格特注意力更集中。
你的，安妮
1943年4月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噢，亲爱的，我的名字上又染上了一个可怕的污点。昨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等爸爸来跟我一起念祷告词，给我祝晚安，这时妈妈走进我房间，坐在床边，温柔地问我：“安妮，爸爸还没来，今晚我能不能陪你念祷告词呢？”“不行，妈妈。”我回答。
妈妈站起来，在我床边停了一小会儿便慢慢朝门口走去。突然她转过身来，带着一脸痛苦的神情说到：“我不想勉强，爱是不能勉强的。”她离开房间的时候眼里含着泪。
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但立刻就感觉到自己那么粗鲁地把她从我身边推开了。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有别的回答。那绝对不管用的。我为妈妈感到难过：非常非常抱歉，因为长这么大我头一回看到她在乎我的冷漠了。我看到当她说爱是不能勉强的这句话时脸上难过的表情了。说真话很难，但事实如此：是她把我从她身边推开的，她那些不讲情面的话和粗鲁的玩笑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而且已经让我对她任何爱的表示都变得麻木起来。就像她那些让人受不了的话会让我退缩一样，我们之间消失了的爱也会令她的心痛苦难当。她哭了半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爸爸也没有看我，只要他瞥我一眼我都一定能从他眼里读出这样的话：“你心肠怎么能这么硬，你怎么能让你妈妈这么难过呢？”
他们指望我道歉，但这是我无法道歉的事情，因为我讲的是真话，而妈妈迟早都是要晓得的。对于妈妈的眼泪和爸爸的表情，我也的确是不在乎，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觉察到了我内心里的某种感受。我只能为妈妈感到难过，她现在总算知道我已经采取了她自己的态度。至于我自己，我保持沉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再也不会在真话面前退缩了，因为越是拖延，他们有一天听到真话时就越会难以接受。
你的，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