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文 | 路遥
“劳动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路遥，（1949年12月2日-1992年11月17日），作家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人生》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
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人生》（1984）电影海报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
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
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
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我的心为此而颤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
《人生》（1984）剧照
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说来有点玄，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缘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往往就缘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巷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
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
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十三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使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任这本属巨人完成的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
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题个字，也就聊以自慰了。
《平凡的世界》（2015）剧照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
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
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
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之中，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
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平凡的世界》（2015）剧照
“《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
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着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验”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
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的另一个方面。
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今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成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
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
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伟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
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
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
“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在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
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平凡的世界》（2015）剧照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
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
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
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
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有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到此时，我感到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则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子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
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
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
时光在流失，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上。
选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