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聂作平：三峡楼台，杜甫的夔州岁月

三峡楼台，杜甫的夔州岁月

文丨聂作平

我在草堂镇下了沪蓉高速，顺着一条泥泞土路沿江而行。路在半山腰，与路相伴的是三三两两的农舍，比路更高的是果园和林地，比路更低的是混浊的长江。行驶十多公里后，峰回路转，我终于看到了著名的白帝城。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眼前的白帝城还是让我略感吃惊。在杜甫之前数百年和杜甫之后数百年，白帝城都是一座雄踞山巅的壮丽城堡。李白说它在彩云之间，杜甫也极言其高，“白帝城上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我看到的，却是江心一座由廊桥连接的孤岛，与夹岸山峰相比，恍如一个微不足道的土馒头。

面目全非的这一切，缘于三峡大坝截流后的高峡出平湖。

白帝城另一侧，便是三峡入口，即“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的夔门。尚在成都时，杜甫就多次想象过，他的回乡之路将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夔门所在的瞿塘峡，乃三峡第一峡。

今天的奉节是重庆下辖县，县城在三峡蓄水前迁建，位于长江边的台地上。地形狭窄，只好因陋就简，街道如同螺旋一样，从近江的滨江路往山上一层层地盘上去。下一条街的七八楼，可能相当于上一条街的底楼。与长江并行的滨江路稍宽一些，大量运沙石和建材的卡车呼啸而过，给人一种焦躁不安和忙碌不停之感。

至于杜甫曾注目过、行走过的奉节老县城，还在新县城下游几里处，它已被浊黄的江水埋葬。

相当长时间里，奉节除了是一个县外，还充当过府、州和都督府治所。以唐朝而言，唐初沿袭隋制，在此设信州。后因高祖之母乃独孤信之女，避独孤信之讳，改称夔州，属山南道。改夔州后不久，又设置了夔州总管府，复又改为夔州都督府。一度，这座江峡深处的小城，是都督府、夔州和奉节县三级政权驻地。天宝时，夔州曾改名云安郡，乾元初复故。

766年暮春，凄楚的杜鹃声里，五十五岁的杜甫带着家小，顺江而下，从云安来到夔州——在这之前，他结束了相对安稳的六载蜀中生活，告别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成都草堂。

他想回家。他想顺江东下抵达荆楚，然后折而北上，回到河南，或是关中。老去的诗人不再怀有从前高蹈的政治理想。衰病之年，他日益思念北方，苍凉厚重的北方。

杜甫描绘了他看到的奉节：“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北江南春冬花。”按《新唐书·地理志》载，夔州辖奉节、云安、巫山和大昌四县，计有户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口七万五千。奉节人口再密集，也不至于占了四县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是诗人的夸张之词。

天宝十三年（754），全国有户九百零六万，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此为唐代最高数。然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由于安史之乱，到广德二年（764），短短十年间，人口锐减，有户二百九十二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由近五千三百万人口减少到不足一千七百万，相当于近七成的人死于非命。

至于奉节，由于地处群山之间，仅有湍急的长江和崎岖的山路与外界沟通，原本偏僻的地理位置，却成为远离烽火的宁静之地。故此，亲眼目睹了安史之乱带来的毁灭和萧条的杜甫，要为江峡中这座繁华的小城惊讶了。

老杜恐怕没有预计到，他将在奉节一住就是一年又十个月。当他第二次看到菊花怒放时，忍不住为漫长的返乡之路凄然泪下：“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四百年后，陆游溯江入蜀，顺道在夔州探访杜甫居留的遗迹。陆游认为，杜甫在这里居住近两年，是“爱其山川不忍去”。事实上，综合更多情况来看，陆游是在为他热爱的诗圣作装点语——杜甫并非爱其山川不忍去，而是为时局和生计所迫，不能去，不敢去。其时，吐蕃、回纥连番内犯，京师危急，关中震动。另一方面，自从云安染疾，杜甫一直在病中。至于经济上，夔州刺史柏贞节对他非常照顾，频分月俸，使得杜甫衣食无忧。杜甫在夔州居住近两年，既为养病，也为积攒盘缠——不仅是回家的盘缠，还包括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作为养老之用。

夔州治所，秦朝时称为鱼腹，唐朝贞观年间改名奉节。奉节，或者说鱼腹古城，原本修筑于赤甲山上。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将治所从赤甲山移到白帝山，并修筑了白帝城。今天，白帝城不过江水中一座狭小的孤岛，过去，它却是一座周长达七里的坚固城池。

夔州既有三峡之险，又有白帝之坚，是以顾祖禹认为它“府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三国时，刘备伐吴，大败而归，退至夔州，改奉节为永安，并在白帝城内的永安宫向诸葛亮托孤，尔后驾崩。

对同为文人却出将入相，建立了不世功勋的诸葛亮，杜甫一直怀有一种复杂情感。这情感，包含了艳羡、敬佩和失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怜自伤。居成都时，他的草堂与武侯祠比邻，那座柏木森森的祠庙是他经常徘徊的地方。当他困于夔州，诸葛亮君臣的祠庙近在咫尺，诸葛亮便成为他一再歌咏的对象——他在赞美诸葛亮“三分割据纡筹策”的同时，也感慨“运移汉祚终难复”。敬天畏命的背后，隐隐透露出杜甫对自身襟抱未开的自我辩解，自我宽慰。

在夔州，杜甫先后居住过四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即他诗中说的西阁。他在西阁住了好几个月。次年春天，搬到赤甲。西阁具体在什么地方，已无考。

从孤岛白帝城坐船渡过长江支流草堂河，便到了瞿塘关。瞿塘关所依附的山，便是赤甲山。与赤甲山隔着长江对峙的，是杜诗中提到过的白盐山。如今，两座山看起来并不算高峻，在杜甫时代，却是“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

瀼西是杜甫在夔州的第三个居所。瀼的意思，陆游解释说：“土人谓山间之流通江者曰瀼”。就是说，川东一带方言里，把从山上流下来注入江中的溪涧称为瀼。在夔州，有东瀼水和西瀼水。考证可知，东瀼水即草堂河。如今的草堂河水量丰盈，江面宽阔，但那是长江回流倒灌之故。没有三峡大坝前，它只是一条深陷山谷中的小溪。与之相比，距其几公里的西瀼水（今梅溪河）则稍宽。杜甫在赤甲居住一段时间后，搬到瀼西。他在那里修了几间房子，人称瀼西草堂。

移居瀼西，是为了照料果园。到夔州一年后的767年暮春，杜甫在瀼西买下四十亩果园。果园与草堂一溪之隔，杜甫前往果园劳作时，须得摇船而过，所谓“碧溪摇艇阔”——小溪很窄，以致小艇都显得太大。

瀼西草堂的大概位置，在今天的梅溪河与奉节新县城之间的某一座山的半山腰。草堂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几户人家，比成都浣花村还要幽静，还要偏僻。人烟稀少，路上长满了年代久远的青苔，透过幽暗的竹林，隐约看到稀疏的野花自开自谢。

杜甫家的院子里，有两株成年橘树。月光如水的秋夜，杜甫常搬一张胡床，安然坐在树下。低垂的树枝垂下来，累累果实散发出橘子酸甜的清香，杜甫在橘树下坐了很久，一直到夜露打湿了树叶，才收了胡床回屋睡觉。

今天，奉节以产柑橘闻名，当我行驶于临江的盘山公路上时，窗外不断出现高低错落的果园，尚未成熟的柑橘挤满枝头。追溯历史，奉节柑橘的种植可以推到汉朝。杜甫的果园里，也有大量柑橘，他赞美自家柑橘“园杆长成时，三寸如黄金”。柑橘之外，尚有桃子、李子、花椒，以及松树、栀子和藤萝，加在一起足有上千株。

东屯是杜甫在夔州的第四个居所。原本只是一条山涧的东瀼水，三峡蓄水后，河面宽阔，当地人又把它称为草堂湖。白帝镇像一座伸入湖中的半岛，一条喧嚣杂乱的街道沿湖而建。拥挤的房屋中间，有一道宽大的铁门，里面是草堂中学。

一种说法认为，东屯旧址，就在草堂中学内。据说，校园里原有杜甫祠，还有一块断为三截的清朝末年立的重建草堂碑。然而，疫情期间，学校放假，铁门紧闭，门前排满三轮车，我只得打消了进入校园凭吊的念头。隔着铁门，我把杜甫酒洒进门去。

另一种说法却认为，东屯其实不在草堂中学，而是在沿草堂河上溯两三公里的一个叫上坝的地方。

访问白帝镇时，刚好下了一场秋雨。穿镇而过的公路也是镇子主街，街道一片泥泞，来往大车喧嚣而过，将泥泞卷起，稍不注意，便溅你一身。镇子坎下的草堂河，河面宽阔如湖，惟独水色昏浊，偶尔翻起一个漩涡，如有鱼龙潜行，甚是怕人。

杜甫移居东屯，缘于对他关照有加的柏贞节，把位于东屯的一百顷公田交由他管理，以此解决杜甫一家衣食。这片公田，最早由白帝城的修筑者、东汉初年据蜀的军阀公孙述开垦。杜甫描写说：“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水乱。”

夔州一带，群山连绵，难得有一片较为平整而肥沃的土地，并且，山上清泉不断，正是水稻所需的最佳水源。杜甫又说：“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意指他在瀼西和东屯，都有茅屋居住，为了管理公田，他移居东屯。

年迈的杜甫就像一个辛勤的小地主那样，带着一众仆役——他诗里称为“隶人”，往来于瀼西和东屯之间，种植水稻，打理果树，管理菜园，采摘草药，砍伐树木……

周而复始的农事，让人想起南山种豆的陶渊明，或是黄州垦荒的苏东坡——这三位优秀的中国诗人，同时也是三位称职的农夫。白天，他们在大地上劳作；夜晚，他们在诗笺上耕耘。

成都时期，杜甫也种菜、种药，以及养鸡鸭等牲畜；但那时候，更多还是作为一种消遣与家用的补贴。家中的劳动力，主要是仆人杜安和弟弟杜占。到了夔州，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瀼西草堂之外，还有多达四十亩的果园；果园而外，还有菜地。菜地所产疏菜，除了自食，还拿到市场上出售。此后，随着柏贞节把东屯稻田交他管理，这部分官田本身有行官张望等人经营，但杜甫并不放心。故此，前前后后，杜甫家里有多名仆役。

唐代是一个等级社会，全社会所有人，大体划分为两大类：良民和贱民——又称良人和贱人。良民包括帝王将相及各级官员，以及普通的编户齐民；贱民分为私贱民和官贱民。私贱民包括奴婢、部曲和客女等；官贱民包括杂户、工户、乐户和官奴婢等。

根据唐朝法律，良民和贱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比如，以私贱民和良民之间的关系而言，若奴婢有罪，其主人不告官而杀死他，杖一百；即便是无罪而杀，也只需徒一年。贱民不能告发主人，除非主人犯有谋反、谋叛和谋大逆之类的大罪；否则，贱民将被处以绞刑。反过来，主人即使诬告奴婢，也无罪责。此外，贱民与良民之间不得通婚，良民也不得过继贱民为子嗣。主人对贱民可以自由赠送、买卖。

在夔州之前，杜诗里偶尔提到仆、仆夫，未见提到奴婢、隶人之类的贱民，这说明，他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杜安一个仆人。但杜安的身分是良民，不是贱民。到了夔州，杜甫家中才有了多名属于贱民性质的仆人——一方面，包括果园、稻田在内的繁重农活，需要更多人手；另一方面，杜甫出蜀前，在西川和东川积累多年，经济条件较此前更宽裕。仅见于杜诗中的仆人，就有阿段、阿稽、伯夷、辛秀、信行等多人。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尽管云安和夔州都处于大江之滨，但两地竟然都饮水困难。乱石峥嵘，大江深切峡中，要想从江中取水，十分不便，而民俗不打井，又无泉水可资，乃至于“云安酤水奴仆悲”。夔州的情况好些，虽然山脚下的江水仍然无法取用，城里城外也无水井，幸而山中有泉水。为了把泉水引到聚落，当地人把竹子一剖为二，打通竹节，首尾相联，制成简易的渡槽，长的可达数百丈。长长的竹管蜿蜒山间，如同一条条青色长龙，看起来颇为壮观，但也很容易出问题——杜诗里，就记载了两次引水事故：

一天黄昏，竹管里的水越来越细，越来越少。入夜，邻居们为了争夺残存的泉水而争吵起来。这时，杜甫家里一个叫阿段的少年奴仆，不声不响地沿着竹管去察看。到了三更时分，杜甫因患有消渴疾——即糖尿病，司马相如亦罹此疾——需要不断喝水，竹管里的水断了，他很焦躁，一直没睡，来回走动。正在不安之际，突然听到了哗哗的水声，“传声一注湿青云”。原来，阿段已经独自上山把坏了的竹管修好了。

阿段是个未成年人，按唐朝规矩，贱民所生子女，同样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相当于马驴产驹。是以可以判定，阿段的父母也是贱民。杜甫为阿段的能干特作七律一首，他在尾联写道：“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陶侃有一个胡奴，擅长游泳，最终却因蛟龙而死；阿段半夜穿行在虎豹成群的大山，杜甫担心他的安全。

杜甫此诗题为“示獠奴阿段”。獠人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西南及两广地区，是许多南方民族的祖先。今天，作为一个民族，獠人已不复存在。不过，他们的一些独特生活方式，不仅载于史乘，而且流布现代。如唐朝张在《朝野佥载》中记载：“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夔州地处山区，山上多石头，引水的竹管依山就势，常因塌方而被倒塌或是飞落的石头砸碎。

杜甫家有一个仆人叫信行。他长年吃素，为人安静，做事沉稳。有一天，竹管又坏了。其时正值暑热，信行翻山越岭，前去修理。来回路程长达四十里——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张，但二三十里总是有的。虽然竹管只有几百丈，但竹管走的是直线，而山路却一会儿下到沟谷，一会儿跃上山岭。日落时分，信行回到家，脸庞被太阳烤得发红，饭也没吃。杜甫十分感动，又有些过意不去，急忙把自己最喜欢吃的瓜和饼拿出来分给他——对“律比畜产”的贱民，杜甫依然如此仁厚，足见其内心的善良与人性的光辉。

杜甫的四处居所，除了最早寓居的客堂外，其余三处均不在城里，而是僻于山间。如今的奉节城四围，山峰高插，山腰台地上，稍宽一些的地方都有人居住，白色或红色的房子，悬挂在青色的山岩前。杜甫时代，山上人烟极为稀少，乃是兽类世界——诸种兽类中，居然出没着百兽之王老虎。为了防虎，当地人家在庭院四周竖起一根根木头，再用竹篱笆在木头与木头之间编织为墙，并抹上泥土。

到夔州第二年初夏，杜甫已移居瀼西。趁着农闲时节，杜甫安排仆人们到山上伐木，以便修筑防虎墙。一大早，杜甫就让仆人们吃得饱饱的。他给仆人们规定：每人每天砍回四根木头。伐木的白谷在北边山上，距家十里——如果砍一根扛回家再接着砍，那一天就得走八十里，显然非常繁重。但仆人们中午时分就完工了。这是因为，他们是一次性把四根木头扛回来的。这就说明，他们伐的并非粗壮的大树，而是一些小树。尽管工作量不算大，杜甫仍认为仆人们冒着暑气工作，非常辛苦，许诺说：“秋光近青岑，季月当泛菊。报之以微寒，共给酒一斛。”——要不了多久，秋光就将降临青葱的山岭，重九登高理应饮菊花酒。届时，我要慰劳你们，送你们一斛酒供你们抗风寒。

暮春，杜甫抵达夔州时，即有久居之意。

按中医观点，乌鸡肉能治风疾，而风疾是晚年最困扰杜甫的疾病之一。于是，他养了一些乌鸡。鸡生蛋，蛋生鸡，到夏天，乌鸡已有数十只之多。倘不准备久居，断不可能养如此之多的鸡。鸡多起来后，带来一个烦恼：它们成群结队，“咯咯咯”地叫着到处觅食，所经之处，不仅遍地鸡屎，还把家中搞得一片狼藉。杜甫草堂东侧有一大片空地。他觉得，可以用竹子竖立为墙，围起来养鸡。

树鸡栅这件事，他交给了长子宗文去办。宗文大概一时没动手，杜甫忍不住专门写了一首诗——《催宗文树鸡栅》。

这年天气热得出人意料。从春末夏初到七月初，长达百余天里，不仅气温日高，且一直不下雨，“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杜甫一生最惧暑热，早年在华州时就深为炎夏所苦。在那个“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的苦夏，杜甫乃至于有些失态：“束带发狂欲大叫”。

夔州这年的干旱与暑热，比华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旱山岳焦，密云复无雨”“楚山经月火”。当地百姓眼巴巴地盼着下雨，还不仅是为了天气转凉，而是地里的庄稼大多枯死了。当地人按古老习俗求雨，或请巫师跳舞，或抬菩萨出游，或烧草龙祭天。立秋这天，即七月初三午后，终于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雨。天气转凉，杜甫终于舒服地睡了一觉。

秋天终于姗姗来临后，杜甫又迫不及待地种菜。种菜，杜甫是有经验的。在成都，他有菜园子。更早的时候在长安和洛阳，是否也有菜园、也种菜，其诗无证。但推测应该有。杜甫对自己种菜的手艺颇为自信：“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餐”“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种的菜不仅长得好，足以供盘餐之需，而且品种还相当丰富。

杜甫在夔州的菜地，大概就位于宗文树鸡栅的房屋东侧。一场雨后，杜甫往地里撒了许多莴苣种子——莴苣原产地中海沿岸，隋朝时经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传入中土。据说，为了得到莴苣种子，最初的引种者为此耗费千金，所以莴苣另有一个名字：千金菜。

令杜甫意外且郁闷的是，种子撒下去二十多天了，按理，早就该有一片绿油油的莴苣苗从泥土里探出头来，但他的菜地却毫无动静——莴苣一株没发，野草倒是长得欣欣向荣。

于是，杜甫写了长诗《种莴苣并序》。

有论者认为，《催宗文树鸡栅》和《种莴苣并序》两诗，意在言外，都有隐喻和寄托。这种观点，自然不无道理。但于我而言，我更愿意把它们仅仅理解为字面所表述的意思，仅仅认为它们是杜甫对他真实生活的记录。在杜甫以前和以后，都鲜有诗人把如此琐碎的小事入诗，但杜甫入诗了，并且入得津津有味。这倒不一定是杜甫水平超越其他诗人，而是这种琐碎平淡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就像那些生活在历史记录看起来平淡如水的年代的人是幸福的人一样，催儿子树鸡栅和种莴苣时的杜甫，也是幸福的——如果与他经历过的“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或是“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相比，这幸福更是如此珍贵，也如此艰难。

相对平静，也相对不那么为衣食而忧心忡忡的岁月，杜甫努力寻找，努力营造属于他的“小确幸”。

一盏酒，一份寻常食物，一次重逢，一些新知，一场久旱后的雨水，一阵黄昏时的炊烟……这些细小而生动的事物，总能唤起正在老去的杜甫心中的美好和感动。

回报岁月的，是杜甫激昂的诗情。他迎来了毕生创作的巅峰——既是量的巅峰，也是质的巅峰。可以说，如果没有夔州诗，杜甫仍然是一流诗人；但有了夔州诗，杜甫便是超一流诗人。

柏贞节对杜甫的照顾很真诚，也很细心。频分的月俸是杜甫居夔期间的重要收入；尔后，他又让杜甫管理东屯公田，解决杜甫一家的吃饭问题。平日里，他还令园官给杜甫送菜疏。园官是管理公家园圃的小吏。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园官即是一个势利小人。对柏贞节的吩咐，他自然不敢违背。但在送菜时，专选些野生苦莴苣充数，杜甫相当不悦。

东屯的一百顷公田，原本有一个管理人员，叫张望。柏贞节把东屯交给杜甫管理后，他就成了张望的上司。水稻种下不久，张望去检查稻田灌溉情况，回来向杜甫汇报。由是，杜甫眼前浮现出那片开垦于崇山峻岭间的稻田。古老的稻田，从公孙述到杜甫，已经有五百多年了。尽管水稻才栽下，杜甫已经想到了丰收，想到了富足，想到了收割时多掉些谷穗，以便让周边那些无地可种的穷人都来捡一点。

过了段时间，该薅秧了。大概之前受过园官的气，杜甫对张望很不放心，他派阿稽和阿段两个仆人前往东屯，看看张望的薅秧工作到底干得怎么样。到了秋天，水稻即将收割，杜甫更是放心不下。他干脆暂时移居到东屯——多达百顷的官田，应该会有几间管理用房吧。杜甫自然不是一个人前往，而是带着全家老小以及几个仆人一起去的。这样，他就把瀼西草堂交给一个他称为吴郎的年轻人居住。施鸿保及日本学者古川末喜均认为，吴郎是杜甫的女婿。似可信。

瀼西草堂前栽有枣树，邻近一个贫苦老妇，经常过来打枣子充饥。以前，杜甫都是听之任之。没想到吴郎却编了一道篱笆墙把枣树围起来，那个老妇人自此不敢再来了。杜甫闻讯，急忙写诗提醒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堂前的枣子，就任由西邻那位老妇扑打吧，她是一个无儿无女穷得吃不起饭的可怜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不是因为穷困，她哪里会这么做？我以前怕她疑惧，所以对她更亲切；“即防远客虽多事，使插疏篱却甚真。”即便她因你是远来的陌生客而不敢扑枣乃是不必要之举，但你编篱为墙却使她误以为你讨厌她，不让她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横征暴敛之下，到处都是像她这种穷得一无所有的人啊，每当想起烽火不熄，天下困顿，我就不由得热泪沾巾。

不久，重阳节前一天，吴郎到东屯看望杜甫，杜甫很高兴，请他第二天过来饮菊花酒。然而，吴郎却爽约了。

杜甫只好独自把酒。酒后，他信步走出草堂，走到江边的高台上凭栏远眺。酒意引燃了思念，眺望催生了惆怅，秋意渐浓，高天滚过乌云，而江水变得清寒：

重阳独酌杯中酒，

抱酒起登江上台。

竹叶于人既无分，

菊花从此不须开。

殊方日落玄猿哭，

旧国霜前白雁来。

弟妹萧条各何往，

干戈衰谢两相催。

重阳佳节，原当与亲人相聚，少年王维在异乡时也曾发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叹息，何况杜甫这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独酌漫饮，抱病登台，耳畔但闻猿啼，眼前又见征雁，而干戈不息，海内未宁，弟妹遥远……秋天本就是一个敏感季节，何况悲秋之上还要叠加伤乱、老病、田园将芜胡不归……

移居东屯前后，命运之锤又一次重击杜甫：他的耳朵聋了。

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

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

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

黄落惊山树，呼儿问朔风。

鹖冠子，战国时楚国人，有贤才而不出仕，隐居山中，以鹖鸟羽为冠。鹿皮翁，民间传说的仙人，身着鹿皮衣，食芝草饮神泉，不问世事。杜甫以鹖冠子和鹿皮翁自喻，用他们的避世无听来比喻耳聋。

早在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就自称“头白眼暗坐有胝”——那时，他的眼睛就老花了；“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我本来就希望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以便对世事不闻不问。眼睛倒是很早就昏花了，但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瞎。耳朵呢，是前月开始聋的；“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耳聋了，听不到悲凉的猿啼，也就不再因之落泪；耳聋了，听不到鸟雀的晚噪，也就不再引发愁思；“黄落惊山树，呼儿问朔风”——只是，惊见黄叶从树上纷纷飘落，叫儿子过来，问他是不是刮北风了。

前人评论此诗，大抵称道杜甫“刻划自趣，不病其巧”，甚至认为他“一扫苦闷沉郁之风”。窃以为，这些颇为拔高的评价，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对五十多岁、身患多种疾病的杜甫而言，突然间耳朵也听不见了，该是何等悲痛——不幸中的万幸是，“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他只是左耳聋了。耳聋带来的不便和痛苦，诗人虽在诗中不无自黑，但那只是不得不面对既定现实的无可奈何。

我读杜诗，每每惊讶于作者隔三差五的啼饥号寒、叹病忧疾。这些诗用典准确、对仗工稳，甚至，会让人觉得穷病也被他写得充满机趣，让人神往。然而，这只是才华造成的错觉。才华掩盖了贫病对诗人锥心噬骨的打击。正如明人张潮说过的那样：“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

才华掩盖了的贫病也是贫病。他人或后人站在局外，固然可以欣赏其诗句，感叹其才华，但身处其中的局中人，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雨昏陋巷灯无焰，风过贫家壁有声”“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以文辞来说，无不才华横溢，且有一种难诉的风雅。然而，若真的处于昏灯一盏、垣墙破漏、爨火难续、寒衣无着的穷困中，纵有风雅，也是强作的风雅，实则是凄寒到骨的悲与愁。

以杜甫来说，除了年轻时有父亲这座靠山，生活也曾鲜衣怒马外，自中年入长安后，境况多艰，几度陷于绝境。蜀中和夔州，算是相对稳定的幸福岁月。所以，此两时期，他叹贫哭穷的作品不多。困扰他的，是疾病。自两川到夔州再到湖湘，杜甫生命的最后十年，沉疴在身，疾病像阳光下的影子，亦步亦趋，不离左右。

据研究者统计，杜甫一千四百多首现存诗作中，涉及疾病的多达二百零五首。四十岁那年，杜甫在写给郑审的诗中，自称“多病休儒服”。可见，还在壮年时期，曾经健如黄犊的杜甫就是多愁多病之身。此后，“多病也身轻”“多病所须唯药物”之类的诗句俯拾即是。夔州期间，杜甫至少患有如下疾病：耳聋、眼花、肺疾、消渴病、风疾，以及不时发作的疟疾。尽管才五十多岁，杜甫就已头发全白，牙齿掉了一半，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长年疾病对人的心理当然会产生严重影响，对敏感的诗人尤其如此。一方面，疾病让人油然产生虚无感与幻灭感，但同时也可能让人对生死更为达观，即所谓看破红尘。另一方面，疾病让人缠绵病榻，疏于社会活动，孤独之后变得愈加敏感——对故人、故事、故土，对业已消失的好时光的敏感。

大历二年（767）十月十九日，秋高气爽，杜甫到夔州别驾元持府中做客。别驾是别驾从事史的省称。汉时始置，为刺史下属，因级别高于其他佐官，出巡时别乘一车跟于刺史之后，故名别驾。后世改称长史。宋代各州的通判，因其职似别驾，也沿用古名称之。元持和杜甫是老乡，肃宗时，他得权宦李辅国之助，与其兄并入中枢。李辅国倒台后，元持贬夔州别驾。

元别驾的家宴弄得很有情调，其中，最让客人们惊艳的是剑器舞。表演剑器舞的是一个女子，叫李十二娘。李十二娘的精彩表演让杜甫陷入了悠远的回忆。他想起六岁那年，观看过另一个女子的剑器舞。那个女子人称公孙大娘。一问之下，杜甫得知，眼前的李十二娘，正是记忆中的公孙大娘的弟子。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在诗序里回忆，玄宗在位时期，高手云集的宫廷里，为皇室服务的内外艺人达数千之多，精通剑器舞的却只有公孙大娘一个。公孙大娘擅长多种剑器舞，最令观众紧张、兴奋的是她抛剑的绝招：她在舞剑时突然将剑向高空抛去，长剑冲上十余丈，在“色沮丧”的观众们的惊呼中，宝剑飞速落下，公孙大娘手持剑鞘迎上去，宝剑不偏不斜，正好插入鞘中。据说，大书法家张旭曾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并从中得到启发，“自此草书长进”。

前一次观看剑器舞是五十余年前，舞剑的是年轻佳人公孙氏；再一次观看剑器舞是五十余年后，舞剑的是曾经的年轻佳人公孙氏的弟子李十二娘。并且，李十二娘也不再年轻。公孙氏的剑器可以通过弟子流传下来，但“五十年间似反掌”的岁月之后，玄宗开创的盛世却一去不复返。甚至，盛世的开创者已死去数年，墓木早拱。至于相隔半个世纪的两场剑器舞的观众，时间已将杜甫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变成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

从剑器舞表演者的前后相替，到个人生活的今昔迥异，折射出的是时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经历了安史之乱，国家不复盛唐气象，而诗人也无法重返从前的人生好境。

元府的宴会散了，夜长更深，杜甫辞别主人回家。家在城外山岭上，他独自行走于细细的山径。月色朦胧，带着晚秋的寒凉，夜风扑脸，像一些冰凉的手在抚摸。

那样的夜晚，杜甫多半有泪。

夔州岁月，杜甫总是陷入深深的回忆。仿佛只要坚持回忆，人生就可以昨日重现。那些逝去的欢笑与放荡，适意和骄傲，就会重临秋风遍地的峡江孤城。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杜甫在夔州，写下了如此之多自述平生与追怀故人的诗篇。

这一点，程千帆指出：“当我们仔细检点这些最能代表杜甫晚年诗歌创作成就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它们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绪，同时也就体现着由现在回溯到过去的反省。”

青春岁月，意气飞扬，总是对未来充满美好遐想；迟暮衰年，意兴阑珊，总是陷于对过往的追思与缅怀。仿佛只有在追思与缅怀中，老病孤苦的日子才会榨出一点点生机和亮色。

夔州期间，杜甫的诗笔更像是撒进记忆之海的渔网，尽力打捞那些陈年旧事——陈年旧事有如陈年老酒，能带来短暂的安慰与迷醉。然后，庶几可以用来抵挡日益不堪的流年。于是，我们看到了《壮游》《昔游》《遣怀》这些总结平生、有若自传的长诗。

然而，无论怎样追怀，无论怎样留恋，对个人而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快意绝不会重来；对国家而言，“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的盛况已成过往。于是，回忆带来的短暂愉悦后，杜甫又陷入更深的忧思。

杜甫不仅用诗为自己立传，更为他人立传。这便是《八哀诗》。八个与杜甫同时或稍早的著名人物，杜甫与之或为至交，或曾谋面，或仅闻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之际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程千帆认为，“杜甫对这八位历史人物的回忆，是有他独特的体验的。这表现在，他不仅注意到他们才干的卓越和事业的辉煌，而且，还注意到他们的才智不被了解和事业难以发展的悲哀，这就是杜甫将这组诗题为《八哀》的原因。举凡李光弼的忠而见谤，郑虔的时乖运骞，李邕的被杖横死，张九龄的才高见嫉，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哀八公，非独哀其亡逝，大半皆有其不能尽用于时之戚。’”

每一个时代，即便政治清明、进退有序的盛世，也总有无数才华横溢者被遮蔽、被埋没。杜甫所写的八个人，可以说每一个的政治地位、家庭出身都远比他高，但是，就连他们也不能尽用于时，何况自己呢？在对八公的哀挽之中，隐然有杜甫潜意识的自慰。

如果说《八哀诗》立足于当世，为当世已逝者立传，并隐约表露自己的心迹，那么，同样在夔州写就的《咏怀古迹》五首，则把笔伸向了历史人物。夔州古迹众多，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亦不少，杜甫选择了五个：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和诸葛亮。

事实上，五人之中，庾信并没有到过夔州，夔州自然也无其遗迹。但庾信曾避侯景之乱逃往江陵，而江陵正是杜甫拟告别夔州后前往的地方，由是想起庾信也在情理中。此外，第一首虽涉及庾信，但更多的是陈说诗人的自身遭遇：“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庾信毕生为命运所驱，也曾颠沛流离，诚如其《哀江南赋》所称，“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时，杜甫也是暮年，可以肯定，杜甫虽然不见重于当时，但他的诗名还是颇大的，而他内心深处，更是对身后诗名的流传心知肚明。所以，他以庾信自比。

宋玉以悲秋著称。他出身低微，虽曾接近楚王，但并未见用，所以杜甫把他引为异代知己。王昭君本是绝代佳人，因不愿贿赂画师毛延寿而被故意画得很丑，多年冷落宫中，不得不出塞和亲。王昭君的埋没，也让杜甫看到了自己襟袍未开。事实上，三位古人就是三面镜子，他们照见了镜中的杜甫：在怀才不遇中渐入暮年，而希望不再有。

至于刘备和诸葛亮，此两人在夔州留下了颇多遗迹。尤其重要的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一直被后人视为可遇不可求的典范。杜甫毕生敬重、羡慕诸葛亮。诸葛亮能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个人才干之外，刘备的信任是另一个重要条件。

杜甫以诸葛自喻，可是，他永远没有遇到刘备。

秋天来了，夔州一带的长江两岸，风寒林肃，常有猿猴在高处悲鸣，如泣如诉，众山皆响。如同郦道元记录的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八年前，李白也听到过三峡的猿声。猿声同样凄苦，李白却快活无比，因为他遇上大赦，免去了流放夜郎的处罚，故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与此同时，杜甫从华州去官回家，带着家小流寓秦州。狼狈不堪的杜甫一直为李白担忧，一连三天晚上都梦见他。

与李白相反，八年后，同样的猿啼，带给杜甫的却是满腔悲愁与哀怨。斯时的杜甫老病在身，壮志未酬，生计日绌，不得不依靠柏贞节这样的小军阀混饭吃。更兼战乱不休，国事蜩螗，北望长安，家山难返。于是乎，猿猴的悲啼触动了诗人敏感而自尊的神经，故而下泪，故而掩袂，故而不断写到猿啼：“风急天高猿啸哀”“听猿实下三声泪”……

如今，三峡水位上涨，礁石与风浪密布的峡江已成一潭死水，两岸壁立的群峰因之平缓。公路盘旋入山，人家村落，比比皆是，猿猴只好逃往更深的大山。在一个喧嚣的时代，猿啼也不再从容。沿途，我看到两家办丧事的农户，面目相似的嵌有白瓷砖的农舍前，一些人点燃纸钱，一些人吹响唢呐，一些人围桌打牌。曾经的猿啼，化为乌有。

秋天催生了杜诗的巅峰之作——《秋兴八首》。

正如题目表明的那样，《秋兴八首》是一组由八首诗构成的组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结构来说，它们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人王嗣奭在《杜臆》中说：“《秋兴八首》以第一首起兴，而后七首俱发中怀，或承上，或起下，或互相发，或遥相应，总是一篇文字，拆去一章不得，单选一章不得。”

这是大历元年（766）秋天，暮春时由云安至夔州的杜甫在这座小城生活半年多了。去年，他到云安时是秋天，菊花遍地怒放，而现在，又一年的菊花开放了。丛菊两开，意味着时间在流逝。对一个五十多岁的多病老人而言，生命离坟墓又近了两步。杜甫出峡，原本是为了还乡，但是，丛菊两开，他还寄食殊方，孤舟一系。季节变幻，峡江波浪直涌接天，夔州城楼风云变幻。诗人伫立徘徊之际，耳畔传来一阵阵制作寒衣的捣衣声：

玉露凋伤枫树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

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

那时候，杜甫尚未接手东屯稻田，果园也没买，至多趁着天凉种种莴苣，而秋深之后，这些农事都停止了。客居无聊，思乡情切，杜甫常常站在孤城之上，遥看落日西坠。当夜色笼罩大地，秋后的天空明净如洗，亮闪闪的星子挤满天空。杜甫抬起头，寻找北斗星，然后顺着北斗星的方向长时间地怅望—那个方向，便是他日夜思念的京华。京华记录了他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狼狈与辛酸，但也记录了他“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的光彩和荣耀。尤其重要的是，长安是帝国的中心，是神圣的首都，他远大的政治理想，只有在那里，才有实现的可能。

怅望之际，山上传来阵阵猿猴的悲鸣。杜甫回想自己曾打算随严武一起还朝，却因严武暴死而成空；至于像从前那样到台省值班，更成画饼。恍惚间，远处女墙上，有人在吹笳，乐声传来，杜甫从沉思中回过神，他看到藤萝梢头的月亮，已经移照到了沙洲前的荻花上了。夜，深了，凉了。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

奉使虚随八月查。

画省香炉违伏枕，

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

已映洲前芦荻花。

……

有了柏贞节照料，应该说，杜甫一家的生活至少在中产以上。但是，对杜甫来讲，夔州仍是不宜久居的异乡。并且，与成都相比，这里还有更多不如人意处。

首先，夔州天气炎热。比如他到夔州的766年，夔州一带春旱连夏旱，数月未雨，江水枯竭，水中无行舟。杜甫本是北人，从未经历过南方暑热，他烦闷不已，晚上点根蜡烛也觉热不可耐，束根腰带竟有如芒刺。

令人感动的是，当杜甫困于暑热时，他却念及征夫戍子，感叹他们在烈日下劳作执勤，更加酷热难当——其情其理，依然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传达的浓烈的仁者情怀。

其次，当地的生活习俗也令他颇感不适。在夔州期间，长江中的一种鱼给杜甫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黄鱼。他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中说夔州“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就是捕鱼的鸬鹚，黄鱼是什么鱼呢？当然不是产自海洋的大黄鱼小黄鱼。《尔雅》郭璞注解说，“鳣，大鱼……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古代汉语词典》解释说：鳣，鲟一类的鱼。

由此可以确定，杜甫说的黄鱼，其实就是中华鲟。

奉节县秦汉时名为鱼复县，蜀汉时改名永安，以后两晋南北朝仍名鱼复，直到唐朝贞观年间才改名奉节。鱼复这个名字的来历，源于梅溪河东岸八阵图下面的沙洲。据说，下游洞庭湖一带的黄鱼每年溯游到此产卵，然后复返洞庭，故名鱼复。

中华鲟喜聚于河流入海口，每年秋季洄游，在江河上游的深潭或是水流湍急的岩石壅积处产卵。看来古人的记载诚不我欺。

今天已因稀少而列入一级保护动物名录的中华鲟，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却是一种非常滥贱的东西。不仅生活在长江之滨的人们顿顿以之为食—从“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诗句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杜甫对永远也吃不完的黄鱼颇为反胃。甚至，黄鱼实在太多——体长二三丈的黄鱼，几百上千斤，没有冰箱的年头，想要多保存几天也不可得，人又吃不完或是吃得生厌，只好用来喂狗。一方面，他赞美夔州雄奇的山水；另一方面，又对恶劣的风俗深恶痛绝。他总结为：“形胜有余风土恶。”

第三，夔州虽是川峡中最繁华的城市，但群山阻塞，仍然是远离京师的偏僻荒远之地。

第四，对杜甫优礼有加的柏贞节调离了夔州，舅氏崔卿翁暂摄州事仅三五个月，也离开了夔州。很可能，新任夔州刺史与杜甫并无交情，或是淡交，不再给予杜甫必要的照顾。

是故，虽然杜甫偶尔也有终老夔州的念头，但这念头总是一闪即逝。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想出峡，还是想回关中或河南。最不济，也要先顺流而下，到达荆楚再作打算。

就在这时，许久未联系的弟弟杜观忽然来信了。

四个弟弟里，小弟杜占长期跟随他。其余三个，杜颖和杜观，长期流落山东；杜丰则“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

客居夔州期间，杜观忽然给杜甫来信，并随后赶到夔州。兄弟俩约定：杜观返回蓝田迎接家小，尔后在江陵与杜甫相会。江陵既地处长江之滨，又距长江支流汉水不远，是由荆楚通往关中的要津。因此，当关中又一次陷入战乱，而杜甫回关中的愿望无法实现时，他希望和弟弟一起，暂居江陵，一俟战乱平息，就可从荆襄大道北返。

大历三年（768）二月中旬，杜甫一家踏上了东去的客船。临行之际，杜甫却“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毕竟，夔府孤城，他生活了一年又九个月。瀼西的果园，东屯的稻田，以及几处草堂，都倾注了他无限心血。他在这座小城里，有过属于自己的悲愁与欢乐，更有过属于自己的杜鹃啼血般的吟哦。

据浦起龙《少陵编年诗目谱》统计，杜甫现存诗作，从创作时间来看，始于二十五岁，止于五十九岁，共计一千四百五十八首。夔州生活近两年，作诗四百三十二首。此数据表明，夔州的创作时间虽然只占诗人全部创作时间的百分之六，却写出了占总数达百分之三十的作品。另据仇兆鳌统计，数字虽有小差别，比重仍然差不多。

尤其重要的是，夔州期间不仅作品数量多，质量也高。可以说，经过多年历练，诗圣的诗艺已趋化境，炉火纯青。比如黄庭坚认为，“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王十朋则说：“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

不论气质秉赋、个人旨趣还是人生追求，杜甫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大诗人都迥然相异。如果说李白与王维选择了逍遥，那杜甫就选择了拯救；如果说高适岑参倾向于事功，那杜甫就倾向于立言——这选择也许并非他的初衷，而是时代潮流与个人命运合力的结果。

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歌之集大成者，杜甫承受了一个文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他的悲苦、磨难，人生的诸般愁恨不遂，没有让他逃避或沉沦，而是付之以惊人的宽容和忍耐。儒家的温柔敦厚与道家的太上忘情如此对立又如此统一。

我们读李白或其他诗人的诗集，难以还原或比较难以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及真实心路历程。但杜甫不同，他的诗歌同他的生活以及他“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因之，唐人孟棨才在《本事诗》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