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花尾渡
文｜伍嘉祥
现在50多岁以上的广州人、珠三角人和港澳同胞大概还记得在秀丽的珠江河上悠然而行的花尾渡吧。到省城办事或回乡省亲夕发朝至，在宽敞舒适的花尾渡上安安静静地悠然闲看沿岸旖旎的田园风光、金波碧水、扬帆桅樯、唱晚渔舟和万家灯火，睡上一觉,翌日天亮便施施然“滑”行到埠，至今仍让老广们回味无穷。
花尾渡产生于清末民初，是当年航行在珠江下游的一种新式木质客货驳船（亦称拖驳船）。它产生的灵感来自19世纪中后期广州行商自用行乐的画舫。行商们为大利所诱，将私人行乐的画舫投入商业性客运，兼载少量货物。由于画舫平稳舒适惬意，颇受欢迎，收入甚丰，因而启发了航商、特别是拖渡航商的发财神经。于是一种综合西式客货轮层楼结构和无动力中式画舫特色的新型客货驳船——花尾渡应运而生。
花尾渡以浓郁的民族色彩而著称，船头彩绘一只貔貅，俗称“船头神”，以“镇魔压邪”；船尾则更为醒目夸张，用艳丽夺目的色彩描上海棠、牡丹、龙凤、麒麟等奇花异兽，寓意吉祥富贵；还按八仙过海的神话，画上蒲扇、莲花、葫芦、笙箫、宝剑等八仙所用宝物，以示神通广大，逢凶化吉。因其船体结构新颖，近看图像优美，远看色彩斑斓，所以广州人形象地称之为“花尾渡”，更有文人把它比喻为“浮游于水上的天鹅。”
珠江三角洲旧时已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发达，商旅往返历来活跃。清末民初，这里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相当高。在兴办民族实业的热潮中，城乡交流更为频繁，而当时铁路、公路尚在初步开拓阶段，被珠江水网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珠江三角洲各成孤屿，举步维艰，所托赖者仅凭舟楫，唯当时客货运输主要方式的水运是也。但是，当年珠江在广州以下能通行二三千吨级轮船的航道不足200公里，梧州以下的西江能通航千吨级以下轮船的河段也不过400公里；除干流外，许多水道都不适宜大轮船行驶，单行的小轮船载量又不大。不过，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交错，较宽较深的水道众多，水量足，水流缓，风浪小，尤其适合小轮拖渡的行驶。因此新式先进小轮拖带的无动力木质客货驳——花尾渡以其吃水浅、载客多、载量大的优势称雄珠江。
花尾渡采用浅水船的平底，仿照洋式客货轮船的模式建造；层楼结构是其最大特点，船上楼高三层半。由于层楼结构压力很大，便选用从东南亚进口的最坚韧的坤甸木装造船身，甲板用柚木，以增大承受力。花尾渡无动力机舱，腾出更多空间载运客货，一艘200吨级的花尾渡可载客200多人，载货几十吨。由于体形庞大，给乘客的活动空间很多；没有机器振动与隆隆噪音，完全是在水面上滑行，因此异常安静平稳，这两点最为人客受落，至今仍津津乐道怀念不已。笔者年轻时曾在花尾渡上干过一阵子水手工作，既享受过它安稳平静的特性，也因其庞大无动力的体型与笨重，在狭窄河道调头或拐弯时的笨拙而异常辛苦。“花尾渡”独特的拖驳船体结构，令它每次靠岸或是开出，都要“拍拖”一次。起航时，拖轮与“花尾渡”驳船以“拍拖”的形式相系并行，把驳船先带离码头，到了宽阔的江面，再改“拍拖”为“吊拖（拉拖）”。同样，将要靠岸时，拖轮减速，船工把牵引的缆绳解开（甩拖），让后面的驳船利用惯性向前靠到拖船边；靠好后，船工迅速用缆绳把两船相系并行固定好，拖轮再发力把驳船推向码头。后来，这一航运用语———“拍拖”、“甩拖”便衍化成粤语地区男女之间谈恋爱的代名词。
“花尾渡”无汽笛，每当转弯时，前面的拖轮便短促地“呜！呜！呜！”鸣三声汽笛，后面的“花尾渡”便以“当、当、当” 三响清脆的钟声回应。每过中途乡渡站，“花尾渡”并不停船，只是放慢速度。这个时候船工拉开船舷旁的铁链，用带钩的竹竿把送客上落的小艇拉近，名曰“执驳艇”。待客人上落完后，“花尾渡”再以“当、当”两响，放开小艇，继续前行。因此只有乘坐过花尾渡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
抗战胜利初期，珠江下游客货运输量骤增，船舶短缺。这时成本较低、经济效益较好的花尾渡便乘时发展，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五大航线（即广州至梧州、至肇庆、至江门、至三埠、至石歧）及下游地区的诸多航线。到1947年花尾渡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共有40多艘，而且制造工艺和性能也达到更高水平。老一辈的广州人大概还依稀记得60多年前——“新兴利”、“西江皇后”、“新岭东”、“悦来”、“新兴记”、“大华安”、“新发利”、“新联发”、“新联泰”等等花尾渡的名号吧。色彩鲜艳，美仑美奂，虹管彩灯电风扇，厅楼阔大可放电影跳舞。船上的内部设置糅合了洋式客轮的形式，既有大通道、大统铺，也有高级厢房，还有浴室、卫生间等近代生活设施，通透敞亮，雅致舒适。
昔日从羊城长堤西濠口上船后，只见人头涌涌，到处堆满行李，顷刻间餐楼、大舱的上下统铺人声喧嚷，加位的帆布床也开得七七八八，整条船热气腾腾如煮沸一锅粥。 开船前，小贩把装有香烟、糖饼的“小藤箱”挂在胸前，穿梭叫卖。同渡一舟多是乡里邑人，认识的、不认识的，耳边总是乡音浓浓；赤膊的汉子蹲在铺边大口抽着“大碌竹（一种水烟）”，邻铺并不相识的女人袒乳哺婴，互不尴尬羞涩，也无人见怪，在乡间本来就是如此嘛。这时的花尾渡在邑人的眼里仅仅是家门口的乡渡而已。但安顿下来，一眨眼却又变成有如市井坊间——麻将拍拍、纸牌立立，粤讴浅唱、丝竹萦耳，棋盘厮杀喊将军，讲古佬（说书）口水花喷喷，“赠你两句”的睇相算命先生却是口若悬河，甚至推销丹散膏丸的“卖武佬（武师）”也不甘人后拍红胸口，各色人等，济济一舱，甚为“墟撼（热闹）”。有钱的有身份的商贾官家还有名流文士，来往省城与乡县除了“花尾渡”恐怕别无蹊径，不过他们也可以避开大统仓的“墟撼”喧闹，在最上层的厢房里惬意享受清风明月、如画江山。
“开饭啰！”——肥“叉烧”、草鲮鱼、家乡扣肉、豉汁排骨、三埠炆鹅、石岐乳鸽、新会陈皮鸭、鲜味白切鸡、咸鱼蒸猪肉、虾膏炒通菜，即便是廉价的家乡碟头饭也是风味独特喷喷香，还有售卖各地的九江煎堆、西樵大饼、大良蹦沙、古劳面豉、南乳花生、广海虾酱……“知味有乡亲”啊！真个是浮动的“水上皇宫”。区区十丈之舟，竟能夜夜演绎市俗众生相的活剧、浓缩市井百态面面观，试问此景何寻？如此新奇独特、乡情浓郁的花尾渡之旅能不回味乎？
新中国建国前，珠江沿岸劫匪觊觎花尾渡，所以船离岸时，往往捷克机枪一轮哒哒哒哒向天空扫射，向沿江“大天二”示威后漫天纸钱在船尾飞舞飘扬，让孤魂野鬼饱餐一顿以助顺风顺水。旧时船东大多向沿江“大天二”事前疏通，给了“买路钱”的，但也有一些心不厌足的劫匪觊觎“肥水”，经常对这些行驶不够灵活的花尾渡进行两边夹击，得逞后登船掳人勒赎，甚至杀人越货。航运商担惊受怕之余，遂召开行业联席会议，决定斥资购买枪支，招募人员，组成护航队，实行武装护航。每一航次，总共有四艘以上的花尾渡首尾相顾、前呼后应地通过危险地带，成为中国民船航运史的一大奇观。笔者在船上就曾听师傅说过：旧时从番禺入顺德处的“火烧头”一带劫匪尤为猖獗。
广州解放前夕，劫匪乘乱铤而走险，一帮由“七九”步枪和“大头六火(旧式六发手枪)”武装起来的劫匪，在顺德县容奇镇附近的狭窄河道中伏击一支四船联航的花尾渡。不过这回劫匪们倒了大霉，当时的船舶公司实力雄厚，早在花尾渡的顶层埋伏了轻机枪，护航队的长枪短枪一齐开火，轻机枪更是居高临下大显威风。这一役劫匪遭遇重创，死伤不少，据当年行走省河的老船员回忆，竟使当时的容奇镇棺材脱销，人心大快。
一个世纪以来，海外漂泊半生回乡寻亲的“金山伯”，公干采办、转折换乘的官贾商旅，负笈省城的四乡学子，在外劳碌揾食、逢年过节返家慰亲的邑人，大都有过花尾渡上的甜美之梦；而知青上山下乡年代，花尾渡又不知载去了多少离人辛酸的泪和父母破碎的心。上世纪60——70年代全省的花尾渡统以“曙光”冠名，并统一髹上草绿色，美丽的“花尾”荡然无存，大部分花尾渡码头也移师大沙头。以前船上各色行当的喧嚷“墟撼”已不复见，但仍为珠江水路客运的主力。随着时代步伐与社会节奏的加快，单行大马力更快捷的水泥船、钢质船的相继大量投入营运，步履蹒跚的花尾渡逐渐落伍淡出。经济的发展，使河道上的船只不断增加，而拖驳结构的“花尾渡”占用了较大的航道空间，特别当它转弯时，其它船只都要避让，不利于河运的效率和船舶的航行安全。同时，“花尾渡”的驳船船体高大，重心不稳，自身又没有动力，抗风浪能力差，黯然引退被历史封存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80年2月27日凌晨， 最大、最坚固号称“花尾渡之王”的“曙光401”在台山水道遭遇雷雨大风袭击，前后才两分多钟便全船翻沉，死亡301人。为此航速缓慢的“花尾渡”被陆续叫停。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0日，是花尾渡的“天鹅之别”、“谢幕之航”。那天江门——广州航线的“曙光３０１”船上为声鼎沸，白色、黄色、红色、紫色灯光相互䊘射，仿如一座璀璨的流动海上浮宫，乘搭这个航班的旅客大概一夜无眠，相伴同行“护送”花尾渡退出历史舞台。从此独具两广水乡特色的 悠悠花尾渡大半个世纪的航迹便荡然消逝在珠江茫茫烟水间。有乡人为之赋诗：“滚滚珠江尽向东，几番尘梦几番风。话别去来花尾渡，心波摇影见慈容”，“火船力尽似哀鸣，拖过辛酸两岸青。时代轻舟从此换，不须惆怅旧风情”，情真意切，足见花尾渡在粤人心目中难以割舍的美好情愫。可惜岁月未留痕，美丽的花尾渡“退役”下来，竟一艘不留以作文物，殊为惋惜，亦感唏嘘！
40年过去了，荡漾着粤韵乡情的花尾渡已渐行渐远，遗落在广州人口头上的花尾渡相关航运术语“拍拖”、“甩拖”也早已演化为男女恋爱时的用词。时代在进步，物事在更新，“花尾渡”已不仅是曾经的物事，而且还是一份乡愁、一段值得缅怀的历史与人文、一方乡土的集体记忆和民俗特色的鲜明印记，如今更被后生们演变为某种文化的标签。它作为岭南珠江文化的物证和桑梓曾谙之旧事，在老一辈粤人、港人、侨胞心中的情愫始终挥之不去，风韵犹存，堪值珍藏！
伍嘉祥，满族，文化学者，散文作家，旅游策划及文化传播资深人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旅游文化传播协会常务理事，广东民俗文化协会理事，广州市滿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国内大陆及港澳地区报刊发表论文及散文200多篇。著有《无为而歌》《行成于思》《多彩海丰》《从化行》等多部散文集和旅游文化书籍；主持编纂、编撰《驻粤八旗史料汇编》、《花城旗语》、《粤海滿韵》等满族文史研究学术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