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西川说，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疯子，更不缺伪装的疯子，而是缺伟大的疯子。他还说，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张执浩说，成为一个诗人意味着，你必须永远忠实于“语言囚徒”的身份，但又要不断地成为一个“越狱者”，对“诗歌腔”的剔除，或许是我们完成越狱的重要一步。来，读读两位诗歌名家的“诗说”。
西川，原名刘军。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徐州，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自八十年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与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出版作品有《西川诗选》《虚构的家谱》《让蒙面人说话》等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这个世界并不缺疯子，更不缺伪装的疯子，而是缺伟大的疯子
西 川
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疯子，更不缺伪装的疯子，而是缺伟大的疯子。佯装的疯狂更近似追名逐利的表演，殊不知真正的疯子早已拉上了人生舞台的帷幕。
如果你想见识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如果你不怕被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所纠缠和折磨，如果你还有点把握能坚持住说得过去的思维能力，以便看得出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的稀奇古怪之处，那么你就写诗吧。
在多数人看来，写诗是件容易的事：一张纸、一支笔、一点灵感，一点青春就足够了；但我要对此稍做补充：诗歌写作可能像个黑洞，它会把你吸入其中。一旦你开始写诗，你和世界的关系就有了变化，世界本身也改变了：黄色的橘子变成了蓝色的，而蓝色的天空变成了红色的。你觉得你好像被施了魔法，你的场也变了，你的光晕也变了，你觉得你就要发疯。这时，你不知道，疯子们在朝你靠近和聚拢。疯子们都是些敏感的人。他们发现了你的场的变化。他们心想，那是什么？那儿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于是他们就来了。
来人在我面前坐下，却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他的脸已经憋红了，他脸上的疙瘩一粒粒涨得像石榴籽。我以为他见了我紧张，以前也曾有人在我面前紧张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所以我把脸转开，不看他，好让他放松。他叹口气，说：“我要跟你谈点儿大事。”噢，他不结巴，我自作多情了。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开口说话：“中国诗人全都太小气，太没出息，上不知天，下不知地，只能写写身边小事。”我想他是把我也包括在了“没出息”的诗人中。面对一个瞧不起我的人，我尴尬地问他都读过哪些人的诗。他说他没读过多少诗，因为他的家乡(宁夏某地)文化闭塞，找不到什么书。然后他反问我，难道一个人非得读过许多诗才能写诗吗？他问得对，但我没法回答，于是我们沉默下来。他忽然用力地说：“现在我的脑子已经飞到了九大行星的边缘！”
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虽不知道九大行星的边缘在哪儿，但显然坐在我对面的是个胸怀宇宙的人。他开始谈论宇宙、宇宙的毁灭、诗歌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等等。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没边儿，把我这点儿正常的思维能力全唤醒了，自然我们也就越谈越拧。他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质问我是不是一个诗人，否则怎么会不理解他的话。话说到这个分上，我也有点忍不住了，我只好警告他：“你不要弄得比我还有个性！”
像这种“脑子飞到了九大行星边缘”的人我还见过几位。有一位来自山东，是海子的崇拜者。海子去世以后他跑来找我，说要写《海子传》。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唯一的沟通者。”就这两句话便使我决定不能信任这个怪物。他问我练不练气功。我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我说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他急了：“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顿！”我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的确有人说过我头上有紫气上升，在河北邯郸），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练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
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我时常在内心向海子默祷：海子老弟，别再让你那些疯疯癫癫的崇拜者再来折磨我了。他们崇拜的是你，可他们纠缠的是我。他们既不懂你的诗歌，也不懂我的诗歌。他们只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由于这些家伙，“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可疑的人，已经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但海子看来还是要把他的玩笑继续跟我并下去。
一日我在家中坐，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位神色慌张的陌生人站在我面前。“可找到你了！”他像找到了组织。我把他让进屋，但想不起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他提醒我记不记得一年前的一天傍晚，他拿着刚从书店里买来的《海子诗全编》等在我学校的门口要我签名。哦，是有这么回事。那天天色已晚，我从外面返回学校，被他叫住。当时我为他居然在校门口等了我三个小时而感动，便借着学校传达室的灯光给他在书的扉页上默写了一段海子的诗歌……见我想起他来，他不再慌张，他开始说服我确信我们上次见面和这次见面都是天定的事。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要给我讲点儿不一般的事了。
果然，他问我：“你能不能安排我见一下赵朴初？”我怎么可能安排他见赵朴初？我自己都没见过赵朴初。“你怎么可能没见过赵朴初？”他不信，“你们都是文化人，又都住在北京！”我承认他这话说得还有点儿逻辑。“可我真不认识赵朴初。你要见赵朴初干吗？”他说那次我们见面之后他回到家乡陕西某地。有天晚上他忽然记起了他的前世，他把天地间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了，也就是说他开悟了。他家乡的和尚建议他到北京走走，所以他决定到北京来找赵朴初面谈。见我一脸疑惑，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对往世、来世之类的事一无所知。“那天我找你签字，海子就站在你身边，你没看见？”我说没有。他不信。我说了一百遍没有，他大失所望。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我走了”，但没说“再见”。他似乎不屑于跟我这个俗人来那些俗套套。他走了,带着一脸不屑。他那张慌慌张张的二十四五岁的脸表明他怀里揣着个大秘密。
从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称这些人为“诗歌疯子”。但是现在，经验告诉我，这些人不是疯子，充其量是些假疯子。假疯子待人接物的法宝之一是，一见面先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觉得他不一般，你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每句话。他把他的观念或幻觉强加给你，使你的礼貌、你的教养、你的基本理性因为失灵而显得可笑。由于长期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氛围之中，我并非不曾体验过，我并非不能理解诗人、艺术家那种来自生命核心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患上幽闭症，就会表现为具有破坏、颠覆倾向的疯癫和臆想。这种疯癫和臆想对于艺术、思想上的创造力的好处，已经通过它们作用于格列柯、尼采、洛特雷阿蒙、梵·高、策兰等人。当然，精神上的疯癫一旦变成病理上的疯狂，使得基本的思想能力遭到破坏，疯癫或疯狂的魅力也便随之消逝，在这方面，晚年的荷尔德林是一个例证。
如果上述各位算得上真疯子的话，那么在真疯子和假疯子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差别：首先，真疯子并不以疯癫为荣，反倒是那些假疯子努力向别人标榜自己的“疯癫”。其次，尽管真疯子和假疯子都有自大和谦卑的两面，但真疯子从不以自大来掩饰谦卑，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得像耍阴谋一样给你来个下马威。第三，除非他们精神上的疯癫变成了病理上的疯狂，真疯子的疯癫总是对事不对人，而对于所爱之人，他们温和一派，对于陌生人，他们冷漠有加。第四，真疯子的语言方式是自言自语，他们外向的暴力时刻来源于他们高度的幽闭，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不是以语言为手段的侵略者和征服者。
我见过的真疯子不多，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个女人，山西太原人，三十来岁，有些文化，写诗，可以用“姣好”来形容她的相貌。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改稿会上见过一面。那天我讲完课，一些学员来找我留地址。待学员们散去，她走上前来对我说：“您讲的课对我很有启发。能不能请您给我的几首诗提提意见？”她把几首诗摆到我面前，我看了看，并不太好，一般文学青年的水平。我提出几条意见。她说“谢谢”，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一条钥匙链。“我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您，您能收下吗？”钥匙链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又见她很诚恳，我便收下了。
我本以为这是一个极普通的钥匙链，没想到收下它我便也收下了这个姣好、诚恳的女人的有病的大脑。半年以后，当我已忘记了这个女人时，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本女王现诏你进山西，封你为伯爵”。她的信是由当时在《诗刊》工作的批评家唐晓渡转给我的。我把信的内容讲给他听，他说他也收到了这女人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也诏他进山西，也要封他为伯爵。我提起半年前这女人曾送我一钥匙链，他说这个女人当时也送了他一个钥匙链。于是我们俩 “伯爵”在文联大楼里不禁哈哈大笑。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的东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
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
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间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从未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
疯子并不使人厌烦。他们是一些精神上的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谁又不是失败者)，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理智健全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有的成了名，有的没成名。他们太了解在诗歌圈子里如何打界外球。他们太了解如何把自己打扮得超常一些。他们按照李白、柳永、雪莱、拜伦、波德莱尔的样子来设计自己。他们肯定，不疯不癫就不叫诗人。看看看看，诗歌毁了多少人啊！在我刚开始写诗时，我也迷恋过超常行为。我曾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把超常的行为举止作为热情来看待。结果我过高估计了某些人。那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而仅仅把”超常”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这种“归结”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
不错，在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古人称兼备此两者的为“狷介之士”)，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那么这超常的生活方式便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在这个时代，生活方式成了头等大事，不论对于诗人还是其他人，均莫不如此。生活方式在整个文化中地位的浮升，意味着生命本质的消散和思想精神的崩溃。这样，在一部分人眼里，文学就成了对于生活方式的书写，超常的文学就成了对超常的生活方式的书写，而为了写超常的文学，生活方式便必须超常，生活方式超常了，文学还能不超常吗？一个写作与生活的怪圈由此形成，这导致了对于生活本身的遮蔽。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人的诗意的栖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何谓“诗意”？是超常的生活方式吗？由于人们对“诗意”的不同理解，“人的诗意的栖居”实际上是一句废话。在“诗意”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敲你的门，你就记住：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张执浩，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和《欢迎来到岩子河》，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先后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十月年度诗歌奖、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等奖项。
真正优秀的诗人都在尽力摈除“诗歌腔”
张执浩
一
重新激活我们的内心世界，落实到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就是要让我们笔下的每一个词语都具有一种起死回生的能力，这能力有如黑暗中的钨丝，唯有充沛的情感才能将它唤醒，让它产生光亮。所谓“如谜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马一浮），意味着，诗歌的语言必须具有洞察世道人心的力量，始于召唤，止于认领。好的诗歌既可以是“春雨润物细无声”的，也可以是“平地一声春雷响”，但这样的“好”，如果没有写作者充沛的元气灌注，就往往会流于浅俗。
你必须始终恪守诗人的本分，专注于词语内部的能量，提取，锻打，铸造，最终让你获得“下笔如有神”的酣畅之感。在这个喧嚣聒噪的时代，要求每一位写作者都能守住自己的“精气神”，肯定是奢望；即使部分守住，也并非易事。但如果守不住，又怎么能够指望你写出具有洞见的诗篇？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谜者、梦者、仆者、病者也将因为诗歌重新爱上这人间。
二
直面当下生活的能力，对更多的写作者来说也许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曾经引用过多年以前在某位意大利作家那里读到一句话来谈论诗歌，那句话的大意是：诗歌是上帝曾经允诺过我们却一直没有兑现的那些东西。在我看来，直面当下生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充满普遍缺憾的人生处境。一个说话并不算话的上帝，一个健忘的上帝，也许是太过忙碌的上帝，他是我们所有“信”的根源，也同样是我们所有“不信”的根源，我们所有的疑虑均来自于此。
问题是：那些东西究竟是哪些东西？诗人的敏感性体现在他对完美性的追求之中，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诗人总会天然地担当起觉悟者和批评者的角色，他的所有“旷野呼告”似的吁求，其实都是对生活、对人之为人本身的提问。
诗歌写作者必须让自己的语言脱离表象的抒情，直达幽冥晦暗之境，在那里产生出光亮来，达到照见的效果。照见即目击，但仅有目击是不够的，还有目击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唤醒和确认。诗意的发生往往出现在“看见”与“说出”那一霎那之间，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因此，它要求诗人必须始终保持高强度的专注力。
漫不经心或旁逸斜出只是一种写作上的语言策略，实际上，没有哪一首成功的诗歌是写作者在心智涣散的情景下写出的，所有的好诗都依赖于诗人能量聚合时的瞬间迸发力。一般来讲，诗歌的情感强度越大，诗意光亮就越显明；反之，就越暗淡。诗人依靠情感强度来冲击诗意的极限，冲击力的大小终究还得看语言的钻头，只有精准密实的语言才有金刚钻的效果。
三
“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理睬大多数诗，是因为大多数诗不理睬大多数人。”按照伊格尔顿绕口令似的说法，诗歌走到如今这种境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现代人已经逐渐丧失了对现代诗歌的细读热情，或者说，找不到进入诗歌的内部通道。
“鬼打墙”似的写作在眼下如此普遍，它在不断消耗诗人自身肌体的同时，也难以得到外部生命的有效滋养。诗歌作为人性中最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元素——热情——即将消逝殆尽，丧失了召唤的力量，也失去了让人亲近或亲近人的愿望。在这样的处境下，写作已经偏离了我们的初衷，写作者也渐渐与表演者无异。但我始终相信，诗歌仍然是一种“永在”的艺术，诗人终其一生仍然是那个用血肉之躯穿越重重迷障、阻遏，最终抵达诗并加以指认的人。唯其如此，才能凸显出诗人存在的价值与真义。
有效的写作将努力廓清我们与时代，生活之间关系，并将某种“无能的力量”灌注其中，以此重建人活于世的无奈感与信任感。有效的诗歌也将在这种悯人与自明中充满洞见的力量，让无望者徒增生活的信念，让有望的人怀着谦卑更加小心地走过人境。
而实现这一切，终究需要我们相互提醒：慢一点。因为，慢才是一切美诞生的前提。
四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真正优秀的诗人都在尽力摈除“诗歌腔”——将那些自以为是诗的东西从文本中清理出去，将那些原以为无法入诗的东西尽可能地纳入进来——这样的工作是危险而又充满诱惑力的，但唯其如此，诗歌写作才是一项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在我看来，每一位写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自带着这样一副腔调，因为它的存在可以让人感觉踏实，这种审美的惯性在很多人身上会持续一生，而对于另外一些警醒的诗人而言，他将不停地反抗自我，以期实现对自我的重塑。
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而言，诗歌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这项工作真正专注的是对诗人形象的塑造。即，诗人通过持续不断地写作，最终完成对诗人个体形象的塑造。独特，清晰，历历在目。按照废名的说法，“你是诗人你便可以写诗……，但你如不是诗人，你也便休想做诗！”这样的论断尽管有些刺耳，会让人感觉不适，但或多或少地逼近了诗歌存在的本质。成为一个诗人意味着，你必须永远忠实于“语言囚徒”的身份，但又要不断地成为一个“越狱者”，对“诗歌腔”的剔除，或许是我们完成越狱的重要一步。
写作的真相在于，从来就不存在所谓“安全”的写作，只是因为懒惰，因为勇气的丧失，才造成了我们面容的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