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讲述一个传奇的卧底潜伏故事:陈达之谜。
陈达,是国民党军统江西站的副站长,军衔少将。
只要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对“军统”这个词很敏感。这个全称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单位,是国民党政府的两大特务机构之一。
军统江西站的副站长,无疑是一位资深谍报人员。
1949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以省主席程潜为首的湖南社会各界,此刻正在酝酿着湖南和平起义。
然而,国民党当局依然企图负隅顽抗。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布置了一个暗杀计划,被列入暗杀名单中的,无一不是湖南军政各界要人。
1949年的那个夏天,这份名单上每一个人的生死,牵动着湖南几千万黎民百姓的命运。
卧底人生——陈达之谜
在湖南知青网上,有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名叫枫林过客,文章的名字叫做《我的军统父亲》。
文章很感人,字里行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缅怀。作者的真名叫陈卓,其人已于2009年过世。他笔下的父亲,名叫陈达。
我通夜无眠,胡思乱想。随着眼泪溢出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丝对父亲的怨恨来。父亲啊,你什么职业不谋,偏偏去沾“军统”这二个字!
——摘自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阅读陈卓的文字,岁月悄然翻过。
为了寻找那段历史的真相,小编找到了湖南省参事室,这里是陈达事业的终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陈达的一本泛黄的手稿,长达50万字。
历史翻向了1949年的那个夏天。
一、暗战长沙
1949年6月,湖南长沙乐陶旅社三楼贵宾房,烟雾缭绕,一男子正焦灼地在室内走来走去。让服务员奇怪的是,这位客人已经入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几乎终日闭门不出。偶尔会有人来拜访他,可每次都是房门紧闭,从未传出交谈的声音,极为神秘。
6月10日这天,服务员正在打扫楼道,贵宾房的门突然开了。难得一见的神秘客人刚好送一位中年男子携手出门。两人握手道别时,服务员听到了神秘客人的声音,听口音有点像江浙一带的人。
服务员没有听错,这位旅客正是浙江舟山人。他的名字叫毛钟新,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机要秘书。
程潜、陈明仁准备湖南起义,毛人凤派毛钟新到长沙准备暗杀部分人员。此时的毛钟新已信不过军统长沙站,毛人凤派毛钟新过来直接暗杀准备起义的相关人员。
钟德灿,《湖南和平起义秘闻》一书的作者,陈达老人在世时,他曾在陈老家中待了近一个月,和陈达详细聊起过那段波诡云谲的战争岁月。
1949年,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我政策感召之下起义投诚,蒋介石感觉到,程潜似乎正在湖南积极谋划着“局部和平”,于是密令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派毛钟新秘密潜入长沙,对可能起义的湖南要员实施暗杀,绝不能让湖南再出现第二个傅作义。
暗杀小组公开的名义叫“湖南政局侦防组”,拟定的暗杀名单共有十多人,全是湖南军政各界的要人。
钟德灿:“毛钟新成立暗杀小组的消息,被张严佛知道,他对毛钟新的行踪比较了解,张严佛支持起义,所以准备制止毛钟新的暗杀。”
毛钟新奉命来到长沙后,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踪,入住乐陶旅店后就闭门不出,通常都是湖南站的站长夏松、唐光辉等人来旅社汇报工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手相当厉害。那是军统元老,时任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的张严佛。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已经当上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曾经也只是张严佛手下的一名普通科员。
暗杀小组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行动的人手,可此时在湖南的军统实力,几乎全部被张严佛牢牢掌控,毛钟新找不到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人。
一筹莫展之际,意外出现了。在乐陶旅社门口,毛钟新偶遇了自己的老同学,湖南醴陵人陈达。
1913年,陈达出生在湖南醴陵。
抗战爆发后,24岁的陈达投笔从戎,先是加入了国民党第62师担任文书,后考入“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 情报系。这个训练班,就是著名的军统“临澧特训班”。
临澧特训班为何著名呢?这个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班主任是军统头子戴笠,教官是著名的军统特务沈醉。它是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这里面的很多学生,后来也成为了军统的骨干成员。
陈达就担任过军统江西站的代理站长。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侄子毛钟新,同样也是在这里毕业。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这是临澧特训班的班歌,歌词是军统特务蒋镇南从纳粹德国党卫军军歌演绎而来。
能够被班主任戴笠看中,选为军统特训班班歌,主要是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
在戴笠看来,这句话是博取蒋介石信任最好的工具。
其实,父亲在特训班的学习已经昭示了他一种命运的转折:他不再是那种芸芸众生中的谋食之辈,他是作为管理国家之器的军统之一员。他必须绝对服从上司的指示,义无反顾地去与各种“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与死敌共党相搏,与日寇相搏。
——摘自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陈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到,位于常德临澧的这个军统特训班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洗脑”,即着重学习针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污蔑歪曲、颠倒黑白的“党派分析课”。
专业学习中,则由副主任余乐醒主讲的“特工常识”,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
陈达所学的情报专业,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要学习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跟踪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课程。
从临训班结业后不久,陈达被分派到江西的日寇占领区,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依靠自己努力,陈达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军统江西站负责人。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演变为保密局,陈达逐渐脱离军统队伍。
1949年,他出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衢州情报搜集所少将主任。
陈达和毛钟新是临澧特训班的同班同学,上学时两人感情就不错,毕业之后也经常保持着联系。
1949年夏天,当毛钟新奉命潜入湖南,试图暗杀程潜等人,却遭遇重重困难之际,能在长沙遇上老同学又是湖南人的陈达,在毛钟新看来,无异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不过,毛钟新并不知道,与陈达在长沙街头的这次相遇,其实并非偶然。这次偶遇的设计人,正是毛钟新所害怕的对手,张严佛。
1949年6月10日在长沙乐陶旅社遇见陈达后,毛钟新一把将陈达拉进自己房间。虽然说是他乡遇故知,但毛钟新依旧没有放松警惕,疑惑地向陈达问道:
你不是在浙江工作吗?眼下时局紧张,听说浙江的人都要撤往台湾,你怎么跑回湖南了呢?
陈达以回湖南探望父亲为借口,又以找住的地方接近了乐陶旅社。
听完陈达的解释,毛钟新的疑惑消失了。他突然想到,自己负命来到长沙,但毕竟人生地不熟,把握不大;陈达虽是湖南人,但多年未在湖南工作,与湖南官场渊源极小,又是军统身份,何不请陈达帮自己参谋一下呢?
想到这里,毛钟新从一刻也不离身的皮包里,拿出了一张写有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的名单,交给了陈达。
陈达拿着名单一看,悄悄记住了上面的名字,程潜、唐伯球、程星龄、唐生明、邓介松、萧作霖、陈云章、张严佛等,共计十多人。
毛钟新很高兴陈达来长沙,准备让陈达帮助他在长沙展开暗杀工作。毛钟新指出,刺杀程潜的最佳方案就是找到一个内应,在程的住处放置定时炸弹。
但让毛钟新苦恼的是,人生地不熟的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和方法来执行这项绝密计划。
陈达当场表示,他很感谢老同学的青睐,但这件事自己爱莫能助,毕竟他不在湖南好多年了。陈达建议毛钟新让他帮着做些参谋工作。
毛钟新一想也对,便不再强求。得知陈达还要在长沙小住几日,毛钟新特意安排陈达一同住在乐陶旅社。
其实这个邀请,正中陈达的下怀。
钟德灿:“这一来正中陈达下怀,因为可以就近监视毛钟新的一举一动。当下陈达就表示同意,并说去为父亲买几服药,寄往醴陵之后立即返回。”
两人告别以后,陈达在城里去了药店,出来又转了几圈,确认无人跟梢后走进了北正街一户人家。
这里有人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
此人,正是让毛钟新忌惮三分的张严佛。
原来,毛钟新潜入长沙的消息早已暴露。
考虑到毛钟新背景深厚,不能就地逮捕,以免打草惊蛇、暴露湖南和平起义计划,准备起义的张严佛等人,想到了毛钟新的同窗好友陈达。
一则陈达是湖南人,又兼张严佛同乡好友,知根知底可以信任;二则陈达又是毛钟新的好友,不在湖南工作,不会引起毛钟新的怀疑。靠陈达来打探毛钟新及其他军统顽固分子的计划,可能会有效果。
基于这些考虑,张严佛给陈达去电报,将他叫了回来。
正是这封电报,改变了陈达一生的命运轨迹。
对于1949年夏天的这次转变,陈达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9年6月初,我赶回长沙,张严佛、刘炳文秘密对我讲了湖南程潜、陈明仁已决心起义,在长沙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也准备跟随起义。劝说我莫去台湾,一道参加起义活动,向我转达了地下党员余志宏、李石静等人讲的党的既往不咎,立功授奖的政策。
父亲仍是顾虑重重,考虑自己身陷“军统”多年且身份非同一般,恐怕自己难以让我党相容。但张严佛极力说服父亲并拿出与我党接触的信件给他看。父亲经过一夜深思熟虑后,终于找到张,表示决心拥护颂公的长沙和平起义。
——摘自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就这样,陈达正式登上了风云翻滚的湖南和平起义的历史舞台。
在取得毛钟新的信任之后,陈达几乎天天都待在乐陶旅社,就近监视毛钟新的一举一动。同时也在暗自思考着,如何彻底破坏毛钟新的暗杀计划。
随后,文学造诣颇高的陈达,草拟了一封恐吓信,寄给毛钟新。
信的全文如下:
钟新先生,玩火自焚,古有明训。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洪流而动者必灭顶。望先生悬崖勒马,速离长沙。否则,当心先生脑袋!
钟德灿:“当时,刘炳文还想将脑袋二字改为狗头。张严佛说 那就不必了吧 写好信之后 就请刘炳文的太太誊抄一遍 从邮局给寄了出去。”
第二天下午,这封信到了毛钟新手里,刚好陈达就在毛钟新身边。
毛钟新看完信后,对陈达说道,我有急事需要到别人家去一趟,晚饭就不回来吃了。说完便匆匆离去。
没想到,毛钟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在年届耄耋之年时仍能清晰地记忆起当时初与毛钟新第一次交锋时的情景,不禁哈哈笑出了声。粉碎了毛钟新的“暗杀计划”,充分保证了长沙和平起义得以顺利进行。
——摘自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毛钟新离开长沙当天,便逃到了广州,暗杀计划也随即中止,长沙和平起义最终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获得了成功。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但此时湖南的局势却并不明朗,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尚在衡阳;白崇禧三十万军队盘踞湘中、湘南一带。
地处西南的广西又是白崇禧的老巢,一向以保甲组织严密、地方民团自卫武装力量较强而著称的。因此,向广西进军,解放大军需要作好充分准备的。
为此,湖南地下党组织曾找到张严佛,询问在广西方面可有策反对象、作为内应人员没有?这一次,张严佛再次想到了陈达。
在张严佛的推荐下,陈达接受了我华中局的任务,奉命跟随白崇禧的部队前往广西潜伏,刺探白崇禧部队的军事情报,策反白崇禧部的军政人员。
陈达的这次广西之行,后来得到了四野司令部的嘉奖,并称陈达为插入白崇禧内部的一把尖刀。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关注《卧底人生——陈达之谜》。
1949年夏天,军统少将陈达弃暗投明。在其策应和帮助下,我地下党和湖南起义将领,得以顺利摧毁国民党反动派针对湖南和平起义领导人的暗杀行动,湖南和平起义因此得以顺利进行。
长沙解放后,白崇禧率三十万大军撤往衡阳,背靠他的老家,广西。广西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老巢,白崇禧曾扬言,即使湖南全部丢了他也不怕,因为广西是他经营的老巢,他有信心在此逆转乾坤。
不过,让白崇禧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夜色下的一道神秘电波,会将他的一举一动,暴露无遗。
更让白崇禧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生命其实一直掌握在解放军的手里。因为在他身边,就在白崇禧司令部内,潜伏着我党的一把尖刀。
二、神秘电波
1949年8月,酷日当头,一位头戴宽沿草帽的年轻人,从衡山方向向衡阳走来。他神情疲惫,衣衫褴褛。
在过警戒关口时,年轻人告诉宪兵,长沙已经是我党的天下了,他不得不逃往衡阳,投靠亲友。
这个谎称来衡阳投靠亲友的年轻人,正是陈达。
此趟奔赴衡阳,陈达其实携带着一个秘密任务——策反自己的老部下,刘万寿和孟繁章。这两个人此时正在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部任职。
钟德灿:“陈达抵达衡阳后才发现,刘、孟两人已经不在衡阳,他们随着华中署撤到了桂林。陈达又赶紧赶到桂林。”
对于策反刘万寿和孟繁章两人,陈达是很有信心的。
早年陈达任军统江西站站长时,刘万寿和孟繁章便是陈达下属。在抗战期间,三人在日伪占领的江西神出鬼没,杀敌捕俘,结成了生死之交。
当时在江西吉安街市上见到的是嚣张的日本鬼子,似乎这里己成了鬼子的天下,但只要夜幕降临了,此处的居民总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不是鬼子的宪兵队部被炸,就是某一处仓库被夷为平地;或者是,人们清晨起来发观某个街衢的角落,躺着一个个血淋淋死去的日本鬼子或是汉奸。
——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刘万寿,时任华中军政长官部二处上校副处长,负责情报工作。孟繁章则在三处任上校课长,主要负责作战参谋工作。陈达潜入了8月的桂林。
找到刘、孟二人后,秘密向他俩讲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讲了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讲了我和张严佛等军统人员均已在长沙起义等情况。最后,我恳切地对他俩说:“现在只要你们在长官公署之内搜集军事政治情况,特别是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情况,提供给解放军,这就是起义行动,立功的表现。”
刘、孟二人知我已在长沙起义,今又奉派到桂林重返,甚为高兴。刘万寿说:“我们原先是顾虑我党不能饶恕我们这些人,现在你同张严佛都能起义,没有问题,我决心跟你们一道干。”
——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在成功策反了刘万寿和孟繁章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陈达面前。桂林与长沙相距千里,分别身处白区和解放区,邮电不通,如何将广西的情况迅速传到长沙呢?
刘万寿和孟繁章开始搜集起军事情报,他们试图了解白崇禧部队整体的作战计划、撤退计划,兵力部署及其动态等情况。
然而,战争中的军事情况瞬息万变的,情报具有极大时效性,如果靠当时贯用的传信方式,也就是步行送信,是不现实的。
焦虑不安中,陈达认为只有一个办法:用电台。
不过,在白崇禧的层层警戒之下,如何找到一个安全有效的电台呢?
1949年8月的一天,陈达在桂林街头路遇妻子的一位同学,胡景郝。
闲谈中胡景郝告诉陈达,他们的湖南老乡伍本森,已经升任航空局桂林无线电台的台长。这个意外得到的消息,让苦思对策的陈达大为惊喜。
伍本森,湖南石门人,曾在江西军统电台任报务员,也是陈达的旧部。
当天晚上,陈达就赶到伍本森处,民航局桂林无线电台。
一夜长谈,陈达争取到了伍本森的支持。
我对他讲了形势,党的政策以及我已起义等情况,希望他能就地起义,争取为解放事业立功。伍说:“怎么立功?”我说:“只要你利用现在的电台,秘密与解放军电台通电报,将我们这里给解放军的电报由你发出去,这就是最好的立功表现。”伍说:“你是我老上级,听你的就是。”
——陈卓 《我的军统父亲》
不过这个时候,秘密只身南下的陈达,并没有约好与解放军电台联络的呼号、波长、密码和通报时间。
再三考虑之后,陈达决定冒险返回长沙,与我华中局当面确定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和联络时间。
当陈达找到刘万寿和孟繁章,告知自己准备回长沙与解放军联络。刘万寿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了表明起义的决心,他和孟繁章可以设法将白崇禧干掉。
刘万寿表示,作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和三处的负责人,他们可以随时进出白崇禧的办公室及卧室,如果事先准备好一枚定时炸弹,趁机藏在白崇禧附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要了白崇禧的命。
听完刘万寿的介绍,陈达心动了。
暗杀白崇禧,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作为国民党桂系头目,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军事指挥上确实有一套,桂系军队内的很多人甚至盲目相信,只要有白崇禧在,桂系军队必可反败为胜。
擒贼先擒王,这个暗杀计划对陈达来说,诱惑实在太大了。不
过唯一不足的是,当时的定时炸弹还有很多不足,一是不能遥控引爆,二是炸弹布好之后,万一白崇禧离开了,不仅不能伤到白崇禧,潜伏任务也会因此而暴露。
干不干呢?
陈达犹豫再三,决定带着刘万寿和孟繁章,一起回长沙,与我华中局商讨对策。
八月中旬,陈达带着刘万寿、孟繁章从桂林返回长沙,同去会见齐一夫。此人是解放军四野(华中军区)联络站主任。
陈达向齐一夫汇报了在桂林策反情况,并约定好电台联络的呼号、波长及密码和联络时间。为了表示感谢,齐一夫代表四野和我华中局,请陈达三人吃饭。
在吃饭时,刘万寿向齐一夫提出,可否暗杀白崇禧?
钟德灿:“齐一夫思考了一下,回答道:‘杀掉一个白崇禧,可能你们能办到,但还是不能解决白的几十万军队。我们寄希望于你们的是,及时将白的部队作战与撤退计划、兵力位置、动态等情况以及白在华中地区布置的潜伏特务组织等告诉我们,这比杀掉一个白崇禧有用得多。’”
在齐一夫的劝说下,陈达等人放弃了暗杀白崇禧的计划。
与齐一夫见面后的第二天,陈达三人悄然离长,再赴桂林。
钟德灿:“长沙至衡阳铁路,仍未恢复通车。虽有轿子可雇,但感到如果三人坐三顶轿子,目标太大,乃决定仍化装商人,步行至衡阳。
动身前,齐一夫给了我们一些路费。因前次经湘潭花石时,夜遇土匪抢劫。我们这次把路费等藏在布鞋里。”
三人步行到衡阳,当晚又乘火车赴桂林。陈达直接找上伍本森,要他用约定好的电台呼号、波长等,立即向武汉电台呼叫。
很快,电台叫通了,解放军听到了桂林的声音。
从此,白崇禧部队每天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摆在了四野司令部的案头之上。衡宝战役时,正是因为我们及时掌握了白崇禧部由衡阳撤抵桂林的路线、时间,以及兵力部署等情报,白崇禧的一个军被全歼了。
陈达在广西建立的这个秘密电台,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什么呢?
1949年6月,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由北向南撤逃的前夕,在华中各重要城市布置了潜伏特务组织,有的还配置了电台,阴谋在解放后搜集我军政情况。
潜伏工作是由华中长官部二处主办,刘万寿通过二处内部关系,掌握了所有特务组织的潜伏人员名单和通讯联络地点。
解放后不久,根据这份材料,公安部门将白崇禧在华中各地的潜伏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事后,白崇禧曾怒气冲冲地对熊宗汉说,为什么这些潜伏组织一个也保存不下来?使我们对敌区的情况一无所知。你们为什么这样无能?
白崇禧哪里知道,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就有我党的情报人员和电台!甚至他的性命都揣在解放军的手里。
1949年年底,解放军节节向广西推进。在桂林的一些国民政府中央和省级机关陆续向重庆、昆明、柳州、南宁等地撤退。交通部民航局准备关闭桂林机场,伍本森所在的无线电电台,也奉令要撤往重庆。
钟德灿:“陈达告诉伍本森,让他向民航局提出困难,全台人员及家属人员太多,不便后撤,撤至重庆后,家属怎么安排?民航局是否负责一路费用?然后等待民航局批复。就这样拖延时间。”
伍本森借口有事料理要后走一步,就这样留在了桂林,利用原有电台与我方通报。不过,此时的电台已经不能打民航局的招牌了,该怎么隐蔽呢?
陈达想到了上次在街头偶遇的胡景郝,这个人和自己妻子的关系比较好,思想也很先进,应该可以帮上忙。
于是陈达出资八百银元,请胡景郝在桂林桂东路租了一家店子,开了一家名叫“日新”的香烟店。这栋房屋进深长,陈达把电台设在后进房屋里,和伍本森两人继续发报。
此时,正值桂林解放前夕,形势十分严峻,留守桂林的警察宪兵等机构活动频繁,四处查访。
一天晚上,伍本森正在发报,陈达正在译电,屋外突然传来急促地敲门声。
钟德灿:“陈达叫伍本森莫慌。他让伍本森马上在电报机上告诉对方,说有情况,需暂停通报,约半个小时后再恢复联络。”
陈达赶紧把电台、密本、电稿藏到夹底衣柜里,叫伍本森假装睡着,然后自己去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宪兵队来巡查。
面对宪兵的盘查,陈达说,自己过去也是国民党的官员,文官武官都做过,只因部队被打垮了,没办法才改行做生意。因为不愿在解放区生活,才逃到桂林卖香烟为生。
钟德灿:“他说各位这么晚还在为国辛劳,请大家抽包烟吧。一边说,一边拿了一条好烟分给他们每人一包,烟一到手,他们便个个笑笑盈盈的。那个带队的人说,打搅了,影响你们睡觉了,赶快休息吧。连前房都没进去查看。”
宪兵们走了,两人却吓出一身冷汗。
半个小时后,电台再次接通了。
此后,刘万寿、孟繁章随白崇禧向西南后撤,陈达则不断搜集白军情况,通过潜伏在香烟店内的电台,向解放军报告,直到广西全境解放。
1950年初,西南全境解放,陈达结束潜伏任务回到湖南。华中军区联络部第二联络站发给陈达一份立功证明书。
“陈达(即陈显春)经我站派驻桂林工作,在我军向广西进军过程中,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卓著成绩。”
湖南省也给陈达颁发了起义证明。1981年,湖南省政府聘请陈达老人为湖南省参事。
老人于2009年在长沙辞世。在弥留之际,一直不爱说话的他,拉着儿子陈志强的手说:“我这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是娶了你母亲!我唯一遗憾的就是亏欠你们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