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除了中风之外，还出现了糖尿病、肝炎等多个并发症，连续高烧不退，因为贺子珍的身份特殊，上海市委将贺子珍的情况上报给中央。
邓小平对贺子珍的病情很关心，从北京抽调了好几位专家，乘坐专机连夜赶往上海参与救治，要求尽最大的力量抢救贺子珍，国内没有的药物全部可以进口，需要什么样的专家都可以调。
但因为贺子珍年老体衰，虽然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逝世，因为贺子珍的身份极其特殊，她的后事如何操办，骨灰要安放在哪里成为了一个问题，上海市委的领导不敢决定，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也难以决断，最后直接上报给了邓小平。
贺子珍是一个从井冈山走下来的老革命，当年为了救出战友，身中了十几块弹片，命悬一线，直到去世时还没有完全取出，邓小平不由地想起了往事，最后他一锤定音，直接决定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调。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安排贺子珍的葬礼呢？
贺子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贺子珍曾是毛泽东的妻子，但鲜为人知的是，贺子珍比毛泽东更早走上井冈山，是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将，被称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祖上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也剩不了几个子，父亲为养家糊口，将家中的田产变卖，拿着钱到城里开了一家茶铺。
一日，几个官兵到店里喝茶时，准备对贺子珍的母亲动手动脚，父亲与哥哥贺敏学制止了官兵的行为，因为发生了冲突，这几个官兵回去搬救兵，将茶铺砸了，这一次遭遇，让贺子珍明白，底层百姓想要翻身，必须站起来反抗。
当时永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还很盛行，有去上学的女青年不多，但贺子珍很排斥这种思想，坚持要去上学。与此同时，基督教也来到了永新，还建立了一所学校“福音堂小学”，不仅教授的是新知识，而且学费比政府办的学费还低。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虽然也支持女孩子上学堂，但却看不起洋人办的学校，即便是多花一点钱，也要把孩子送到政府办的学校，单纯学习传统的国文。
贺子珍（剧照）
但贺子珍对学校教授的这些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趣，经常逃课去练武，让贺焕文很伤脑筋。
五四运动爆发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响应，加上贺子珍思想激进，就拉着妹妹向父母表示要去洋人办的学校读书，但贺焕文是一个守旧之人，起初一直不同意，但随着新思想在永新慢慢盛行，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旧学堂读四书五经，都转到福音学校读新学，贺焕文这才同意让孩子去福音学校。
在福音学校期间，贺子珍接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思想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贺子珍的名字是“桂圆”，但这时的贺子珍认为这个名字有点“土”，就给自己取了“自珍”的名字，“子珍”是参加革命后改的。
在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曾让毛泽东给她改一个名字，但毛泽东认为“自珍”这个名字很好，不用改，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曾碧漪一次偶然的机会，不小心将“自珍”写成“子珍”，后来开始用这个名字。
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兄妹的胆子非常地大，很快就干出了一件“大事”。
贺敏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接连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不仅在内地，在仍由英国实际控制的香港也是如此，当时香港对海员区别对待，同样的工作内容，中国海员工资比外籍的低，中国海员要求一视同仁，在遭到港英当局的拒绝后，中国海员发动了罢工，港英调集军警镇压，有好几个人被当场打死，打伤的有数百人，制造了“沙田惨案”，激起了全国的愤怒，贺子珍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
贺子珍和贺怡放学回家时，在路上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有一个人站在高处演讲，凑近一看是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顾祖荫，他正对台下围观的人群述说刚发生的“沙田惨案”
顾祖荫义愤填膺，大声地说道：“永新县学联决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香港海员。如果在场的有学生，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
贺子珍姐妹捏紧了拳头，立即表示愿意参加。第二天，贺子珍带着福音学校的学生，走进了游行队伍里，贺子珍带着妹妹走在了最前面。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贺子珍带着班里的十几名同学准备去广州参加追悼会，一些老师指责贺子珍的行为，但贺子珍义正词严地表示，孙中山先生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为中国的富强独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是一个爱国英雄，去参加追悼会是爱国行为。
从这些事儿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贺子珍，已经有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贺子珍（剧照）
不久后，贺子珍就加入共青团，投身革命，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被称为永新“三贺”，大革命失败后，永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贺子珍过去的名气不小，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后来王佐、袁文才率部攻下了永新县城，打开监狱的牢门，才救出了贺子珍一行人。
袁文才在禾川中学读书时，与贺敏学的关系是最好的，后因为父亲病故，家中失去经济来源，而且负债累累，袁文才被迫退学回乡。
这一次被捕入狱，让贺敏学深知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在与袁文才商议后，便带着妹妹一起上了井冈山，加入了王佐、袁文才的队伍，也是在这里，贺子珍遇到了毛泽东。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也率部上井冈山与王佐、袁文才会合，也是在这里知道了贺子珍的名字。
秋收起义油画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1月，当时毛泽东在宁冈的象山庵召开了宁永莲三县联席会议，贺子珍也有参加，是唯一的女性，格外地醒目，贺子珍侃侃而谈，在会上发表了不少看法都让毛泽东十分地满意。
与此同时，王佐、袁文才派贺子珍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两人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贺子珍与毛泽东一起工作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湘南的革命形势出现了变化，上级命令毛泽东率部尽快赶到湘南。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喜欢抽烟，临行前，拿出一个精美的烟盒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烟盒看了很久，小心翼翼地放在包里，深情地说道：子珍，谢谢你！
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后不久，就与贺子珍正式结婚。虽然是婚礼，但却操办得很简单，没有放鞭炮、没有点蜡烛，也没有拜天地，只有红四军的二十多位官兵参加。
两天后，毛泽东就与贺子珍一起到永新开展土改工作。一天上午，毛泽东与几个农民在丈量土地，突然有几十个人从村外跑了进来，贺子珍知道这是县保安队的，她立即从腰间拔出手枪，指挥乡亲们赶快撤回村里；随着保安队越来越近，可以听到他们在喊：活捉毛泽东等话语。
贺子珍与毛泽东、乡政府主席老颜一起突围，因为保安队已控制了桥，无法上山，贺子珍提议到附近的地主贺恩九家中暂避。
毛泽东与贺子珍（剧照）
贺子珍拿着枪顶住贺恩九，让其一定不能说出他们的下落；在到贺恩久家中搜查时，保安队将他带出了门外，贺子珍预感到贺恩久可能会跟保安队说他们藏在家里的事，在跟老颜商量后，决定将毛泽东留在这里，她与老颜冲出去引开敌人。
老颜与毛泽东换了衣服，两人打开门冲了出去，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一个保安队的士兵看到大喊：“毛泽东、贺子珍往这边跑了，快来追！”
贺子珍手持双枪，当场击毙了几个追上来的保安队士兵，敌人乱作一团，纷纷往回跑，贺子珍和老颜利用这个机会冲了出去，到涅田召集赤卫队，返回贺恩久的家，见毛泽东安然无恙，贺子珍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贺子珍临危不惧，不仅在关键时刻救了毛泽东一命，也让两人的感情增加了许多。
贺子珍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母爱与革命两难全，生育了六个孩子，最后在身边的只有李敏一个。
贺子珍陪伴毛泽东走过了十年最艰难的岁月，不仅是共患难的夫妻，更是最亲密的战友，在母爱与革命面前，她选择了后者。
贺子珍（剧照）
1947年冬，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了国内，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到上海工作，当时陈毅担任上海的市委书记，他规定，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费用，均为上海市委承担。
根据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的回忆，贺子珍平时的日子是“孤独”和“寂寞”的，除了亲人之外，很少有人来看望她，邻居们虽然知道这里住的是贺子珍，但因为她的作息时间与别人不同，也很少与亲人之外的人接触。
只有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来看望过她几次，后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有事来到上海，也有来看望过。贺子珍下楼迎接彭德怀，随后两人就上楼交谈，贺子珍有一个规矩，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不能进去，所以贺小平并不知道贺子珍与彭德怀谈话的内容，但这一次彭德怀来访，贺子珍高兴了好几天。
除了彭德怀外，谢飞（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个女红军之一）也来看望过两次，当年转移时，谢飞与贺子珍在同一个连队，在长征路上互相帮助和照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谢飞第二次看望贺子珍，是在1983年的时候，贺子珍病重住院，谢飞恰好到上海出差，也想着去看望一下老战友。
彭德怀元帅
但当时上海市委要求，看望贺子珍的人员都要经过批准，没有批准的就不能见，谢飞因为有公务在身，来不及申请，贺小平就以“家人”的身份，带着谢飞“混”进了医院。陈毅、彭德怀、谢飞，是为数不多的探访者之一，每次老战友来看望，贺子珍都会很开心。
1978年春，何长工来到上海看望病重的贺子珍，深情地说道：“贺子珍当年是我手下唯一的女队长，是一个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当年井冈山的女同志不少，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只有三人，一个是康克清、一个是贺英，还有一个就是贺子珍……”
听完何长工的话，贺子珍流下了泪水。
第二年秋天，贺子珍的身体条件相对稳定，她向上海市委提出要去北京看看，市委同意了她的请求。
中央很重视贺子珍此次北京之行，派出专机到上海接她，到北京后，安排住在了301医院高干病房，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过去井冈山的老战友康克清、曾志等都去医院看望过贺子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老战友，贺子珍非常十分的兴奋，或许是因为在北京心情舒畅，贺子珍的身体恢复了很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贺子珍一共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因为想念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的请求，中央立即同意了她的要求，表示可以在北京和上海常来常往。
1981年5月，贺子珍回到了上海，住进了华东医院。
从1984年4月初开始，贺子珍的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医生用了很多的办法，都没能将她的体温降下来，院方认为有必要通知贺子珍的家人紧急到上海一趟，将情况上报给上海市委。
4月15日，贺子珍的女婿孔令华正在监督孩子学习，这时突然响起了电话；孔令华接了后，发现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称贺子珍的病情十分地严重，已经帮他们买好了机票，让他全家马上到上海一趟。
当时李敏自己也身患重病，但既然是中办打来的电话，说明母亲的病情十分地严重，她与孔令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带着孩子上了接他们去机场的专车。
李敏孔令华
到了上海华东医院后，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完母亲的情况，大步走进了病房，见到母亲的呼吸非常地快，面容憔悴，身体很虚弱。
这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见到女儿女婿以及外孙都围着病床，贺子珍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李敏轻声地说道：“妈妈，你还好吗？我们来看您了！”
贺子珍似乎听到了女儿的声音，点了点头。
哥哥贺敏学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从福建赶了过来，因为贺子珍始终高烧不退，贺敏学建议医生用“安宫牛黄丸”，这个建议果然有效，贺子珍服用之后果然把体温降了下来，神智也变得比较清楚，大家以为贺子珍的病情真的好转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没有想到的是，贺子珍在18日晚上却再次发高烧，陷入了昏迷之中，医生紧急抢救，但效果都不明显，第二天下午，贺子珍医治无效逝世，走完了75年的人生。
因为贺子珍的身份特殊，上海市委一时束手无策，不知道要按照什么规格来举办葬礼，便请示了邓小平。
邓小平当即拍板决定：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贺子珍雕像
邓小平说的“一室”，指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第一室。骨灰堂建成之后，分为一、二、三……室，其中第一室安放的是中央以及部队兵团以上、地方部级以上的领导，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骨灰就是保存在这里，邓小平指示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一室，直接给她的葬礼定了调，贺子珍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4月25日，贺子珍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公墓举行，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等国家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中央派出的专机早已在机场等候，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后，贺敏学、李敏、孔令华等人带着贺子珍的骨灰上了飞机。
因为北京有一些人未能到上海现场参加贺子珍的追悼会，得知贺子珍的骨灰将安放在八宝山，他们提前到这里等候，准备参加骨灰盒的安放仪式。
来参加安放仪式的人有不少，但仪式却很简单，贺子珍的骨灰盒放在桌子上，大家鞠躬致敬，而后就将骨灰盒送进了一室安放。
贺子珍是最早走上井冈山的女党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一生坎坷，但她从大局出发，没有任何怨言，共和国的丰碑上，将会永远镌刻着她的名字。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