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泽东与蒋介石是死对头，虽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时光，蒋介石担任黄埔的校长，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在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来往，表面上没有太多的争斗。
但自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动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两人“正式”站到了对立面。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率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影响力越来越大，两人再次见面，已是1945年的事情了，国共双方在重庆和谈。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虽然没有再见过面，但相互仍有“联系”，只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蒋介石甚至在1975年，秘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
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委托邓小平代表他去台湾一趟，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尽快恢复通讯，双方都在做准备，但遗憾的是，邓小平最后却没有去成。
那么，蒋介石在晚年时，为何会邀请死对头毛泽东访问台湾，邓小平最后为何没有去成？
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一直做“武力”攻台的准备，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有着“战神”之称的粟裕。因为解放台湾与在陆地作战不同，中间隔着台湾海峡，粟裕当时就提出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方案。
因为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退路”，溃逃到台湾的国军不断扩充兵力，起初粟裕计划用三野的王牌部队第九兵团负责攻台，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粟裕改变了作战方案，将三野的所有部队全部派上，并抽调了部分兄弟部队，总兵力达到了65万人。
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就请求斯大林派出空军支援解放军的对台作战，但因为蒋介石的背后是美国，苏联从自身的利益考虑，认为不适宜直接派兵参战，但可以向新中国出售战机以及舰艇，并帮助训练。
虽然海军、空军组建完成，但都是“新兵”，三军协同作战的训练还不够，因此粟裕认为时机还未到。
但在这关键时刻，却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直接将第七舰队调到台湾海峡布防，以阻止解放军的行动，美国的插手，使两岸的关系更加紧张。
毛主席
而在朝鲜战场，人民军节节败退，战火距离鸭绿江边越来越近，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认为唇亡齿寒，力排众议派兵入朝参战，全国的重心一下子转移到抗美援朝上，连解放台湾的主力第九兵团，也被抽调到朝鲜参加作战，解放台湾的事耽搁了下来。
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撤退到台湾后，其实也忧心忡忡，虽然解放军海空军刚组建不久，但在苏联的帮助下，很快就会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以自己的兵力，难以守住台湾，对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惊又喜；喜的是，得到美国的保护，惊的是，美军此举背后隐藏着将台湾分出去的阴谋。
蒋介石虽然与毛泽东水火不相容，但他不愿意做民族的罪人，让叶公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为蒋介石对抗美国的阴谋，因而遭到美国的不满，美国在暗中支持台湾的反蒋人士，打着民主的旗号，要参与竞选总统，其中胡适、陈诚被大多人推举，但胡适长期在教育领域，没有太多从政的经验，而且国民党内派系众多，胡适在政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难以站住脚。
排除了胡适之后，只剩下陈诚。陈诚不仅出身于黄埔，又是浙江人，而且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婿，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在国民党内尤其是黄埔系中的地位非常的高，国民党全面撤退到台湾前夕，蒋介石就让陈诚先去台湾打前站，足可见对他的信任，美国支持陈诚上台，主要是想挟持他搞分裂。
蒋介石也不傻，对于美国背后的阴谋看得一清二楚，但碍于形势，只能表面同意民主竞选，但他手上的权力，从来没有想放弃过。
而在大陆这边，毛泽东也支持由蒋介石实际控制台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他故意说道：“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地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讲出这句话，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主席在“声援”蒋介石。
陈诚
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中国在国际上露了一次大脸，让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因为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跟着在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策是“武力解决”，但到五十年代中期时，转变成了“武力与和平”相结合。
双方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牵线搭桥。周恩来总理选来选去，决定派章士钊带着中央的信来到香港，交给国民党驻香港某机构的负责人许孝炎。
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明确了当时对台湾的政策（1963年周恩来总理总结为“一纲四目”）：
（一）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中正；
（二）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注：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
（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中正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四）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团结之举。
事关重大，许孝炎送走章士钊后，立即放下手中的事，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乘坐飞机到台湾，将信交给了蒋介石。
对于共产党“主动”派人联络，蒋介石当时还有疑虑，其中内心还是有反攻大陆的想法，至少从未停止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并没有立即回复。
一来二去，这件事就拖到了1957年。一天，许孝炎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让其立即到台北一趟，有要事相商，许孝炎预感到一定是与大陆有关的事。
到达台北后，许孝炎被专车接到了蒋介石的官邸，两人针对我党中央提出的四条政策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一个可靠之人到北京“探探虚实”，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蒋介石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也是蒋介石的学生，后来还曾被国民政府公派到英国留学，对蒋介石还算比较忠诚，而且职务不高，比较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宋宜山的弟弟，蒋介石的爱将宋希濂此时此刻正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如果宋宜山到北京的行踪不小心暴露的话，可以用“看望弟弟”的名义说辞搪塞过去，宋宜山也不是什么大官，探亲也在情理之中。
宋希濂
1957年4月，宋宜山带着使命，秘密转道香港前往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会见了他，表示过去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现在同样有机会进行第三次合作；随后就派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具体事宜。
这一次会谈，改变了宋宜山过去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印象，回到香港后，就将此行写成一份完整的报告交给蒋介石，但因为宋宜山在文中多处夸赞共产党建国短短几年取得的成就，让蒋介石心里很不舒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蒋介石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就暂时停止了来往。
其实当时有不少人都愿意为两岸的交流牵线搭桥，当章士钊在奔走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来到了北京。
我党中央发出信号后，蒋介石父子就首先想到的就是曹聚仁，他是邵力子的学生，与蒋经国颇有交情，在1956年的夏天，曹聚仁通过邵力子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周恩来获悉情况后，就立即安排曹聚仁到北京面谈。
曹聚仁
曹聚仁问周恩来总理：“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有多少实际价值？”
“两党过去曾有过两次合作，而且整体都合作得不错，第一次取得北伐的胜利，第二次取得抗战的胜利，现在完全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我们不是招降，而是坐下来商谈，只要政权统一，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对于中央的“许诺”，蒋介石、蒋经国很重视，要求曹聚仁再到北京一趟与党中央接触。毛主席明确地表示，如果台湾回归，一切照旧，可以继续实行“三民主义”，对于蒋氏父子，都会做出相应的安排，但台湾都是由他们在管，这点可以放心。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就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许诺转达给了蒋氏父子，但这么大的事情，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决定，蒋氏父子依旧在观察考虑。
蒋介石自退至台湾后，心里一直牵挂着浙江奉化母亲的墓，因为过去湖南军阀曾挖了毛泽东的祖坟，蒋介石也在担心奉化的祖坟会被破坏，虽然之前中央写信给蒋介石时，专门提到奉化的祖坟完好无损，但蒋介石并放心不下，于是让曹聚仁再次亲自到奉化一看究竟。
蒋母墓
曹聚仁到奉化溪口后，见到蒋介石的祖坟果真没有被破坏，就代表蒋氏父子扫了一次墓，并将墓周围的情况，全部拍成照片送到台湾，蒋介石看到后，十分地感动，佩服毛泽东的胸怀。
与此同时，因为美国人不断给蒋介石施压，要求从金门、马祖撤兵，将这些岛屿让给共产党。蒋介石深知，如果撤兵，就等于失去了与大陆的联系，中了美国人将两岸分开的阴谋，蒋介石的压力很大，毛泽东也看出蒋介石的难处，果断下令炮击金门，双方配合默契，一起导演了一出大戏，蒋介石则以解放军即将攻台的理由，不从金门、马祖撤军。
按理来说，解放军炮击金门是军事机密，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央却提前向曹聚仁透露了这个消息。八二三炮战的前几天，中央专门再次接见了曹聚仁，向他透露了要打压一下美国威风的方案。
炮击金门是在1958年8月23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一天的上午，曹聚仁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金门即将有战事的消息，刚开始可能很多人认为曹聚仁是天方夜谭，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下午，福建前线万炮齐发，炮弹如雨水般地落在金门岛上。
在之后的时间里，中央又通过曹聚仁向蒋氏父子传递中央针对金门的政策，例如停火七天，给蒋介石留出补给（没有在美军护航的前提下）的时间等等。
炮兵
但蒋介石的举动也被美国的情报部门察觉，蒋经国无奈向美国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由于“事泄”，蒋介石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暂时将这件事放在旁边。
直到1965年，国民党曾经的“二把手”李宗仁回到了祖国大陆，蒋氏父子决定再次展开密谈，并让蒋经国亲自到香港面见曹聚仁。
最后双方在六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但后来因为特殊的原因，打断了两岸的联系，蒋介石得知大陆发生的事，对上面这些条件，开始抱着疑惑的态度，放在一边。
进入70年代后，国际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中美“破冰”箭在弦上，尼克松总统秘密派基辛格到中国打前站，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且尼克松本人也在1972年正式访华，并发表了“联合公报”，继美国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到中国访问。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蒋氏父子寝食难安，因为国际上留给台湾的空间越来越小，党中央再次将解决台湾问题提到了日程上，蒋介石也有意重启谈判。
遗憾的是，曹聚仁已在1972年去世，双方失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最后毛泽东想到了章士钊，准备让其到香港一趟。
当时章士钊已92岁的高龄，但他深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接受了党中央的委托。章士钊到了香港后，很快就与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但在这关键时刻，章士钊因为过度劳累，于1973年7月在香港病逝。
蒋介石
形势对台湾越来越不利，而且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均年事已高，蒋介石心里也很着急，于是在1975年初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想办法与北京取得联系。
陈立夫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与北京取得了联系，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十分地高兴，深知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一环。但因为当时毛泽东重病缠身，基本每天都要吃药，身体情况不允许他奔波，而周恩来也是如此。
最后选来选去，毛泽东、周恩来一致同意，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邓小平，当时邓小平担任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主持着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由他代表毛泽东访问台湾，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得知邓小平即将访问台湾，陈立夫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假如我是毛泽东》策应，双方都在做准备，但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病重，于1975年4月5日逝世，两岸的这一次极为关键的沟通又中断；继蒋介石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去世，沟通的事一直被耽搁。
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宣布停止炮击金门，并明确了两岸三通的政策，双方长达几十年的紧张关系逐步缓和。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