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货、流行歌曲,与工厂
文|马叙
一
一九八〇年的春天,一直平淡得很,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座旧工厂,我跟厂里的所有人一样,上班下班,劳动生活,吃饭睡觉,平静得没有一点波澜。我是磨工,按操作规程操作,规范、认真、机械,无限重复,每天把时间与体力消耗在机床上,再回到宿舍楼三楼简陋的集体宿舍休息,再等第二天上班。这样把枯燥的青春一天一天地挥霍掉,磨损掉。在日复一日这样的日子里,要是没有同宿舍的工友三强,那么这个春天极可能是一个乏味透了的春天。
周一一早,从县西小镇来的同寢室工友三强从老家回来出现在宿舍里,他回来得早,我刚在楼下洗漱完回宿舍,看到了突然穿着打扮时髦了的三强,眼前的这个三强与原先的三强迥然不同。他戴了一副棕色渐变的大太阳镜,上身一件小方领瘦身花T裇,下穿一条大喇叭裤。在这以前,他与厂里其他青工的穿着毫无二致,基本都是蓝色劳动布工装,偶尔讲究一点时穿的是青年装,左上口袋插一支钢笔作装饰。但是这一天他却突然大换装。我们都觉得奇怪,另一个青工把他拉到门外,说,你这是流氓打扮啊,我们乐清没一个这样的,只有温州才会有。三强说,我又没偷没抢,凭自己工资买的,我怕什么。那工友说,温州、乐清都买不到。三强对他说温州和乐清当然买不到,这些只有慎江里隆与黄华七里港才买得到。慎江是三强的家,他每周六下午下班后都要回到慎江,周一一早再赶来厂里上班。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座工厂于我而言,起始于这一天三强的突然换装回厂。一贯制的服装,歌声,直至人际间交谈,语言,在我所经历的那么些年来,从没大改变过,从没出现过特别异样的信号。而这一天,因为奇装异服的三强的出现,让全宿舍的人为之震惊。我们追问三强突然异装的原因,三强则以一个新青年的得意炫耀他的服装,向我们讲述这些奇装异服的来源,他说这是时装,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奇装异服。最后是宿舍里四个人上班都迟到了,虽然只迟到了十分钟,但全宿舍四个人集体迟到还是第一次。车间主任也因此严肃地批评了四个人。
这次三强因为新奇时髦的打扮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他一早从家里回到厂门口就让女工们看到了。这几天他的服装成了女工们的主要话题。晚上回到三楼寢室里,三强做了一件更让我们吃惊的事。他打开一个大纸箱,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类似收音机的机子,扳开后面板上的一个小盖子,放进四节一号电池。再按下顶部的一排按键中的一个键,机子前面的卡槽盖啪的一声跳出,三强随手插进一盒磁带。随即升起一缕好听的歌声。这样的歌声我曾经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但收音机收到的声音嘈杂,极不稳定,时强时弱,很难完整舒服地听完一首歌。而现在则不一样,这机子里放出的声音与以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这次是如此清晰,声音效果极好,歌手的气息、音质、湿润的声音经过口腔的细节变化,换气与吐字,这种歌声的切近感受,令人惊讶。后来三强告诉我们这是立体声,左边耳朵听到的与右边耳朵听到的乐器声音强弱都不一样。再继续听的时候,就开始注意起左右耳的区别,果然左右乐器声强弱不一样。于是就觉得特别好听,单单声音就已经迷住了我们。三强的录音机有四个喇叭,两只大尺寸的,占据了机子正面的左右大部分面积,两只小的各不到拳头大,分别位于两只大喇叭的左上方与右上方。三强说,这叫四喇叭录音机,三洋牌,分中低音喇叭与高音喇叭,八百五十元钱买的。
我想起了一九七九年底自河南南召退伍回家乘火车的经历,火车停靠苏州站时上来几个去上海的乘客,他们上车落座后,掏出一个与小型便携式收音机差不多样子的机子,另一人手中拿着几个小盒子,我去盥洗室从这节车厢过道走过时,听到这几人放送出的一阵绵软的歌唱声。这是一阵耳边风似的歌声,我因内急不能做停留,歌声很快被抛在了身后。待我回来经过这卡座座位时,已经没再放送歌曲了,改为听相声。
这次三强的录音机里放送出的声音与那次列车上听到极短暂的歌声如出一辙的好听。而三强录音机的声音更立体,也更清晰,声音更具质感,这样播放出的歌声也更让人迷恋。我看到了三强散落在床上的一盒一盒磁带,盒子上磁带封套色调艳丽,有邓丽君的,龙飘飘的,刘文正的,张谛的。而他正在放的是邓丽君的一首《十八的姑娘一朵花》,磁带套封上有歌词,对照着歌词听,极细小的字体也是一种迷惑。从收音机稍纵即逝的歌声,到列车上偶尔的歌声,直至这一次近距离地听到这真切电声效果的歌声。低音鼓,贝司,电声乐队,歌声未起,已经震撼,听到歌声再回过头来看磁带套封上邓丽君的照片,愈加甜美,迷人。
他一盒一盒地放,我们一盒一盒地跟着听。放歌曲时,三强把宿舍门打开,把音量调大,诱人的歌声透过夜空传到了二楼的女工宿舍,她们中好几个也来到三楼我们宿舍听歌。女工中有几个对歌曲的感受力比我们都要敏感,她们的沉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在这之前,电影《柳暗花明》插曲《清清的花溪水》,《小街》插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黑三角》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些被她们反复唱烂了的歌曲,在此前已经是最好听的歌曲了。可是这一晚听了三强录音机里放送的歌曲后,对这些早先的电影插曲一下淡薄了下去。她们一有空,就来听三强录音机放出的歌。
二
乐清湾外面是玉环群岛与洞头群岛,再往外东北边是钓鱼岛,东南边是台湾岛。辽阔的洋面上,夏季经常台风肆虐,在天气还好的日子里,乐清靠海的村庄有捕捞证的则会拼船出远海打鱼。一九八〇年新年,有里隆村渔民突然开始了与台湾渔民的交往。两条不同方向的渔船互相靠近,并拢,里隆渔民或是以捕到的大宗鱼货换对方的货物,或是以事先收到早已不能作货币流通的银圆换对方货物。这是以货易货的交易。海浪拍打着渔船,货物在手上交换。我想象着,闽南语普通话与温州普通话,费劲地表达,交谈,说定,交货。
浙江近两千公里海岸线,排列着无数大小港口,只有慎江乡七里港里隆村开展了这种明面上不允许的以货易货俗称走私的海上贸易活动。
货物交易情形,来自三强的口述。在工厂宿舍里,停止了歌声,关闭了录音机,关灯后,三强开始讲述海上交易的场景。三强用以描述的语言是快乐的,也是惊险的。
由他的描述进入我意识中的情形,具有很强的现场感。这是一种隐秘的交易活动。暗夜,船在公海上用最暗的灯光作业。人与货物都是黑暗的。星空下的辽阔洋面的诗意与此刻的交易是不对等的。交易者双方,内心紧张,警惕。获得的货物,深藏船舱最底层,到了白天,船就在洋面上游荡,表面上装得无事一样,内心仍然绷紧着,同时有着隐秘的紧张与激动。一船货物,盈利万元以上。船要在外海待到天黑才会进里隆港,然后把一船货物卸下来。
交易获得的货物必须是大陆市面上没有的,而且价格也得让沿海一带能够接受的才有走私价值。走私进来的货物有:各种颜色的宽幅尼龙布,自动伞,双狮牌、三星牌、锚牌自动夜光手表,三洋牌、索尼牌录音机,其中录音机其实是收录放机,型号也最复杂,一般购买者都是数喇叭数量来决定买哪一款,分别有单喇叭,一个半喇叭(一个大喇叭,外加一个小喇叭),双喇叭,四喇叭(两个大喇叭,外加两个小喇叭),六喇叭(两个大喇叭,外加四个小喇叭),自然是喇叭越多音效越好。普通人家一般买双喇叭。从单喇叭到六喇叭,落地价格分别是二百到一千多元。那时我的月工资三十六元,不吃不喝的话,一年也才四百多元,全年工资只够买一个双喇叭录音机。除去生活费之后,连单喇叭录音机也买不起了。因此只得蹭听,蹭其他家里有钱工友的录音机听。也是这一阶段,彰显出了贫富差距。原先有钱没东西可炫耀,现在有新型物质的东西夺人眼目了。
工友三强家有货物来源渠道。
厂里的男女青工包括中年女工都来托三强周日回慎江老家带自动伞、尼龙布、太阳(麦克)镜。他们拿着自己积攒起来的工资,来到我们宿舍,交给三强带货,三强则掏出笔记本记下每人的金额与要买的东西品种。有些买自动手表或录音机等贵重物品的,则跟着三强去里隆走私市场自己实地挑选购买。
那段时间,尖领花衬衫,各色尼龙布喇叭裤,麦克镜,自动夜光表,成了青工们的标准装备。很快地,厂里青工们的面貌随着着装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从厂里到街上,从街上到厂里。来去的走路的姿势,与以前不一样了,待人处事的方式也变得大方起来,青工云理则是厂里继三强之后第二个买了录音机的人,他买的是三洋牌8080型号双喇叭录音机,厂商为了把这款低价位的双喇叭录音机做得像高价位的四喇叭录音机,加了两个假喇叭,因此乐清一带青年称这款冒充四喇叭实际上只有两喇叭的8080型录音机为傻80。有时我们上街,云理就扛着傻80在前面走,录音机里播放着最新的张谛、凤飞飞的歌。许多买了录音机的人,接着会疯狂地买各个台湾歌星的磁带。街上也出现了磁带翻录店,原先五元、四元一盒的磁带,用劣质空白带翻录,只要两元一盒。或者自己拿着空白磁带到店里翻录,一盒翻录费一元。
有了录音机日日听流行歌曲的云理,渐渐的他的处事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次云理从电影院出来,说很早就看不惯一个人了,要上去打他。我们最后把他拉住了。真要打起来的话,肯定会出事,那时青年们上街,都会随身带一把刀子。云理突然间强硬起来,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事。难道有了一个双喇叭录音机就可以强硬吗,显然不是。是与整个环境发生了彻底改变有关。从外到内,先外后内,强烈的着装变化,以及物质的拥有,让许多青年在行事风格上产生了突变。云理的喇叭裤裤腿是全厂最大的,平时提着录音机从厂区里走过,女工们说,这个云理,过分了过分了。
而二楼的女青工则开始学唱流行歌曲。吃过晚饭,她们就会坐到一起,开着录音机,学唱磁带上的歌。她们最爱学唱的是邓丽君与凤飞飞的歌。而这些歌全是爱情歌曲。《兰花草》《海韵》《我是一片云》《追梦人》,还有极少数感叹光阴不再青春易逝的《美酒加咖啡》《小城故事》等。这些歌曲,深刻地改变了她们的爱情观与生活方式。
好几对边听歌,边开始恋爱。其中一个女工十七岁就与三楼的一个男青工谈起了恋爱,才没几天就进入了疯狂的热恋之中。他俩出双入对,嘴里哼唱着流行歌曲,旁若无人地好着。
我原先的孤独与深沉,很快被瓦解掉,汇入那浅薄快乐的通俗文化激流。这与我早些年听收音机有关,听收音机那些年,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总有一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好好听一听完整的靡靡之音。同时,我的对新事物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书籍、电影、美术、诗歌、小说,这些都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同样的,小城里的一小批文学青年,逐渐地聚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外界。从原先的谈论雪莱,海涅,莱蒙托夫,普希金,转而谈论波特莱尔,瓦莱里,马拉美,马雅可夫斯基。直至谈论青春诗会。
但是文学的小众情绪同时被宏大的流行文化急遽冲刷着,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放送着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张谛的歌曲。
三
到了一九八一年春,三楼宿舍楼里除了三强,还有几个人也都有了录音机。有单喇叭、双喇叭的,也有四喇叭的。而我仅仅多了两条尼龙布做的裤子外加一件尼龙布上衣,这时自动手表从原先的两百降到了一百,我与三强说要买自动表。三强说,这次你自己去里隆村挑吧,那里的东西会多得你眼花缭乱。
周日,宿舍里几个人一起到县城轮船公司的码头乘河轮去里隆村。我第一次乘河轮。上船后,柴油机随即发动了起来。船开动后我出来坐在船首,在柴油机的噪音里,看着船头无限地剖开河流,船首无限向前,在人、船、河流与时间的交融中,人重又回到孤独之中,这种感觉很私密,又带点焦虑。到了里隆村,人流密度很高,这是一个走私货大集市,每条路上都站满了人,他们都是货物出售者,没有店铺,出售的货物全放在自己所站的一米见方的地方,并且身上挂满可挂的东西,手提着单喇叭录音机,手臂上套着许多手表,胸前挂着许多副太阳镜。此时,人与货物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人是货物交易的奴隶,一切行为为卖出货物服务。卖与买,各方的姿态特别低,一方为尽量早点脱手,另一方为尽量买到质量可靠的货物。
来里隆村买货物的有温州、宁波、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来的买主。他们把一沓沓人民币捆在腰上,交易时,掀起外套,从布缝的腰带上抠出钱来付款。看到他们大把现金的交易,我为自己口袋里只有两百余元的钱而自卑。我也更加地珍惜这么几块钱,因为它是我好几个月工资的积蓄。我想,我不能轻易买这些货物,当然,即使买的话也只能买一只手表或几块尼龙布,或者最低价的单喇叭录音机。我自始至终地攥着这点钱不把它花出去。每月十六号去财务室领工资的时候都仿佛是去参加一个隆重的仪式,而厂出纳发工资也富有仪式感,先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三张面值十元人民币,再从另一个信封里抽出一张五元面值人民币,再从另一个信封里抽出一张一元的。若当月有扣了几元钱的,则不会动五元那个信封,改从另一个装两元与一元的信封里抽出。这样领到工资后,觉得三十六元钱是如此的庄严,重要。因此从来不会乱花钱。
与我一起到里隆村买走私货的厂里的另一位青工,他带了八百元,在我们还在继续逛市场的时候,他已经买了一个半喇叭录音机(一个低音大喇叭,加一个高频小喇叭),一只自动表,一把自动伞,一副太阳镜。一下子就花光了八百元钱。走私货仿佛是专为他这类人而来的,在我边上,一批人的购买方式与云理如出一辙,从询价、议价、定价,到从布腰带里掏钱,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交易完毕,随即找车去长途汽车站回当地去。他们目标明确,乘火车汽车轮船,一头扎到里隆村,然后回去翻倍卖出,快速致富。
在里隆村走私集市买卖现场,我没买任何一件物品,虽然我心里非常想买,但我终究还是没买。录音机放送的此起彼伏的歌声,买与卖讨价还价声,小吃店吆喝声,港口轮船汽笛声,村道上拖拉机声,市声喧嚣。购买者在喧嚣的市声与满街的货物中,购买欲高涨,购买意愿简单,成交迅速。厂里同来的几个人,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身上的钱一下子就花光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忽然街道的一端开始了骚动,几秒钟之内,所有卖主突然全收起了地上的身上的东西,迅速闪进身后的屋子里,消失了。等买主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后,迅即跑开了,我们几人也跟着狂奔离开了买卖现场。这是一次县打击走私工作队到现场取缔走私活动。刚刚还热闹拥挤的货物买卖现场,突然间人群四散、消失,只剩空旷、冷清,仿佛这里从没发生过激烈程度与活跃程度空前的走私经济活动。等工作队离去,街道上又重新快速冒出了所有原先的卖主,变戏法似的街道地面上又摆满了录音机,尼龙布、自动伞等货物(自动伞这个新名词还一度进入了乐清县的一桩审判公案,县法院的一个干警犯了受贿罪,其中有一个细节,这个干警受贿后送给当事人一把自动伞,在法庭证词上是,受贿者为什么送当事人自动伞?送自动伞即暗示受贿者收了当事人的钱之后,经受贿者运作,原本的不利于事主的事情就自动“散”了,不必担心了,这事不能明说只能暗示。这是一次奇怪的将汉字的望文生义用于法庭证词的实例)。
在回来的河轮上,只有我一个没买任何东西,在拥挤的船舱里,他们在互相比较买到的走私品,大声争执互相之间的区别,只有我突然显得格格不入。
四
继录音机之后,里隆村走私货物又增加了录像机与录像带。八十年代初,小城已经有黑白电视机,信号极差,雪花点是它的专用名词,在播放中时常画面突然模糊不清,接着图像全无,满屏的雪花点闪烁,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会离席,耐心地等待信号重新好起来图像重新出来。一个晚上看下来,得忍受许多次的雪花点现象。
很快地,有了录像机录像带之后,一家挨一家的录像厅开起来了。录像机代替了电视机,录像厅代替了电影院。只要有几台录像机电视机,外加一大堆录像带,租一个房子,经当地文化站批准,就可对外营业了。每个录像厅一天放许多部不重样的电影片,有的录像厅分几个放映室,各播放不同的电影,观众可根据片名自由选择要看的电影。并且票价不到电影院的五分之一。这里也是小城男青年们业余时间的一个重要去处。
每家录像厅门口都贴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架在门口的音箱放送着正在厅内播放的某一部电影录像声音,如《肥龙过江》《快活林》《倩女幽魂》《猛龙过江》《精武门》《龙争虎斗》《陆小凤传奇》《萧十一郎》《血芙蓉》……乐清城乡的无数录像厅几乎是李小龙的电影录像带一统天下。除此之外,还有极少量的情爱三级片,这些三级片是偷偷地放,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换成武打片继续放映。而走私市场里公开售卖的录像带也一律是香港武打片,若想买三级片的,则卖家会领买主到屋子里,从深处翻出藏着的一些三级片供挑选购买。厂里男青工也是录像厅的常客。狭小的录像厅,空间密闭,气息复杂,昏暗暧昧。我跟云理去过几次,坐在里面,周围是骚动的陌生人,武打片的音响搅动着黑暗里的人。李小龙的功夫与绝杀技,看得小城青年们热血沸腾,每次看完出来都像是满血复活。而看三级片,则是一次次把荷尔蒙与热量释放在放映厅里。人们会在黑暗里屏气凝神,空前专注,只怕眨眼之间漏掉某一个精彩片段。这些录像厅里偷偷放映的极少量的三级片,是县城饥渴青年人一次次的视觉盛宴,经过电影语言的渲染,性、场景、谎言、肉体,暧昧的细节,危险的空间,警示青春的强悍,肉欲的陷阱,以及身体的毁灭。而进录像厅的青年们与进电影院的人有所区别,进录像厅的是一个更加庸俗骚动的处于低消费水平又对精神需求特别大的小城青年群体,他们单一消磨时间寻求刺激。
在里隆走私市场更加隐秘的角落,还有秘密售卖成人片。这些录像带基本都是反复翻录过许多次,影像质量极差。这正好可以抵消普通观看者的观看兴趣。除非是色情狂,看到模糊不清的影子也会专注并以格式塔想象补充画面。有一次,一个工友,说他哥买了几盘录像带,邀请几个好友去他哥家看录像,他一发出邀请我们就明白了,是请我们去看成人片。等他带我们到了他哥家,打开录像机,把录像带轻轻推进磁带槽,这过程一开始,大家都屏气静声,仿佛加盟某个重大的仪式。待电视机屏幕亮起,放出的却是一道道翻滚着拉过去的密集的雪花带,根本就没有图像。换了几盘录像带都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大家失望地起身离开了他哥家。那几盘录像带封面惊艳,带子上的信号却是空白,他哥是太相信售卖录像带的货主,以至没在录像机上验视就买下了,也许买成人片碍于面子,匆忙成交,付钱拿货走人。在那些日子里,许多画面清晰的成人片流入社会,一些暗中秘密放映成人片的录像厅因此被突击查封。与此同时,一些开在巷子偏角处的发廊暗中做起了另类生意,那些单身青年花低价偷食禁果。青春勃发的身体有了暗处表达场所。这是一个孤独身体的转折处,它是如此隐秘,庸俗,直接,危险,战栗。因对禁忌的秘密触犯,从暗处来到明亮的街上,还会有情绪释放之后莫名的悔恨,莫名的罪孽感。
应运而生的是街头游医的出现。先是公共厕所便溺处的墙上贴着一尺见方的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上面第一行大黑体字:毕业于XX军医大学老军医,第二行更大的黑体字:专治性病与各种疑难杂症。它印刷粗糙,字体丑陋,语言粗暴,排版混乱,用胶水紧紧地粘贴在水泥墙上,蔑视人的尊严、假面,促使有过隐秘不端行为的人不断自我怀疑,对身体产生极度的不自信,这些自信心受到粗暴打击的过路者,因此得了自我怀疑狂症,最终出现在游医的临时住处。这些来自福建莆田的治性病游医,大多租住在偏僻民房里,所有药物不外乎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消炎粉、除虫粉,外加来苏水。通常独居出租屋中的游医比性病患者更加孤独,大多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患者来看病。他改变等待的焦虑的做法是每隔几天,就出去粘贴一批治性病小广告,把自己的小广告覆盖在别人的小广告上面(当然,他贴的小广告过几天同样会被其他游医的小广告所覆盖)。这种小广告周而复始地互相重叠覆盖,重叠覆盖,同样导致了游医的精神焦虑症,有时他的意念告诉他,前一批贴出的小广告已经被覆盖了。于是就挟着新的小广告去粘贴,再把别人的小广告覆盖掉。性病,药物,谎言,由公共厕所便墙上的小广告延伸至莆田游医租住处,它们在这里汇集成夸张的病症,昂贵的医药费,原本性器的尊严傲慢荡然无存。在被游医反复诊治的过程中,性器反而成了自卑的源头。
溯源录像厅三级片、巷子深处发廊、游医小广告,这一切,与里隆村售卖录像机,录像带有直接的关联。
五
里隆村的走私几经工作队打击之后,转入了地下交易,比公开交易多了一份警觉,也更加地隐秘,危险,兴奋,暴利,刺激。一如犯了赌瘾一般,暴利驱动着的秘密地下交易,他们行走在刀锋上,更具获取金钱的战栗与快感。三强也不再公开为厂里工友带货,转为私底下偷偷地接触。
一九八三年年底,里隆村包括黄华港的地下乐清走私市场被彻底取缔。虽然还有零星走私事件,终于渐渐地偃旗息鼓,走私终成了记忆中的事件。里隆村走私市场兴盛期间,是三强自我感觉最佳时期,他家投资走私的钱反复回笼增益巨大。因此进出集体宿舍常常比其他人放肆,带点傲慢。到了一九八三年底,由于打击走私,他家的后期投资蚀了不少,三强再也没有了那段时间的自信,虽然他家已经赚到了钱,但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私赚钱的渠道被彻底地关上。只有云理,仍然穿着一年前走私尼龙布做的大喇叭裤反复上街,他把一个月工资几天之内就喝酒花完,喝了酒后回宿舍,按响录音机,反复播放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谢谢你》。
里隆走私市场取缔若干年后,我去了一趟里隆村,一个曾经热闹无比,走私货物无序交易的村庄,变得冷清、平常,村民的表情,从那时的亢奋,回归到了平静,冷漠。一些老人,对眼前的事物已经了无兴趣,而走私市场兴盛时看到的他们,村庄里的男女老少,都是亢奋的。偶尔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他们仍对外来者保持着警觉。一个经历过轰轰烈烈货物交易的村庄,曾经把走私的录音机、自动表、自动伞秘密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一切,早已经水过无痕。一个村庄平静的脸庞,也很好。从街上过时,有歌声飘来,这是录音机放送的一首邓丽君的《春风吻上你的脸》。听这首歌的时候,里隆村街面上干干净净,几无杂物,午后的阳光特别好。问过一个路边老人,说村里许多青年人都在柳市打工,还有的为柳市电器外出跑供销。
后来三强也买了一本像辞海一样厚的《中国柳市电器产品目录》,他说自己要准备外出跑供销,做柳市电器产品的生意。有过赚快钱经历的他,突然间那路被堵死了,而内心对金钱的需求已经被激活,难以消散,那么就会转身另寻生财之道,三强转而做柳市电器供销则是很自然的事。跑供销得到外省市出差,出差得向厂里请假,请假多了厂里自然不同意,要把三强作旷工处理,这样一来三强就想方设法调到了黄华一个地方国营工厂,那个厂可以停薪留职跑供销。
马叙,写作经年,文字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天涯》《大家》等刊物,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有作品集多部。曾获第十届十月文学奖、第八届储吉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