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鲁敏：老屋与老去的人

鲁敏：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代表作《六人晚餐》《奔月》《梦境收割者》《虚构家族》《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2007年度青年作家奖”，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 under 40」等。作品译为德、法、瑞典、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土耳其文等。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南京。

老屋与老去的人

文 | 鲁敏

老家的老屋不存在了。只能看到屋前的一个小水塘，曾在小说里这样写过：“它具有水塘的一切基本要素，像一张脸上长着恰当的五官。鱼，田螺，泥鳅，鸭子，芦苇和竹，洗澡的水牛。小孩子扔下去的石子。冬天里的枯树，河里白白的冰块儿。”就是照着它当年的样子写的。现在被修整得方方正正，用木栈道围拢，种起清一色的观赏荷花，怎么也找不出以前那有些破破烂烂的旧模样。

老屋是外公外婆的老屋。造于1950年，那时外公37岁，正是壮年，儿女幼小，算是他成家立业、遮风蔽雨的最初之“宅”，材质为土泥茅草，我的大姨、舅舅、妈妈都在老屋的茅草屋初级阶段度过他们的少年时光。1976年，村子里搞起新农庄线，各处散落的自建房子要归齐。遂用“抬屋”的原始土法搬迁，最大程度保留老屋的主体框架，几十号人在统一的“吭唷吭唷”节奏下，把老屋抬到现址。从成本与情感上讲，也是最为节俭而合理的。

事实上也没有省多少钱，我外公办事，向来主张体面漂亮，借此机会，他把老屋改造了一下，泥墙改成青砖，茅草换作瓦顶。慢慢的，姨妈舅舅妈妈都工作了，手中有了余钱，外公又在原来的左中右三间之外，拉长出一间宽绰的吃饭屋加厨房。再过几年，又在最东面加出一间卧房。这些不断“PLUS”的改造，都是一步步慢慢来的。

外公外婆的钱来得不易。外公以前做过私塾先生，也做过村长，家里架起大锅，烧饭菜接待过新四军，也接待过八路军，后来还经常跟我们谈起栗裕带部队从村里经过的事情。解放前后，因外公识文断字，又有村长经验，是1950年的党员，有各样机会出去做事，但外婆恋地恋家，劝阻下外公，两人只一心事农。故他们的收入，都是出自四时庄稼与屋前屋后。外婆养鸡卖蛋，养兔卖兔，养羊卖羊，养猪卖猪。外公春播秋收，然后到镇上去卖花生卖黄豆卖棉花，就这么地慢慢供养大姨、舅舅、我妈念书，再时不时修整扩建下他的“宅”。

羊是外婆的摇钱树。老母羊一旦怀孕，外婆就喜滋滋地守夜接生，有时碰上羊脚先出来的难产，外婆也都能设法搞定，包括邻居们的母羊生产，也都是外婆一手包下。外婆的大羊小羊，白天会被牵到外面的小河坡上，让它自行吃喝，就省得割羊草了。到下午，我们放学了，外婆就会派四表哥或五表哥去牵羊回家。两个表哥都不愿干，外婆就甩出“共享”的诱饵，谁承包下牵羊回家的活儿，等到卖羊得钱了，可以拿到个小零头。这好处我挣不着，我怕羊，那家伙一旦倔起来，很难拉动，羊角还会顶人。

但外婆的养鸡大业我参与较多，尤其在小鸡崽满地滚的阶段，每日都要一只只捉回鸡笼，还都要点数，还要铲鸡屎。为充分调动我和五表哥的参与热情，外婆会让我们各选一只喜欢的小鸡作为“自己的”小鸡。记得有一回，我选的是一只深色芦花鸡，花纹细腻繁复，比一般的黄毛小鸡更具美感，我很得意，撒谷喂水时，分外留意，还时不时捉来手中抚摩，捉几只肥虫子让它吃独食，也可能是关照过度吧，它后来开始打盹了——小鸡一旦打起盹来就是得病的先兆，外婆就会把它们隔离起来，专门伺弄，喂去壳精白米，多晒太阳。有时能救活，有时不能够。我那只芦花鸡就没能救回。四表哥自认为大了，他不屑于养小鸡，也无意认领私生鸡，他风风火火地在满地滚的小鸡里跑来冲去，却神奇地一只都没有踩死。他踩的总是鸡屎。

因这些家养牲畜之故，外公外婆除了修整“人居”，还在不断地搭盖羊圈、猪圈、兔笼、鸡屋、茅房之类，老房子被拉成长长一排。春节贴对联和喜庆，也包括那些羊圈、猪圈、鸡屋等处，依稀记得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我们小孩追跑打闹时，从屋东头一口气跑到西头，左一道右一道的踏门槛，屋前屋后的绕，大有千山万水之感，很是带劲。

房间多了，尤其适合躲猫猫。当时乡下兴着添置一种家具，叫做床柜，几乎家家都有，是四四方方的两只连体大木柜，可以用来置放各样东西，铺上棉絮和床单，支上蚊帐，又成了极好的一张卧床。捉迷藏时，把床褥掀掉，柜门抬起，团着身子藏进去，除了有些闷气，除了有时会碰上小虫子小蜘蛛，实在是最妙的隐身处。此外，还有床肚、箩框下、帐子角、茅房后、凉席卷、柴堆里等各样的别窍处。几场猫猫下来，总是一头草灰一身汗，太过瘾了。

只有一个地方我不大敢躲，就是西堂屋，因那屋子有半边墙上，挂着太公太婆等族中先人像，皆已黄淡无色，且多处剥落，隔着灰蒙蒙的玻璃框，其实看不大清楚面目。正因为看不清楚，反而有些害怕，走到那附近，就觉得凉。到大了才慢慢好些，因为离这些人像一米以下，就是一排红红黄黄的奖状，全是四表哥五表哥小学里的赫赫战果。我们那里的人家，都特别喜欢贴小孩奖状，不论荣誉大小，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这么一片墙壁，贴得热闹，与祖上的斑驳照像，相瞻相宜。

外公外婆喜欢养花，老屋门前，是一长排花圃，碎砖头垒成三角底座，上方交叉编织着篾条，形成二方连续的菱形篱笆。为抵挡屋檐雨滴冲散泥土，花圃靠内墙的部分，总还铺排着吃海货所留下的贝壳，精心又简洁地形成实用装饰。外公外婆的花都是家常品种，主要是图它们的轮流开放与不同颜色，比如鸡冠花、太阳花、龙爪花、百日红、指甲花、虞美人、菊花、懒婆娘花一类。至今，我对花朵的审美似乎都还停留在老屋所给我的阶段，每看到这几样乡野之花，就亲切得不行，觉得大朴大素大美。其中那懒婆娘花也即汪曾祺写过的晚饭花，它只在晚暮时分开放，明亮的紫红，香气甜俗，花朵密集。有时我会没心没肺地摘下许多，串成长条，用来做成项链或耳环。我带上花朵项链，盛装一样，去找外婆邻居家的几个同学一起玩。那时我们女同学的玩耍没什么花样，总是唱歌，大家都有各自的歌词本，捧着，轮流唱，唱得嗓子哑了才回家。

我的玩伴全在外婆家那边，由于家里出了点事情，整个初中三年我都住在外婆家那边读书。正是我刚去的那年，外公外婆又在后面盖起了一排大屋。这就等于有了两进，有了院子。新大屋飞檐立顶，红砖灰顶，门窗走廊都镶嵌着雕花木板，地上全是回字地砖，在当时看来，简直的气派不凡。连小猫洞都比前排的老屋讲究许多。

外公外婆家一直养猫，有时走丢或老病，就接着再养，长年不断。有时暑假碰到是这只猫，再到下一个寒假，发现是另一只。我初中那三年，所养的猫，外公给它取的名字叫“画虎”，因它身上虎纹突出。为讨画虎欢心，我常蹲在桌下，与它分吃蒸山芋、煮杂鱼之类的好食。画虎没有自己窝，它的卧处主要在两处，一是厨房灶下，尤其冬天，因那里暖和，一是床上，外公外婆的床，两个表哥的床，舅舅舅妈的床，我的床，她每晚随意挑。常常到晚上做完作业，到房间一看，呀，她今天挑了我，正乖乖踡在被窝上头呢。我心中大慰，会特别小心地侧身钻进去，不敢惊扰她，免得跑掉，白欢喜一场。

舅妈在一所初中，是语文兼政治老师，舅舅在另一所高中，是副校长兼数学老师，现在想想，他们不大说教，难得有一次，可能是舅舅，讲了牛顿与猫洞（牛顿有一大一小两只猫，遂请匠人开两个猫洞，匠人说开一只大洞就够了呀。牛顿大惊，认为匠人十分智慧，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的故事，搞得我经常想做试验，打开大门，同时拔去猫洞的塞子，看看画虎到底喜欢从哪里进出，猫会介意它的“专属通道”吗。发现没什么规律，画虎只是喵呜着，缠绵地蹭着大人裤脚，根本不理会我的号令。

除了猫，老屋里最常光顾的是燕子。晚上睡觉关门闭户，外公外婆都会提醒舅妈，确认老燕子是不是回窝了，如果没有，得替它留半边门或一扇窗。老家那一带，燕子跟人的关系真是好哇。每到春天，各家的小孩子们都会互相攀比：你家今年有燕子来做窝了吗。谁家要是没有，那真是太失落了。外婆家因为有两排屋子，从概率上讲，机会多一些，常常双丰收，前屋后屋各有一窝，最多时，有过三窝。因为我乳名“小燕”，似乎更多些私念，没事就仰着头看。看那燕子夫妇，衔着枝条树叶棉絮土坷拉，吐着唾液，慢慢地做出半只大碗一样的灰白色燕窝，然后产蛋，然后孵出雏燕，然后出去觅食。每至母燕衔食归来，整个窝里只见四五只粉色嘴巴，张开着挤挤挨挨叫个不停，真正是特别形象的“嗷嗷待哺”。

梁上有燕，有吉祥喜悦之感，但燕子屎也够受的。燕窝下方一平米左右的地方，常年由它们落下灰白的粪便，进出都得让着。有时外公会铺上干草或碎土，有时也懒得铺，左右是“拂去还来”的，新屋的地砖虽然要珍爱，但燕子粪嘛，又能脏到哪里呢。

记忆中新盖的大屋，一切都是个大。大方桌，大洋团，大座钟，大长柜，大挂钩。大方桌是我们晚上做作业的地方，我与两个表哥，初一初二初三，各一个，三面而坐，共用一盏油灯。另一边外公会来坐坐，忙了一大天，他有时会戴上老花镜，翻开他最爱的《皮五辣子》看上几页。有时空口搞一盅白酒，最多就一块月饼。外公会把月饼掰成四块，与我们三个共享。嗬，可真好吃。他就着一角月饼，喝一大盅洋河大曲。喝罢一抹胡子，把酒杯倒扣于酒瓶上，然后在我们头顶敲敲，就去东房歇息了。每隔半个月，喝酒之前，外公会校正一下大座钟的时间、上上发条、抹抹灰什么的。老家那一带似乎很崇尚大座钟，很多人家里都“配置”一台。大座钟报时很响亮，逢半点敲一下，逢整点则敲相应的时刻数。凌晨三四点，我在朦胧中被吵醒，听到睡不着的外公外婆在对话，“刚才敲了几下？三下还是四下？”另一个说，“四下还是五下？”外公耳朵有点背，他们的对话时总是无效和多次的重复，听得我很愤然，烦恼中一翻身，又囫囵睡去了。

我对大座钟动过手脚。初三那年，我跟一位同班女生“飙劲”，那女生成绩也很好，我们轮流坐庄第一。她跟外婆家只隔条河，站在后屋的北窗户可以远远看到她家的灯。我晚上总留意看她家，如果她不熄灯，那我是绝对不肯上床的。但舅妈对我们有统一时间，差不多十点左右，就要赶我们上床，用不着复习那么久的，还浪费灯油。怎么搞呢，怎么才能比她多熬夜呢，我就偷偷把大座钟调慢一个小时。其实多出的那一个小时，又能看什么书，心里光顾着得意了，觉得我瞒过了所有人……那段时间，外公总就纳闷，这大钟是坏了吧，我天天上发条也不管用嘛。差点要驮到镇上去修。我死忍着不说，直到最后事发。

新屋里还有两只“洋团”，也是以“大”见长，长案两边各放一只，颇显气派。这所谓的“洋团”也是重要的农家器物，专门有外地人从河路运来贩卖。记得好像挺费钱的，我奶奶那边就只买了一只，而且还比较小。“洋团”的质地是陶瓷，色泽清亮，小口广肚，大的高约一米有五，最合适用来存放各种谷物，说是不霉不坏不生虫。但因其高大，搬运、清理、取用都不大方便。比方像我舅母，她身量娇小，要从这洋团取谷，总得要站起一只小板凳才能够得到，有次不知怎么的，她晨起取米做粥，脚下一滑，凳子踢翻，整个上半身就头冲下载了进去，洋团闷气，家中人稀，她喊了许久也无人知晓，后来还是外婆发现，又喊外人来帮忙，总算把大洋团放倒，将舅母及时救出，有险而无虞。

对了还有“大挂钩”。大挂钩一般固定在二梁，堂屋卧室皆有，用以悬挂各种东西，其功能类似于食柜或壁柜。一般到冬天悬以鱼肉，平时则挂四时点心。我们那里看望产妇或老人，喜欢送油馓子、脆饼之类，到春节前后走亲访友，则喜欢割上几斤五花肉，包上京果蜜三刀之类的点心。待客走后，家里大人都会把这些点心食物，郑重地高高悬于大挂钩上，小孩和小猫小狗都只能望钩空叹。

但我四表哥脑子很活，他策动了我和五表哥。趁家里大人不留意，让我们两个替他在下面扶着，一张椅子再垒上一张椅子，他摇摇晃晃地爬将上去，富有技巧地，尽量不影响整体观感，从外围抽取一根根的断馓子出来，我和五表哥在底下眼巴巴仰头望着，他一边摘一边吃，我们两个望风搭手的最后也只能落得一点残渣罢了。但最后若被大人发觉，真真假假的责骂下来，四表哥也是勇猛担当的，谁叫他是三个里头最大的呢，确实也逃不脱。类似的“偷吃”事件其实很多，我三表哥（我们姨表兄这一行，是从大姨妈家的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一路排下来的，排到我妹妹这里，老七了。我排第六。后来的长篇《奔月》主人公，就借用了小六这个排序）有次跟着我舅舅出门拜年，坐在自行车前杠上。车龙头下吊着两袋点心，当时都是纸包的，他伏在车龙头上，拱着背替自己打掩护，一只手从下面绕过，把纸包口拉松，从里面抽出京果，慢而小心地一枚枚偷吃。到了亲戚家，舅舅手中一提，感到挺不过意，怎么点心这样轻飘飘的，只有半包了。也亏得那条乡路不是太长。

盖了后排大屋之后，外公外婆养花种树更起劲了，院子里做出高低，安下巨大的缸盆，种荷花、茨菇，挨着院墙搭起葡萄架，还陆续栽起柿子树、桃树、梨树等若干果树。中秋时摆上果物点心，一家人团坐，看院外月头，大大地升起，实在是土味又踏实的诗情画意。

诗画之外，也有风雨。1989年，我父亲去世，44岁。次年，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的父亲，即我的姨父，也去世了。两个女婿的先后离世，对外公外婆的打击，是巨大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太愿意出门见人。要知道，我外公外婆一直都是方圆有名的“全福老人”，但凡逢着喜事大事，人们都爱请他们这样的老人到场以求福求全。外公外婆的衰老是从那时才真正开始的。

我总记得老屋里冬天的日头。很冷，太阳光窄窄地投进堂屋，随着时间慢慢移动。外婆坐在木椅子上，外公坐在小竹椅上。他们膝上放着竹筛，在剥花生，或者剥玉米，捡黄豆。过一会儿，两人抬身，挪下椅子，再过一会儿，又挪下椅子，追随着那窄窄一道日光的照耀。花猫在他们脚下打呼噜。老母鸡在扒院子里的土。羊在附近的坡子上叫。哪怕只做最小的事情，两位老人差不多劳动到最后一天。1999年，外婆走了，87岁，2006年，外公走了，93岁。

老屋后头，住的人家，叫来宝，比我大两岁，他打小是孤儿，一个人还要带两个妹妹，日子艰难。外公外婆一直接济他们，有时是吃的，有时是衣物。来宝后来做了和尚，跟汪曾祺写的一样，这算是他求生活的职业。外公外婆的丧事上，来宝带着另外几个和尚，来念了好大的几场焰口。不肯收钱。他说，王老爹对我一直太好，也只有这件事，我可以回报老人家。

到2014年，舅舅舅妈退休无事，顺应着外公外婆以前的习惯，又把这排新屋升级了一次。回字地砖换成了大理石，卧室换上木地板，屋梁加了石膏雕花顶，安了水晶吊灯，旧式蹲坑全都接通下水，贴上磁砖改为即冲卫生间——我还没有机会见到，2020年春天，老房子被征用。大挂钩，大方桌，大座钟，大洋团以及大吊灯。花草果树。猫洞，燕子窝，羊圈。记忆所附着的空间与物，统统化为乌有。

唯一觉得安慰的是，外婆外公不知道，他们亲手盖起的，又不断修整的七十年老宅，他们养儿育女，迎来送往，生老病死的老屋，没了。

2021年五一节，为着舅舅的八十大寿，我们姨表兄妹七个孩子难得聚在一起，都回了老家。

我最大的表哥也已六十了，牙齿开始掉了，仍旧爱时髦，紫花衬衣，皮夹克，加九分牛仔裤，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腿太长，我们开玩笑，说九分裤到他身上是“八点五”分裤。八十年代末，大表哥到南京出差，会跑到金陵饭店的购物中心去“shopping”,记得他买一件新加坡产的薄外套，得一百多。三年后我上班，一个月工资才80块呀。他在县广播站工作，我小时候跟着他看过不少大屏幕电影，最记得看老版《画皮》，等到屏幕上快要出现女鬼，我又怕又急，心嘣嘣跳，不知如何是好。镜头一切，大表哥一只手伸来，挡住我眼睛——那个时间卡得刚刚好，我有点懊恼，也头一次感到一种兄长式的关照。我其实胆子特别小，小时候大人叫我去黑处拿东西，我都非常自私地，把还不晓得害怕的妹妹给推在前头，替我抵挡想象中的鬼。我妹妹是八零年生人，比我们这几个又小了一轮。逢着寒假暑假到外婆家，她时常咬着肥手指，旁观舅妈训斥四表哥五表哥，一边对舅妈放肆摇头，“我就不背成语字典，我就不扫地。反正我不是你家小孩，你也管不了我。”

舅妈、舅舅跟我母亲一样，虽也都是教书先生，一到周末和假期，都得下地做农活。经常是我们晚上几个人在做作业，舅妈就在一边剥棉花果子，或是剁猪草，或是削山芋。我们的早餐十之八九都是山芋粥，刚出锅很烫嘴，我们急着要上学，都是端在手里迎风而立，一边大力搅动一边快速喝光，放下碗便冲到小路上往学校跑。秋冬的雾多大呀，跑到学校，经常是头发湿漉漉，裤脚湿漉漉，后者是一路野草上的露水。

舅妈以前嗓门很大，讲起政治课来，简直整个学校都能听到她的“咆哮”式启发。她现在头发稀疏，声音也小了很多，跟她讲话时，我们这些从前仰头看她的小孩，都需弯下腰了。老屋拆了，许多东西都没法带走，四季衣物都打包寄放在三四处的亲友家。舅妈所随身带着的，是她以前的若干笔记本。五表哥在其中翻到我们那几年的成绩登记表，拍了照片发我——我和五表哥的排名，被舅妈用红笔小心地标注出来。整个老屋都不在了，各处辗转借居，舅妈还带着三十年前我们的初中期末考分数。

舅舅的强项是讲数学题、几何题，很厉害，不开窍的学生也能一听就懂。但他没空跟我们讲，平常他住校，周末回家来，也是裤脚一挽下地做农活，忙个不歇。暑假到了，难得亲近的机会，是跟着舅舅“烫蚊子”，一种略带仪式感的事务。天将黑未黑，我们小孩先跑到所有房间，把蚊帐都齐齐放下来，然后舅舅端着带罩子的油灯，走在前面，像个引路人，几个小孩跟在后面。蚊帐里总是停歇着不少花脚大蚊子，他会钻到蚊帐里，把灯轻轻贴近蚊子下方，被那热火气一熏蒸，蚊子立即掉落进去。从前排屋子一路烫到后排屋子，五六顶蚊帐烫下来，灯罩子里一圈的蚊子尸体，有点残忍，也有点灭“四害”的快意。

舅舅讲话前喜欢清嗓子，时不时来个冷幽默。前几年我们见面，他悄悄跟我讲过几次，说打算要写一本小说，从教职退休后就开始考虑了，书名已有，叫《野葡萄的故事》，大有通往野史深处的意思。当时时间紧，我们约好，下次他跟我聊聊故事大概。但后来几次见面，舅舅未再提起，他高血压，也有点脑梗，精神似也萎顿下去，寡言，易于感伤。好好地看着电视，会伤起心来。听我们谈到外公外婆，也会突然抽泣，肩膀抖动。几秒钟后，又会因为很小的事情而哈哈大笑。舅舅像个小孩了。没有人跟他说话时，他佝着背坐着，双手拢在膝上，脸上一点淡淡的笑，长久地陷入他的沉默。如果把他安置上沙发上，他可以一直看电视看下去，如果有三个人，他也可以加入打牌，一直地打下去。我们替舅舅祝寿，他和舅妈都没太收拾，仍是平常衣装，仍是平常表情，仍是一样看电视和打牌。挺好。

回乡祝寿的还有我的大姨妈，她八十四了，大小动过几次手术，但精神很好，我们的微信她条条点赞。姨妈脸色呈粉红色，拍了合影会嫌弃自己眼睛小。她跟我讲她那时考大学的事，因为成绩好、耐得性子，高中老师叫她学医，她说她怕见血不敢开刀，老师就说，学中医就没事了呀。于是懵懵中考中了南京中医学院，在五十年代的乡下，也算了不起的女状元了，比我父亲考上南京航天学院还要早了九年，后来成了东台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专业上很出名。当时姨妈上学一趟，需得先从家里骑车到三仓，然后搭车到东台，再坐轮船到泰州，再坐汽车到镇江，再从镇江坐火车到南京，前后得折腾一天一夜。那时大学政策较为开放，姨妈是结了婚再去报到的，还在读书期间生下我的大表哥，所以大表哥的小名儿叫“小宁”，而到了排行里最小的老巴子，即我的妹妹，因我母亲也是孕她于南京，取名为“宁宁”，像是一个遥遥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