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读过《学生守则》《村民守则》《市民守则》等等，你读过《诗人守则》吗？70后诗人徐俊国提出了他的看法。读读看。

徐俊国，1971年生于青岛平度，诗人，画家，现居上海。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诗集《鹅塘村纪事》《致万物》等六部。曾获冰心散文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诗剧场”诗歌奖、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等。

我的《诗人守则》

徐俊国

◆修辞

有限的修辞可以写出无限的诗，没有比喻的诗也可能成为千古名句。灯光不用任何修辞就可以照亮世界。一首诗歌的成功，比拼的不是谁用的修辞多，谁的语言更繁复更华丽。有时候恰恰相反，我们可能要看看谁更节约修辞，谁的语言更具有穿透现实经验、直击事物核心的力道和硬度，谁更真实地揭示了存在的真相。

◆“草木气息”和“风景精神”

回顾近百年的诗歌史，我们向来不缺乏摧毁传统、超越传统的熊熊野心，但缺少重建传统、捍卫传统的伟大抱负……中国诗歌之本的“意象传统”被卑锁的口语泡沫所颠覆，“草木气息”和“风景精神”被水泥地上的无根写作、词语装饰所遮蔽，老子“道法自然”的精神荡然无存，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轰然破碎。在科学、技术、理性、工业、贪欲的合谋下，我们不再把自然当导师和亲戚，丧失了基本的谦卑和感恩之心，对自然强行整容和变相施虐，竹简、丝帛和宣纸上的自然死了一半，我们诗歌中的“山水精神”也死了一半。古代的山水画家总是谦卑地把人物缩小，而把山水放大，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变着花样放大自己、推销自己、炒作自己，把中国山水的“心灵教育”、“哲学启示”等功用遗忘在键盘之外。

◆灵魂伙伴

写作是一种悲剧性的对抗，但它对抗的不是来自社会或人类本身的看似强大的显性力量，它最大的敌人是无形而哑默的时间。诗人为了留住现在、挽救过去、掌管未来而写作，无论多么孤独的诗人，他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自己的“灵魂伙伴”。

◆草编的戒指

与宏大叙事和历史想象相比，我更信任生活的个人化和细节的具体性。一个朝代的更换，可能是源于宫廷内兄弟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杀戮和争斗，这场政变最原始的起因，可能要追究到几十年前的小时候，弟弟当着父皇的面抢了哥哥一枚草编的戒指，哥哥一直怀恨在下心，在弟弟即将登基的前夜，哥哥的怒气一下爆发了……这枚“草编的戒指”包含了很复杂的信息，有许多不可言说的诗性因素潜藏在里面，它让史书上长篇累牍的记叙和议论显得空洞而虚假。细节对于诗歌的意义，大约可看做一枚“草编的戒指”对于一部历史的意义。

◆具象和抽象

最真实的具象最终通向抽象的深处，最高的形而下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如果刻画出一盏油灯上的灰尘，那就等于画出了抽象的时间，而且，时间在灯上堆积的厚度都历历在目。艺术是在熟视无睹的事物之间发现陌生，或者邀请未知的事物来到现场，把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可信，把具体的事物导向抽象之境。

◆心灵的发生学

诗歌是心灵的发生学，而不是身体的发生学，这两个很好区分，具体到写作却往往被混淆。一个人的身体来到了某个地方，但心灵可能还在原地没动，也就是说，“心灵的发生”晚于了“身体的发生”。

◆诗人的境界

诗人按境界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用阴影把阳光弄脏的人；二、在阳光中诅咒阴影的人；三、在阴影中歌颂阳光的人；四、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这四类诗人对世界观察、理解、判断、把握的方式明显不同，所产生的写作动力也大相径庭，诗歌的力量自然就有天壤之别。

诗歌是带了安慰和拯救之心来到人类之间的，我们应该还以敬畏。“弄脏”、“诅咒”、“歌颂”不是诗人的正业，诗人真正的使命是“清扫”。“清扫”是一种态度、立场乃至行动，和 “工具论”、“教化”等词语完全不是一回事。

◆位置感

心灵的位置关乎生活在场的地点。心灵在“彼”，生活就在别处，心灵在“此”，生活就在此处。一个清醒的诗人生活在被泡沫文化和公共语言强行规划和拆迁的时代，更容易判断自身所在的位置。获得了位置感的诗人，他不会轻易屈服于“心灵的拆迁”，反而更有可能成为精神家园的钉子户。坚守即将失守的“位置”是一种疼痛和抗争，但只要在场，即使弹丸之地也可以成为心灵栖息的庇护所。诗人的神圣职责是确保“心灵位置”免受侵略。

◆文学启蒙

我有我的文学启蒙（农村人、农村话、农村事）和精神根据地（鹅塘村），我不会背叛它们。我的靠山不是知识和西方，也不是某面旗帜，而是背后广阔无边的大地，栖居其上的大小生命以及它们组成的生命场景。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万物灵长中的一员而自豪，却以自己无法以一只小羊的身份降生而遗憾。我羡慕比人类的身体弱小、比人类的心灵安静的小生灵，我在诗中模仿它，在短暂的时光中活着，在草木枯荣中爱着，表达喜怒哀乐时使用着一种单调而丰富的声音，唧唧唧唧。

◆鹅塘村

我用了大约八年时间，在诗歌中建了一个“鹅塘村”，我养的鹅，我挖的塘，我用我的诗歌理念在字里行间悄悄埋下的葵盘和马蹄铁，已经在我目力不及的地方沉寂下来。

时间、死亡和命运是“鹅塘村”写作的前提、框架和根基，2004年发表《小学生守则》以来，我所有的写作都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展开和深入。这是我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写作被简单地定义为一般的乡土诗的重要原因之一。

◆乡土诗

新诗诞生以来的零乱记忆中，明信片式的风景诗、解说式的民俗诗、浮光掠影的田园诗、呢喃软弱的怀乡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诗、虚情假意的悯农诗充塞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土题材的诗歌写作已失去了基本的艺术尊严。我给自己的警告是，即使不能独辟蹊径，最起码也不能再落窠臼。其一，力图使自己的写作沉下来，落到大地和充满灵性的万物上，把蝼蚁之卑、虫豸之微放大给人看，敬畏大自然，热爱它的亿万公民及其生命法则。在观照方式和写作姿态上，弃绝俯视，反对平视，倡导仰视，尊崇跪拜式。其二，用尽量简洁的文字，记下吹拂苍凉人世的那缕春风、穿透冰冷时光的那阵疼痛，记下活着的人脚下抖动的阴影、死去的人眼中残存的光明……其三，关注人的生存实况和灵魂状态，用来自《诗经》和乡野的泥巴，把二维的画面转换成三维的立体效果，在工业化时代隆隆前进的嘈杂声中，为守护农耕文明的人递一盏马灯，做一尊雕塑。

◆文学的常识

回到文学的常识，回到诗歌诞生之初的ABC，寻找被别人丢弃和遗忘的东西，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感恩，对世界的宽容，对弱小者的关注和同情，死亡的不可抗拒，时间的不可逆转……

诗人不能太依赖自己的感情并随意进行强化和夸张，而是要把感情适当减弱和巧妙埋藏，这可能比抒情和大喊大叫更能揪住人心，更能考察一个诗人的书写智慧。当下的“乡土”、“底层”写作恰恰忽略了这个问题。嗓音太高，不低沉，这是其一；其二，缺乏对“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诗歌”中的经验的区分和思考。

◆敬畏之心

人类看似强大，一场地震却可以轻易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谷川俊太郎说得好，“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当我们把“心中沉默的金，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人类应该向“小”和“轻”的蚂蚁和蝴蝶投去敬畏的目光。人不仅应该对高于人的未知之物怀有敬畏之心，还要对我们不屑去“俯视”的卑微之物表示关切。

◆家族

“家族”是个分量很重的词，它从地理空间、精神根脉和血缘关系等方面提醒着人的来处，没有来处的人是悬空的，被割裂于这个世界。写作也是要有来处的，有来处的写作，即使写一棵草也会写出地下根系的宽大和头顶天空的辽阔。被工业和理性驱赶的现代人疲惫得只知道往前看，把诗意的幻想寄托在“远方”和“别处”。我是谁？我是谁的亲人？我的生活在重复谁的命运？我痛苦着谁的痛苦？谁又以我的幸福为幸福？每完成一次“家族”的抒写，就等于重新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写诗是一种白纸黑字的确认，确认自己的出生和归宿。

◆读者

现在有不少的诗歌，不但冰冻了语言的热度和温度，还阻滞了血液的自然流淌，读者看不清是谁在用什么样的表情对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诗歌面向三类听众发言，一是自己，二是他者，三是天、地、神。这三类听众一旦被隔离或悬置，就意味着诗歌的“语言之道”失去了有的放矢的效用。

我希望我的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内心柔软的人，另一类是内心有可能变得柔软的人。诗歌的作用之一，就是唤醒人心中柔软和温暖的那部分，改变人心中坚硬和冰冷的那部分，让他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都没有光明和希望。

◆批评家

批评家就像掌握魔术底牌的人，他应该具有看穿魔术道具的敏锐眼力，又有强大的解密能力，还能准确地指出魔术师的漏洞和疏忽，并根据魔术师自身特点引导他走向完美，创造新的奇迹。如果这个掌握魔术底牌的人还会耍几手精彩的魔术，那就更让人敬佩了。

◆“时代”和“当下”

这些年，文学界一直在强调关注当下、书写当下，这是个需要细化和深究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被我们曲解、笼统、模糊化了。在“当下”的所有内容中，写哪些更有意义？怎么写更有价值？每一个诗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时代”和“当下”一样，都是最容易被时间一掠而过的两个词，过分地强调当下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会加快写作的“过时”与“失效”。“现在”的时代感越强，越容易被“将来”的时代所湮没。我让自己的写作尽量避开明显的时代表象，努力扣掉意象发生的时代背景，使自己的写作最大限度地放大到比时代更广阔、更深刻、更持久的时间之中。写作面向的是“时间”和永恒，不仅仅是“时代”和短暂。

◆雅姆主义

雅姆的内心柔软，温暖，善良，澄澈，谦卑，静穆，博大，对世间万物充满怜悯和疼惜，他用诗句为请求一颗星祈祷，为一个孩子不死祈祷，为爱上痛苦祈祷，为带着驴子上天堂祈祷，为他人得到幸福祈祷。

这位在大地之上抽着烟斗的法国老头，他的孤立无援让人有一种严寒彻骨的感觉。在浩如烟海的诗人中，我一叶障目地喜欢上了他，并甘愿被他笼罩和覆盖。我甚至希望我的一生只是一段通往雅姆的小路，我死后，但愿人们能通过我再次找到雅姆。我肯定会被忘记，雅姆却会在未来的许多年，不断地被想起，被怀念，被深深敬仰。再过一百年，还会有人像我一样爱他，动用灵魂的全部，如此郑重地爱他。

在物欲和异化的时代，我写诗，就是为了把生命中不慎被弄脏的那部分重新洗净，像对待犯错的孩子那样，抱它们回家，回到雅姆这边来。

◆信仰

我珍藏着包括《圣经》《古兰经》在内的十几本经书，时常在迷茫之时倾听来自“上方”和“远方”的声音。但我不是任何教徒，我的信仰不是来自宗教。在灵魂深处，我信服我母亲口中说出的那个“善”字，不伤害人，也不伤害大地之上的一切生灵，凡有眼睛的，他（它）看得见，知道疼。史怀泽的敬畏生命，我就更尊崇那个“善”字了。我愿把她像供菩萨像那样，小心翼翼地供在心上，供一辈子。在写作上，我信服和尊崇的永远是“雅姆主义”。凡文学艺术，不仅仅是技巧，不仅仅是批判和揭露，它承担的最根本任务是心灵修补”、“去污去蔽”、“精神照亮”，在悲剧和苦难中不退场，不沉默，为维护和重新排列美好的精神秩序，歌和哭。

◆我的《诗人守则》

1、宽容地理解和对待世界，对人生和理想永不绝望，少发牢骚，常对花微笑。

2、在强大的外力面前不迷失，在卑微的事物面前不自大。

3、信仰一个“善”字。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不和雨中卖菜的老阿姨讲价钱，能多买就多买一些。

4、敬畏大地和自然，多记住几种植物和动物的名字。

5、热爱劳动，努力工作，多付出，多赚钱，不因为自己写诗而让家人挨穷受累。

6、尊重世界各国的语言传统，捍卫汉语诗歌的尊严和发展可能。

7、诗是神圣的。有损于诗歌的话不说，伤害诗歌的事不做。

8、诗人之间要团结，写诗的时候需分裂。

9、能读懂的好诗就多读几遍，读了三遍还云里雾里的诗不再去浪费时间。

10、感情为零的诗，坚决不写。

11、为“大多数”而写作，但不媚俗，不迎合。

12、人生苦短。看看埃米莉·迪金森的诗，“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我就没有白活”，时常问问自己为什么写诗……

我就是那个怀揣兔子的农民

徐俊国

在不同场合听到有人表情庄严地说：“文学是我的宗教和信仰。”我对这样的人充满敬畏，同时也为自己对写作的浅淡理解深感羞愧。一位老者在市嚣的边缘垂钓，无论风雨阴晴，超然时空之外，怡然自得。在我看来，有如此心性修炼与人生境界的人，不一定比那些所谓的作家尤其是追名逐利的作家卑俗。把文学说成宗教与信仰，实际上并没有提升文学的神圣性与严肃感。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承认了两点：一，文学低于宗教与信仰；二，文学不是宗教与信仰。

我从来没有糊涂到忘记自己是一位中学老师。与大多数老师不同的是，我教美术，不是教语文或数学。与其他美术老师不同的是，我经常读书写作，他们却不。细细想了无数遍，我并没觉察到我比他们多些实质性的东西，相反，有时候，我还比他们缺乏良心。在一次援助贫困地区的捐献活动中，我抱来的衣物中有一条裤子裂了一条缝；还有几次，因为麻木，经过在地铁口乞讨的残疾人身边，我没有扔给他一块钱；看到背着垃圾袋差点跌倒在雨中的老妪，我没有去扶她；一个小女孩举着最后一份报纸沿街叫卖，我没有买下它，以至于让她在寒风中多待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家……如此看来，我根本不是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内心柔软。我不悲悯，不道义，对近在眼前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生熟视无睹甚而冷漠……自剖至此，后背发凉，忽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怀有罪责的人。

我是一个66岁女人和66岁男人的儿子，一个稍显憔悴的妇女的丈夫，两个需要交学费的孩子的父亲……我是一座小县城的小市民，一个庸俗的人，一个为了一角钱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的人……我得好好活着，好好珍惜时光，对上表孝心，对下尽责任……所以，千万别用诗人这顶桂冠来砸我，我承受不起。我只是比一般人多想了些心灵方面的事，其实还没有天天去教堂打扫卫生的老姑姑想的多；我只是在几本刊物上登载了几行文字，母亲和她的老黄牛却从来没读过。

有人不止一次地问及工作与写作的关系，我千篇一律地告知他们，生活第一，工作第一，心情第一，健康第一，家庭第一……最后才是写作。他们很失望，感觉我说得不专业，没高度，无惊人之语，太平常了。他们哪里知道，一个写诗的人，能真正做到平常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我，以“平常”为荣。每次读《梵高书信集》，除了敬佩他的执著与抗争之外，我感受更多的是心酸，这位大师，他的生活太落迫，太孤寞，太悲苦，他生活穷，爱情也穷，白天穷，星月夜也穷，在那样的艰难中，他依然还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挺住，这是他的超人之处。然而，他只挺到37岁。我敢肯定，他多么希望有人理解他，有人收购他的油画或素描，这样他就可以多得到几法郎，多买几管颜料，多喝几瓶酒，多躺在舒适的床上休息一会。看来，他也需要我们平常人也需要的那些东西。恕我直言，如果上帝非要让我在生活的胜利和写作的失败中任选一种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如果可以自定答案，我将毫不犹豫地写下：我追求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胜利。因为我一直固执地认定，无论画画还是写作，都是一种理解世界并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的方式，归根结底是一种找寻一个人乃至一代人抵达诗意生存的路径。这种偏见注定我成不了优秀的诗人。也许，一个没有殉道士精神的人热爱文学是文学的耻辱。即使这样，我也不愿为了文学把自己好端端的俗世生活搞得一塌糊涂。等我去世后，我不希望人们在悼词中通篇称颂“诗人徐俊国，如何如何”，九个字就行：“好人徐俊国，一生爱诗。”这已足够。被尊为大师，被列入文学史，让野心勃勃的少数人去做吧。我做文坛中的大多数。众多蚂蚁中最不起眼的那粒小蚂蚁，细心的人才能看得见，它活着，沉默着，劳动着，不唾液四溅，不好高骛远，肩无重负，心无累赘，兀自向前，慢慢变老，最后，融入人类遥远的地平线。

2008年某月，《诗刊》第30次发表我的作品，我感谢《诗刊》。

1992年，我是一名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我发表在《语文报》上的一首小诗，竟骗来100多封少男少女的来信。当时，学校的牡丹开得正艳，我发誓，要当一名万人追随的诗人。

再往后退，退到1971年，腊月28，天蒙蒙亮，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出生。父亲徐永希，农民，母亲孙广花，也是农民。我长大后应该种地，就像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一样。但我爱上了文学，或者说，文学不小心撞上了我。我阅读，那是为了借助文字的光芒打量这隐秘世界，我写作，那是为了平衡内心此起彼伏的悲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曹丕的伟大论断，我渺小而自卑，无以担当这份沉重。至于“人类理想”、“终极关怀”这些庄严的大词，我更怕被它们压扁，所以总躬身垂首，不敢仰望。

说来说去，我就想老实坦白，我只是鹅塘村的那个农民，种了一亩三分地，春耕秋播的间隙，无意中捉到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就是文学。生活中多了一只兔子的我，还是一个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说实话，我更艳羡其他的农民，他们的怀里没有兔子，心跳比我沉稳。早知一只兔子会把人折腾得如此不安，我才不伸手去抱它哩。而时日有限，来不及后悔。庄户人家，多一只兔子就多一只兔子罢，不耽误种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