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龙生，1941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移居重庆。笔名余见，网名诗酒自娱。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出版了多种诗集、诗论集。曾任江北区文化局局长、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重庆文学》副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重庆艺苑》副主编，“东方诗风”论坛名誉站长，《渝水》诗刊主编等职。在新诗格律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中有独到建树。
万龙生先生诗话
关于文学评论
一
有学者戏言，当今研究有三体：一曰博士论文体，一页文章半页注；二曰学术刊物体，三段加一帽一尾；三曰理论著作体，简单问题复杂化，熟悉问题陌生化，中国问题外国化，把人绕糊涂了为止。而这种状况却是假“学术规范” 之名而高踞“正宗”宝座。
——可不，这样的“学术”实在叫我等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二
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的文学批评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以作协文联系统批评者为主体的“专业批评” ，以高校教师和社科院系统学者为主体的“学院的批评” ，以报刊记者为主体的“媒体批评” ，以网络民众为主体的“网络的批评” 。
——上面是以批评家的做派分类划线，这个是以批评者的群落分类划线。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不敢沾惹那种“正宗”的架势；而就群落而言，过去我与作协系统和媒体都有关系，如今，一介草民，就只弄点“网络的批评”吧。
三
文化生态是个很现代的词，内容却并非现在才有，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已存在。文化生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文学的动态发展正好互相衔接。
——由此想到前些时候，“东方诗风”论坛上对于格律体新诗的质疑，有位老兄硬说“格律”为近体诗所专有，不承认它以前的中国诗歌也是格律诗，更别提建设白话诗的新格律了。他就恰好用以后有的概念去否定现在的事实。
四
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从诗歌是否需要押韵这个问题出发，考察了世界各国诗歌押韵情况，指出汉语写的诗歌需要押韵，不是汉语写的则不一定，指出我们应该学习祖先辉煌的成就，广收博览，扩大视野，以更好地了解汉语。
——现在中国的白话新诗已经就抛弃了韵律，只有我们格律体新诗的信奉者还在坚持押韵。虽然我曾经声嘶力竭地呼吁“韵兮归来” ，在茫茫诗坛却引不起什么反响，实在令我痛心疾首。但是我相信物极必反的规律，视韵律为敝履的时期总会过去，音韵之魂必将回归华夏诗坛。
五
汪卫东教授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鲁迅文学”的概念。认为“鲁迅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和“范式”的存在，通过其示范效应，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
——“鲁迅文学” ，这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应该是“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应该把文学还原为“人学” ，我们也早该把神化了的鲁迅“人化”，同时也坚决反对少数人把鲁迅妖魔化！
诗与散文的文体区别
目前，在诗界对于诗与散文在文体上，除分行外，就没有别区别的区别了。这对于确立诗在文学家族的独立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把如何一篇精短的散文作分行排列，都可以使其摇身一变而为诗，而使诗界人士无话可说。至于诗界人士津津乐道的什么诗意、意象之类也不是诗的专利。
那么，有人就提出一个“硬件”，那就是韵律。毋庸置疑，这是诗歌古老的传统，但是自由诗在中国登陆至今，出现了极端自由，恶性发展的趋势，打破了音韵传统，目前的自由诗大多不再押韵了。
当今中国新诗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抛弃传统，失去了自己的文体特点、文体优势，从而遭到了许多读者的报复，也遭到他们的抛弃。我曾经使用两个成语来解释当代诗词复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新诗自己走上了歧途，使一部分诗爱者投入了诗词的怀抱。这是一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效应。
可巧，昨天收看重庆电视台祝克非主持的“品读”栏目，赏析毕淑敏的散文《幸福提醒》。该文文采斐然，富含哲理，确实当得起上文所称的“精短”二字。有趣的是，该栏目的字幕处理方式是将原文分行排列，并且去掉标点符号。其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与通常的自由诗无异，甚至比一般的自由诗好得多！记得我多年前评论李成琳的散文集《夏日心情》时，曾经指出其一个象征特点是富有诗意。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就抽出其中佳句分行排列，果然与诗无异。
这两个例子确实可以证明，目前在自由诗与散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当然这是指还算正常的诗，至于那些莫名其妙地分行排列以至不在分行的“诗”，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那么，究竟诗与散文还要不要有界限呢？回答当然应该是肯定的。
那么，诗与散文的界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就在应有的形式特征上：一是押韵，二是节奏。押韵就不必谈了，因为非常明显；节奏呢？区别不在于有不有节奏，而在于音步是不是有规律地安排。
据孙逐明先生最近研究结果，2-10字的语句，音步的划分是一致的（由3个二字音步组成的六字句和由3个三字音步组成的九字句算是特例）。诚哉斯言！因为这符合说话的习惯或曰规律。
我们再做进一步考察，诗与散文的界限就很明显了：散文的字句长短是任意的，毫无规律可言，而格律诗新诗限制了诗行的长度：要么一致，成为“齐言体”，要么参差不齐，但是每节对称，成为“参差（对称）体”；而自由诗又怎么办呢？我以为最好押上韵脚，哪怕不规范也罢；再就是力戒拖沓，避免过长的诗行，务使节奏鲜明。
有人说，形式不重要，关键还得看诗质，押韵的顺口溜是诗吗？这种轻视形式的论调貌似有理，其实是颠倒了主次：任何事物，首先要考虑“是不是”，然后才是“好不好”。极而言之，罗斯福是人，希特勒也是人，因为他们都具有人的外貌特征。再说诗吧，《全唐诗》里每一首都是诗，《唐诗三百首》才选了300首！而被《全唐诗》“遗弃”的作品肯定更多！就是李杜，他们的精品在其作品中也是少数，堪称神品的就更少了！
如此说来，诗与散文的文体特征之区别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形式！
再说小说与戏剧，看起来使用的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其内容也离不开人物、故事、环境，主要的区别不也在于表达形式吗？小说以叙述为主，而戏剧以对话为主，是一眼就可以分辨的。
谈今人写诗的“三难”问题
有诗友在其博客的谈诗系列里提出：
李白到处游山玩水，写成伟大的浪漫主义，杜甫穷困潦倒，写出了民间疾苦。今人写什么呢？一难；怎么写呢？二难；写了怎么办呢？三难。
问题提到了点子上。这的确是当今诗人们的三大难题，而且都是根本性的问题。若拿做菜来比喻，那么就可以换言之曰：选什么原料？怎么做？做好了给谁吃（说俗点，就是卖给谁）？其实，比起过去，解决这三大难题的难度小多了。因为从前，“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是别人给你规定好了的，你只有照办的份。如果要争取一点独立性，那当然难矣哉；而你若是听话如“乖儿童”，却又再简单不过了。至于写了怎么办？投稿呗！用了就好，不用拉倒。
如今诗人们拥有了创作自由，怎么还会有“三难”？我看有些人一点也不难，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直至垃圾、下半身；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任何限制，直至梨花体、“鬼画符”；而且他们的这样一些货色也不愁销，堂而皇之的xx级刊物也不惜版面让他们频频“出镜”，甚至这奖那奖等着他们拿呢。他们如鱼得水，风光无限，当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人了，有什么能难倒他们呢？
倒是有些老诗人在新的环境里自由不起来，就像有的人被捆绑久了，一旦松绑，竟无所措手脚。他们困惑着：诗怎么能写这些东东，又怎么能这样写？既不愿意去学这么些玩意儿，过去习惯的路子也行不通了。他们是真难哪！于是乎，有的无奈封笔，有的索性改行，有的干脆一头扎到诗词的怀抱里，如不少前辈那样“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不过，真正处于“三难”状态的朋友也不是没有。他们是诗歌的真爱者，面对不可理解的诗坛现状感到云遮雾罩，前路茫茫。对于这样的朋友，我愿意谈谈对付这三难的办法。我以为，关键还在那第三“难”：写了怎么办？这个关口一过，其他二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谁都知道，如今诗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也就是说，无关乎稻粱谋。诗歌是美妙的艺术，欣赏与创作诗歌会给人带来无穷的乐趣，充实人的心灵。所以，一方面创作诗歌不宜带有功利的动机；另一方面，渴望理解与交流也是正常和正当的。如果说过去只有在报刊发表才能使诗歌拥有读者，那么今天的网络就很容易成为寻找知音的场所。再进一步，如果不满足于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那么也可以进一步与志同道合的诗友开展面对面的交流，甚至自己集资创办民刊。如今全国这样的民间诗刊不知几多！如果不以在“公开刊物”上亮相为意，“写了怎么办”的问题解决起来就这么简单！
当你不再考虑别人的要求，不再注意编辑脸色的时候，你就真正取得了创造的自由：你从生活中，从大自然获得了什么感悟、启迪，当灵感附身，你就写吧！你觉得怎样表达效果最好，你就怎样写吧！当然题材无禁区，而境界有高低；写法可以创新，诗歌体裁的固有特点却不能随意舍弃。写得好不好，那就不能由你自己说了算；现在标准不一致，别人说的你丈长若是不同意也可以不听。诗人，不能丧失良知，不能停止艺术的追求，至于效果，就不必考虑那么多了。我想当初的屈原、李白、杜甫，也不一定能够想到他们会多么伟大，“光芒万丈长”吧！
“国诗”说
——《重庆国诗》代卷首语
11月19日，在璧山举行的渝西比邻地区诗词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本刊执行主编陈仁德阐释了徐晋如博士近年来提出的以“国诗”命名中国传统诗词的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夜，重庆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盾之王公司董事长周厚勇先生宴请泸州市诗词学会会长杨正康先生一行，我与仁德、端诚作陪，“国诗”称谓又成为中心议题。热议之后，当即决定，渝泸联手，为天下先，同时在全国率先正式打出“国诗”旗号。泸州方面打算一回去就把现在的“泸州诗词网”改名为“泸州国诗网”；刊物《泸洲诗词》改名为《泸州国诗》，把一年一度的“屈原杯学生诗词大赛”更名为“屈原杯学生国诗大赛”。我们也立即将《重庆诗词》和《巴渝诗词》分别更名为《重庆国诗》和《巴渝国诗》。
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曲三个大类。据查，“国诗”一词最早见于卢弼先生为胡先骕先生诗集所写的序言。20世纪80年代，由于很多人对新诗界把诗、词、曲蔑称为旧诗不满，于是首先由广东学者周锡（韦复）先生发难，提出“国诗”的概念。对此，青年学者徐晋如在他的博客中作了如下呼应：
产生自古典中国，却在现代社会依然葆有其美妙青春的诗、词、曲，是我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诗体，她是以“韵”、“声”、“调”三位一体为基本特征的诗体，诗、词、曲应该统称国诗，也只能统称国诗，只有这个称呼，才配得上她作为全民族共同诗体的身份。
对于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厄运却打而不倒，竟在当代奇迹般复兴的这种包含诗、词、曲的系统化的，世界上独有的中华诗歌体系，目前有好多不同的称谓，而大多仅言及“诗词”，这就有意无意于无形之中把“曲”这一大品类排斥在外了，不利于她的发展，显然是不科学的。而统称“国诗”，就很好地克服了这一弊端。当然，她也就不再是什么“旧诗”、“旧体诗词”了。
至于她有不有资格以“国”称之，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既然有国学、国医、国药、国乐、国术、国酒、国画、国花（待定）等等，为什么不可以有国诗呢？国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国宝，国粹，不仅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形成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化遗产，而且正在变革，创新，发扬光大。
为“国诗”正名，“加冕”，决非简单地“改名换姓”，这对于她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国诗”之名能够推而广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采纳，最终替代目前的种种名称，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流芳百世。
敢于说穿皇帝的“新衣”
——《诗国》出刊第八期感言
如今，说真话好难。好多的“皇帝”赤裸着身子招摇过市，就是少有天真的孩子敢于说破那事实的真相。
不过，在诗歌界倒是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不，不是孩子，这是几位可敬的老人。他们是几位退而不休的老诗人，自己设法办起了纯民间诗刊《诗国》。他们提倡新诗民族化，诗词现代化。他们认为新诗还有许多弊端，需要走民族化的道路。然而，当今许多人靠新诗吃饭，逐名求利，扬名立万，不愿意承认新诗的问题，千方百计为之护短。由于他们占据了舆论高地，把持了话语权，实际是在慢慢地葬送新诗的前途。
在这样的情况下，《诗国》挺身而出，捍卫真理，仗义执言，开辟了“针砭诗弊”这个具有战斗性的栏目，揭露真相，破除迷信，揭穿谎言，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就说被捧为“现代新口语诗代表人物”的于坚吧，居然以一本包含“下半身”劣作的诗集“荣获”了鲁迅文学奖！在这样的既定事实面前，《诗国》就敢于一再发表文章，提出异议。由此及彼，还连带批评了他那首成名之作《尚义街五号》，指出其“内容灰暗，冗长粗俗，乏善可陈”的本来面目。又譬如昌耀，也是新诗界一方神圣，地位崇高，甚至有一位诗人因为在餐桌上非议昌耀而招致一场打斗。而风铃就敢于对昌耀说“不”：“对《呼唤的河流》我不喜欢，我甚至厌恶这样的东西。它比拙劣的散文还拙劣。”我也真闹不懂，昌耀有的诗连分行这块伪诗的遮羞布都不要了，完全令人不知所云，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在对昌耀几成定评的情况下，“反潮流”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也得有地方可以发出声音，而《诗国》就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打从《诗国》创刊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一直默默耕耘，实行新诗与创作诗词并重，创作与理论并重的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让我感到不足的是，批评的“火力”够猛，但是理论建设不怎么给力。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不可能的，压根儿就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新诗的出路肯定是民族化，是回归音韵节奏的诗歌文体本位，确立其在文学之林安身立命的根本。当代诗词的发展，在复兴、繁荣的背后，也面临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研究、探讨。
在《诗国》第八期出刊之际，谨写出以上感言，以供主事者参考，并祝愿中华“诗国” 恢复光荣传统，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