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骆驼祥子》，张晓红画。
写作中的老舍。1951年，他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2014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1899年，腊月二十三，全北平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老舍诞生在北京小羊圈胡同一户贫困的旗人家庭。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他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作为作家的老舍，一生专注于用文字描绘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平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大时代里中下层市民的内心，用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他行文的语言，大多提炼自北京白话，且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活泼幽默却又精致深刻。
老舍始终不曾脱离平凡的劳动者。在他住家门口，常年摆着桌椅茶壶，他喜欢请路过的车夫、小贩、邮差等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这里喝茶歇脚聊聊天。在他的心里，作家和一切靠手艺吃饭的“匠”一样，都是用心才能做好的劳动者。——编者
母亲是第一个老师
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阐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他开篇便写到态度：“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这段话，是作为作家的老舍先生一生恪守的信念。为人民写作，继而为民族写作，他始终把自己和他笔下的百姓连接在一起。在他的人生中，他始终不曾忘本。他曾如此自述：
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
及壮，餬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大清朝已是强弩之末，割地赔款，民不聊生。1899年1月，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酉时，老舍出生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一个底层旗人的家庭。在他之前，家中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已夭折了仨。他出生时，父亲舒永寿，一个月薪仅3两饷银的护军，正在皇城当值；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幸亏大姐及时赶到，老舍才不至于冻死。醒来后的母亲抱着这个小生命，欢喜却也悲苦。世道飘零，有一顿没一顿的穷苦人家，添丁尽是愁。可是穷亲戚穷街坊们并不这么想，大家七拼八凑，按满族的习俗，给这个“灶王爷升天”时节落地的小生命办了“洗三”仪式。按节气，父亲为他起名舒庆春，母亲给他的小名是小狗尾巴。
属狗的老舍，童年也确如小狗一般卑微却顽强。瘦弱的母亲没有奶水，稀汤米糊喂养的孩子，到了七八个月时，还不会坐不会爬。大门上划着一道一道杠杠，是母亲做的赊账的标记，5个一组如鸡爪。在老舍看来，穷，就像是一道勒在全家脖子上的绳索。然而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老舍出生时，国运衰败，民间的义和团运动一波三折，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来了。城破之日，皇城里的西太后已带着皇上大臣跑了，而身为护军的父亲，还守在地安门与洋人交火。枪子打着了火药，瞬间爆炸。气息奄奄的父亲被老舍堂哥发现时，是在地安门附近北长街一个粮店里。兵荒马乱枪炮横飞，死里逃生的堂哥只带回了父亲的一只破袜。洋人一路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穷人家也被刮地三尺，最惊险的一次，老舍被扣在箱底下，逃过一劫。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国不成国，家也不成家……在他的笔下，母亲总是在不停地给人洗衣浆补做针线，但母亲骨头硬，再穷也不能失了志气，不能失了做人的规矩，可以赊账不能不还，可以吃亏不能报复，可以贫穷不能失礼……
穷，则独善其身，这是老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人生第一课。
善良是人生的一盏灯
9岁时，老舍还不识字，虽然母亲也想让他上学，但学费从哪来？如果不是好心的族人刘大叔，老舍也许一辈子只能是个穿街走巷的手艺人。
刘大叔名叫刘寿绵，即后来被北平人誉为“佛家忠臣，师门孝子”的宗月大师。同为旗人的刘大叔出身富贵，虽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少爷，却始终心怀悲悯。他平日里访贫济苦，散财为乐。在他的热心资助下，老舍被牵着手领进了私塾，先拜圣人再拜老师，开始学文识字。在刘大叔的帮助下，老舍由私塾而小学，继而考上中学。期间，刘大叔常带着他，刘大叔施粥时他帮忙，办贫民学校，他充当教员。一年又一年，老舍眼看着刘大叔散家产、散地产，生生将锦衣玉碗换成了袈裟托钵。
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老舍学到的人生第二课。中学要花一大笔钱，老舍不忍，偷偷考入为穷家子弟实行供给的师范学校，立志做个教书匠。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到23岁的时候，老舍已经任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又曾任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北京教职员公会小学部委员等，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的月薪。虽然紧巴，但当当赎赎，日子也还算不悦不怨。但他却铁心辞职，去做了个月薪50元的教师。在别人眼里，这事儿办得实在吃亏赔本，但老舍却开心不已，理由很简单，因为“又摸着了书本。”
当官是个清闲的差，有钱有闲有应酬，“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因为应酬，他学会了烟酒，因为应酬，他学会了麻将。虽然他的底线是绝对不嫖，但烟酒麻将，依然损害着他的健康，消磨着他的青春。意识到与一群荒唐昏鬼、官僚政客周旋厮混有百害而无一益时，他已大病一场，病后决然要与过去的自己决裂。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像当初跟随刘大叔办贫民学校一样，安心当老师，得空还写写文章，发表了小说《她的失败》、《小铃儿》。
“五四”提供了作家机会
在“五四”之后涌现的作家中，老舍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他将此归结为“五四”运动。老舍曾说：“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刚刚踏上社会的老舍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首先是看世界的方式不再一成不变，敢于怀疑，敢于思考，冲破封建桎梏，要求人的尊严；第二，“五四”的反帝旗帜，让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他明白了国弱与家苦的必然关系，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五四”带来的白话文，让老舍有了用武之地。“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他试着写诗，写小说，让自己的情感倾泻，思想有了想象。1924年，经友人相助，正在南开中学教书的老舍赴英国讲学。在那里，为学语言，他大量阅读英文小说，接触了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也就越发思念遥远的祖国：
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初习小说的老舍，形式上模仿的是《匹克威克外传》，“内容呢，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
1926年，《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第1期署名“舒庆春”，第2期起改名“老舍”。
忆老舍
梁实秋
我最初读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未见其人，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语写小说颇为别致。北平土语，像其他主要地区的土语一样，内容很丰富，有的是俏皮话儿，歇后语，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如果运用得当，北平土话可说是非常的生动有趣；如果使用起来不加检点，当然也可能变成为油腔滑调的——“耍贫嘴”。以土话入小说本是小说家常用的一种技巧，可使对话格外显得活泼，可使人物个性格外显得真实突出。若是一部小说从头到尾，不分对话叙述或描写，一律使用土话，则自《海上花》一类的小说以后并不多见。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说者尽在于此。胡适先生对于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但一般人觉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颇表欢迎。
抗战后，老舍有一段期间住在北碚，我们时相过从。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常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有风趣。他和王老向住在一起，生活当然是很清苦的。在名义上他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分子很复杂，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
有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募款劳军晚会，一连两晚，盛况空前，把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多才多艺，由我出面邀请，会同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这一出戏之前，垫一段对口相声。这是老舍自告奋勇的，蒙他选中了我做搭档，头一晚他“逗哏”我“捧哏”，第二晚我逗他捧，事实上挂头牌的当然应该是他。他对相声特有研究，在北平长大的谁没有听过焦德海草上飞？但是能把相声全本大套的背诵下来则并非易事。如果我不答应上台，他即不肯露演，我为了劳军只好勉强同意。老舍嘱咐我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付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断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采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我听了之后连连辞谢说：“我办不了，我的皮儿不薄。”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于是他把词儿写出来，一段是《新洪羊洞》，一段是《一家六口》，这都是老相声，谁都听过，相声这玩艺儿不嫌其老，越是经过干锤百炼的玩艺儿越惹人喜欢。借着演员的技艺风度之各有千秋而永远保持新鲜的滋味。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刚一出口，对方得赶快顺口答腔的说声“啊”，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免，据他看相声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损益。是我坚决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折扇敲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我们认真的排练了好多次。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的前边，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仰，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仰，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采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我们那一次相声相当成功，引出不少人的邀请，我们约定不再露演，除非是至抗战胜利再度劳军的时候。
老舍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长短篇的小说，散文，戏剧，白话诗，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而且他有他的个性，绝不俯仰随人，我现在检出一封老舍给我的信，是他离开北碚之后写的，那时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赶来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于苦闷。他患有胃下垂的毛病，割盲肠的时候用一小时余还寻不到盲肠，后来在腹部的左边找到了。这封信附有七律五首，由此我们也可窥见他当时的心情的又一面。
《骆驼祥子》的言语是活的
老舍
在写《骆驼祥子》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
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
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
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
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
（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
（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
（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
（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节选自《老舍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