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国际交往的内容。《西游记》全书以玄奘西天取经为背景，本身就是一次周游列国；《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便提到，客商北上牧区买马，归途中送给刘备一千斤进口的波斯特产“镔铁”，刘备三兄弟用它打造了双股剑、青龙偃月刀和丈八点钢矛等上等兵器。《水浒传》中，宋江征辽多次与“碧眼黄须”的番兵交战，还提及到了“爪哇国”。
但是，在以上三部大作中，其涉及的对外交往信息非常有限，但《红楼梦》就不一样了。从时间上来看，《红楼梦》成书最晚，其中涉及到的洋货种类也不甚繁多，最为关键的是其中还涉及到一段真实的历史。
贾王史薛
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历史原型
在小说第四回，曹雪芹就提出了四大家族的概念，在金陵城中有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此还有一首《护官符》：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这四大家族中，从全书的描写重点来看，贾府似乎占据着四大家族的首位，但实际上，在这四大家族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
在四大家族中，贾、史、王三家都有官职在身，独薛家是商人，但并非与朝廷无关，薛家可不是一般商人，而是皇商。
在小说中第四回中有提到，薛蟠“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可见，皇商的正式头衔是“内府帑银行商”，在名义上属于户部，但实际归内务府差遣，其原始资本就是由内务府提供，类似于贷款，称作“帑银”，因此叫“皇商”。
这些皇商在清朝初年时，有被派驻到了广东等外贸港口，因为获得了海关的特殊待遇，在广东外贸市场上畅通无阻 。作为官方的经纪人，所有外国人要想购买茶和丝，必须通过他们操作，实际有垄断的嫌疑。可见，“皇商”的分量也是很重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薛家是皇商，理应在财力上排首位，但是与贾王史三大家族相比，薛家只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其它三大家族的财富又是如何积累的呢？
在小说中，作者重点交代了贾府的创立，祖上是包衣，因军功而获封爵位。在清朝，包衣隶属于内务府，而内务府是专门服务皇帝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明朝时叫“二十四衙门”，是明朝皇帝为了自己花钱方便而特意搞出来的机构，其主要管理者是宦官。我们也知道明朝的宦官名声很臭，因而惹得民怨沸腾。
到了清朝，康熙看到明朝宫廷搞得这个小金库确实挺好，皇帝想花钱不用向户部开口，自身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于是，康熙元年废除了“二十四衙门”，禁止宦官干政，然后换汤不换药地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内务府。
那么内务府的管理者该用谁呢？他们必须符合几个条件：首先要绝对忠诚，其次要善于逢迎拍马，喜欢传播小道消息，还时不时地附庸风雅；第三头脑还要灵活，既贪婪又吝啬，而且皇帝对他们的私人财产要非常熟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选就是“包衣”。
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都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来源有，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于旗人或过继于旗人。由于包衣来源鱼龙混杂，所以，能进内务府的包衣也是有要求的。
在满八旗中，只有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由皇帝直接统领，号称“上三旗”，因此，也只有上三旗的包衣才有资格进内务府当差。这样一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上三旗的包衣实际就是皇帝的私人奴隶。
上三旗
在清朝，粤海关，两淮盐政、长芦盐政、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等十几个重要的财税职务都由内务府成员长期把持。这些成员名义上由户部任命，实际上全是皇帝从内务府里选出的特派员，实有钦差之实。
清朝皇帝给内务府包衣安排的诸多肥缺，当然是有用意的。首当其冲当然是敛财，要随时做好将家产拿出来充盈皇帝的小金库，对皇帝要无条件地进行大量的利益输送；比如，曹家因四次接驾康熙而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导致造成亏空，为其之后的抄家埋下隐患。再如在清朝有着“天子南库”的粤海关，每年税收的一半收入会以不同形式充入皇家账号，由此也成为清朝皇帝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身为皇家家奴，还要承担汇报当地的情报工作。曹寅和李煦都曾多次给康熙上过密折。
密折
基于包衣的这些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小说中的四大家族，除了贾府，其它史、王、薛的真实身份都是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同样的身份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利益，将四大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分别占据着各个行业的肥缺，大肆地敛财，积累了巨额财富，因此，才有了他们在护官符中富可敌国的财富。
那么，为何说王家占主导地位呢？
王氏家族
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谁才是主导者？
在小说第七十二回，王熙凤因为利钱的问题与丈夫贾琏吵架，她说：
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王熙凤的口气一向比较大，但她也不会说谎话。弄权铁槛寺时，她口气也一样的大，但事情还是办成了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熙凤所说绝不是虚言。
那么王家到底是在哪里当职呢？在小说中有写到，王家的核心人物王子腾，初任京营节度使，后擢九省统制，奉旨查边，旋升九省都检点。作者的这些描写实际都是“假语存”，“真事隐”的历史原型则是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同样也是包衣出身。
李氏的父亲李月桂有个堂兄，名叫李士桢，在1681-1687年间曾担任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儿子李煦，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两人交往过密，并且都担任过织造，兼任过两淮巡盐御史。可见，清朝皇帝对包衣家族的信赖程度。
特别是李士桢，作为内务府的包衣，他在就任广东巡抚期间颁布的《分别住行货税》对广东对外贸易影响深远，洋货行因此而兴旺发达起来，此举不仅增加了广东的税收，同时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也着实充盈了皇帝的个人腰包。
我们在上面说到，粤海关的税收会有一半以不同形式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其中一部分是明面上的，另一部分则是变向的，比如每年要向皇帝呈送四次“正贡”，春季有年贡，元宵节有灯贡，端午节有端贡，皇帝生日还有万岁贡，以及多次的“传办方物”，（也就是替皇室采购进口商品）。由此，我们也可以对“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李煦夫妇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王家人手上的洋货特别多，比如在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时，看到王熙凤的打扮与众不同，在描述中提到，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再如在王夫人的寝室里，“临窗大炕上猩红洋罽，”，“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
第四十回，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第五十二回，晴雯生病时，宝玉派人向王熙凤要来了“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等等，在这些描述中都有一个洋字，代表的就是外国货。作者在荣国府里写到洋货的次数有数十次，其中王家人手里就占了14件。
那么荣国府和王夫人、王熙凤的洋货从哪里来呢？根据王家人的历史原型李士祯，可以推测其主要来源就是王氏家族。在第十六回，王熙凤亲口说道：
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从凤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家祖上主管的正是清朝的外贸，因此而大发横财，网罗一些“洋玩意”自然是小菜一碟。
此外，在红楼五十二回，薛宝琴说，在她八岁时，曾跟其父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看到过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可见，薛家作为皇商，其所从事的行业也多与对外贸易相关，由此也可推断出，荣府洋货的另一来源则是薛家。
由此可见，曹雪芹能创作出如此纷繁复杂的《红楼梦》，绝非只是单纯的艺术想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迹。
再来回看贾府的内当家，为什么会由王夫人、王熙凤把持，并且二人在贾府的行事作风相当硬气，一个原因当然是二人嫁入贾府时都带来了不菲的陪嫁，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王家的背景远在贾府之上。
在小说第七十五回，作者已经写到了江南甄家被抄，而甄家在小说中，一直是以“真事隐”的状态存在的，如很多红学者所言，这个甄家历史原型也是李氏家族。
这样一来，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小说中的金陵王家与“真事隐”的江南甄家，其原型都是历史中的李氏家族，正是应了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么，这一说法矛盾吗？笔者认为，并不矛盾。
江南甄家与小说中的王氏家族
李氏家族被抄家的原因并非只是因为亏空，还有一大原因是贪污。李士桢在广东任职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这些贿赂主要来自于外贸商人，1687年，李士桢因“贪劣”的罪名弹劾离职。
但李士桢的离职，并未对李氏家族造成多大的影响。1703年，李家的亲戚孙文成又出任了粤海关监督，李士桢的二弟李国屏也在1710年-1713年担任过此职。清帝国的对外贸易终究还是掌握在这些包衣手中，可见，康熙帝对他们的信任和依赖程度相当之高。
到了雍正上台之后，与八爷党交往过密的官员相继遭到牵连，李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雍正于1722年上台，次年正月就迫不及待地将李煦革职抄家，四年后的曹家也没有逃脱此厄运。
在小说中，提及江南甄家被抄，已是第七十五回。在之后的续书中，王熙凤也逐渐失势，根据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可以得知，丈夫贾琏对她的态度变化过程，凤姐最后竟然沦落到被休的地步，这是不可思议的。
贾琏从前对凤姐是如何的顺从，之所以最后态度大变，与王家的失势有着本质联系，所以，“一从二令三人木”明着是写贾琏对凤姐的变化过程，实际上隐射的正是王家衰败的过程。
由此可见，江南甄家被抄，与王熙凤在贾府的逐渐失势，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作为“真事隐”的江南甄家与小说中虚构的王氏家族，其历史原型都是李氏家族。
此外，我们也别忘了在小说中还有这样一对人物，甄士隐与甄英莲父女，此二人也是全书的穿线人物，他们既存在于“真事隐”中，又游离于“假语存”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此乃曹公笔法的高明之处，亦是《红楼梦》的精髓所在。
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曹公所引用的“真事隐，假语存”的小说创作手法，实在是太高明，同时也透露出他对康熙朝的那段历史了如指掌，将其隐身在小说中的各个角落，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和环境，也加深了对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