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全国普选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一名头发半百的人神色紧张地坐在休息室中，焦急地张望着门口。
就在这时周总理带着一行人阔步走进休息室中，率先向他打了个招呼：“载老好！”
载老也急忙起身向周总理问好，此时他注意到周总理身后一个看起来器宇轩昂，谈吐不凡的人，总理急忙介绍道：“这位是我们的毛主席。”
这位老人眼前一亮，急忙走上去握住毛主席的手：“主席好，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毛主席看他精神焕发的样子，不禁笑道：“载老精气十足，看起来满身的书卷气，倒不像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众人都跟着毛主席的话笑了起来。
那么这名老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
生活穷困潦倒，清朝王爷坚决不当亡国奴
这名被周总理尊称为“载老”的人原名爱新觉罗·载涛，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1887年，为醇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生，同时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清朝王爷。
5岁的时候，载涛就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21岁时随着溥仪登上地位，载涛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成了朝中的“军咨大臣”，统掌军令。
可是此时的清朝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末期，这个名义上的禁卫军统领也就没有了上战场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被推翻，随后他停止了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每天在自己的府邸中养花逗鸟，偶尔到自己的马场中练习骑射，或是骑上自行车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转悠，生活十分清闲。
在生活上，他依旧享受着“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清室家用补助”。但是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载涛享受的家用补助也随之被废除。
载涛
没了收入来源的载涛生活很快就变得穷困潦倒，无奈之下，他只好卖掉了自己的贝勒府，在山老胡同买了一处小宅子，带着全家几十口人住了进去。
这期间，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侄子溥仪在日本帝国的扶持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皇族中有许多的“亲人”纷纷投向了伪满洲国，为其背后的日本效力。
载涛看着国家的领土一点一点落入别国手中，心中悲痛不已，可是他手中没有半点兵权，能做的也只有独善其身。
1932年，溥仪曾托人给载涛送了一封信，劝说载涛到“满洲帝国”任职，好有口饭吃，他还派专人到载涛家中“晓以利害”，对这个七叔表现的十分重视。
可是载涛却一口回绝：“我坚决不当亡国奴！”然后带着家人继续吃糠咽菜。
可是风波并没有因此结束，尽管载涛不想出卖国家，可是他清朝皇族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很快他就被侵华日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盯上了。
当时日军正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大肆横行，土肥原贤二作为日军的陆军大将，自命清高，不可一世。
他找到载涛之后，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对其说道：“我们希望借助你皇族的身份，帮助我们展开工作。只要你点头同意，我们可以给你你想要的高官厚禄。”
可是载涛立刻回绝了这位日军军官的要求，义正言辞道：“中国人，坚决不做亡国奴。”
土肥原贤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心生怨气，当即从怀中掏出枪指着载涛的脑袋，企图用武力逼其就范。
可是载涛仍旧不为所动，坚持自己是中国人的信仰。土肥原贤二碍于他的皇族身份，只好气呼呼地走了。
七贝勒卖破烂求生，周总理亲自接见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大量印发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金圆券就像是废纸一样不顶用。载涛一家即便坚持吃玉米面，生活还是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此前在日本投降前夕，载涛的老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曾前来找他，劝他“出山”：“涛贝勒，您是政界、军界的名流，掌过政又带过军，经验丰富，现在我老了，干不动了，要不您来帮帮我吧。”
载涛虽然已经许久不问政事，可是对于王揖唐的来意却是心知肚明，现在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这是想拉自己垫背，载涛也丝毫不给这位老友留面子，直言道：“您可饶了我吧，我可坐不了那小汽车，还是骑我的自行车舒服。”
再一次拒绝“出山”机会之后，载涛不得不为一家上下30口人的生计做打算。
正当他为了养家糊口绞尽脑汁的时候，载涛忽然听到一阵小鼓的声音。载涛看着屋中的旧物，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他当即出门将这个走街串巷的卖货郎叫到家中，然后收拾出来一些旧衣服、旧物什交给他。
载涛就算生活再穷困潦倒，之前好歹也是清朝贵族，留下来的东西也是寻常人家见不到的，因此也卖出去了不少钱。
可是打小鼓的不经常来，时间一长，载涛又面临着没饭吃的情况。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扛着东西到德胜门的小市上摆摊。
每天晚上，载涛都会在屋子里倒腾一番，把用处不大的旧衣袍挑出来，分别包好，然后第二天一早，再和妻子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德胜门的小市上叫卖。
刚开始的时候，载涛的妻子因为自己的皇族身份，抹不开面子，还是载涛开导的她：“我们卖自己的东西，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么多人要吃饭，不卖东西咱们要吃什么呢？”
后来载涛的妻子也想开了，就和载涛一起到小市上叫卖。时间久了，小市上的人就都知道了有一位七贝勒爷也和他们一样，只能靠摆摊糊口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载涛的好友李济深耳中，李济深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曾积极促进了抗日战线的统一，也是一名坚定的爱国将领。
当他看到昔日老友流落街头时，心中也很是难过，因此在1950年6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李济深向周总理反映了载涛一家的情况，并提议道：“载涛同志在抗日期间也算是有功无过，希望可以让他参加这次的会议。”
周总理也不愿意这样一位爱国志士流落街头，于是当即答应下来。
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如期召开，载涛此时也接到了中央的邀请，穿上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如约到达会场。
当时周总理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见到载涛就充满歉意地握住他的手：“载涛先生，十分抱歉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有邀请您参加，是我的疏忽，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
这让载涛感到既惊讶又高兴，他对周总理展现出来的个人魅力感到十分敬仰，笑着回应道：“国家还记得我，我就很知足了。”
几人笑着各自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可是很快，载涛又被另一件事难倒了，因为自己长时间没有过问过政事，再加上时代更迭，此时已经63岁的载涛绞尽脑汁也无法对国家建设提出什么有效的意见。
无奈之下，他只好转头向李济深等人求助，李济深笑着对他说道：“你就发挥你的专长嘛，你懂马，可以给国家的军马的培养提提意见呐。”
载涛一听，也觉得有道理，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骑射，曾经还到法国的索米骑兵学校进修过，对马深有研究，一匹马只要他看上一眼，就能看出有几岁，是什么类型的马匹。
凭借过硬的军马知识，载涛很快就写出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交给了毛主席的手中。
这份议案很快就引起了毛主席等人的重视，毕竟军中真正懂得军马的人不多。因此毛主席在认真研读完这份提案之后，对载涛如此渊博的军马知识也是十分欣赏，于是大笔一挥就批阅了这个提案，并亲自为其颁发了任命书，载涛成了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顾问。
毛主席接见，载涛申请入党
载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身为清朝的禁卫军司令，有一天竟然会加入解放军，党中央对他的认可让他感到十分激动，不仅感慨道：“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报答毛主席的知遇之恩！”
在接到任命书的当天晚上，载涛还洋洋洒洒写下一封信，向毛主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从这之后，载涛就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虽然只是一个管理军马的职位，但是载涛却做得十分认真，经常到东北牡丹江、西北青海和新疆等地方进行马匹的管理。
不久之后，载涛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每个月有200块钱的工资以及50块钱的车马费，能够养活一大家人吃饭了。
后来在房子年久失修坏掉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来两千块钱，让章世钊送到了载涛家。
载涛原本正在为房子的事发愁不已，忽然拿到毛主席送来的钱，一时间无语凝噎，竟落下泪来，连连对毛主席表示感谢。他没想到毛主席心中竟然还记得自己。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载涛有了强烈地想要见到毛主席的念头。
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才终于有机会和毛主席面对面地握手交谈。
会议休息间隙，载涛正在休息室中休息，忽然有人急匆匆过来告诉他，一会毛主席会亲自过来见他，这让载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他心中是既紧张又激动，手心都出了一层汗。
就在他犹豫着怎样向毛主席问好的时候，周总理带领着一群人直接阔步走了进来，指着身后一个器宇轩昂的人介绍道：“载老好！这位是毛泽东主席。”
载涛见到周总理亲切的态度，忽然一下就放松下来，急忙迎上去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泪眼婆娑地问候道：“主席好，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毛主席却哈哈一笑：“载老今天看起来精神十足啊，满身的书卷气，倒不像是个征战沙场的将军。”
载涛不好意思地笑笑：“不瞒主席，我确实没有上过战场。”
“没上过战场不要紧，爱国的精神是什么都比不过的，不投敌、不叛国比什么都重要！”
两人互相寒暄着入了座，交谈片刻之后，毛主席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你有见过溥仪一家吗？”
载涛沉默片刻，摇头道：“自从他和日本人沆瀣一气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系过了。”
“现在溥仪正在接受改造呢，表现还不错，有空你可以去看看他，也多开导开导他。”
有了毛主席的劝慰，载涛心中忽然茅塞顿开，点头说道：“好，有时间我一定去看看他！”
其实载涛心中也一直记挂着这个侄子，于是在1957年，载涛带领三侄女和五侄女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了溥仪一家。
溥仪也因为在管理所中表现良好，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中。出狱后的溥仪也前去拜访了叔叔载涛，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0月，载涛就已经提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李济深为入党介绍人。
1969年，已经83岁的载涛因病卧床，党组织经常派人到其家中慰问，给予帮助。
不幸的是，1970年9月2日，载涛因病离世，终年83岁，这位清朝的禁卫军司令，被葬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