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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地十分坚硬,枸杞的枝条却分外柔软,一串串似珍珠样的枸杞努力下压,枝条低垂,它们开始向大地致敬,毕竟是最后一茬了。摘枸杞是件苦差事,人必须要像枸杞枝条一样弯腰低头,一粒粒摘下来的枸杞要小心地放进脚下的桶子里,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大地给予的回报。
摘枸杞的人都是家乡人,都面熟,彼此打个招呼,算是认完了老乡。除了老乡,也有外地人。老乡是相互帮忙,外地人则是雇来的,按摘取的斤数发工资。肯下苦者,一日能挣三百多,少则不到二百。等枸杞完全摘完后,就剩修剪枝条了。也有部分人将修剪时间放到正月十五过后,修剪时间的迟早似乎没有固定的说法,倘若不修剪,来年的产量就会大打折扣。
我在枸杞地里和胡林生边走边聊。枸杞是种一行空一行,要留出人操作的空间,所空之地全都皲裂成一块一块的地图,踩上去坚硬无比,边缘用手一扣,却又是酥软的沙土。那一块一块如地图皲裂的地皮都是灌溉所致。给枸杞放水灌溉,村里人都排了次序,每户三个小时,依次轮流。这里和家乡不一样,劳动几乎不需大的工具,只有放水才用到铁锨。水道是整片田地的动脉血管,要及时维护,不能有丝毫堵塞。堵了血管,就等于给收获判了死刑,因此维护水道是全村人的一件大事。
胡林生负责水道的看管,负责灌溉的时间和安排,他比别人忙了许多。我的记忆中,胡林生从小就喜欢当领头羊。小时候我们一起“开火车”、掏马蜂窝、抓猫头鹰,甚至去山坡割草,他总是要当老大,大家必须听他指挥,否则他就不干。如果小时候所做一切全是少年情怀,而此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份责任心。和那年春节探亲且处理家乡老院子时相比,胡林生的性情大变,没有了当初的萎靡和沉重,也没有了对命运的抱怨和悲叹。具体生活中,一个人的性格也会有所改变,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条件下,命运往往也会轮流运转。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掌心,我觉得并非完全如此。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就是人生之路的可选择性,然而更多的时候,有些路却不由自己去选择,它可能和机遇有关。胡林生当初自愿移民到疏勒河,往大了说就是响应国家政策,为后辈子孙造福。如果让我猜测,说到各自的私心上,他的移民何尝不是逃避现实呢?
我、李福、胡林生,行结拜仪式是读初一的时候。那时候小,不懂兄弟的深刻含义,只求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李福因为“开火车”伤了腿子,最后在工地上送了性命,而胡林生也因为偷了村子里一户人家的一捆大豆,最后辍学。几年后当我们再次聚首,胡林生当着我和李福的面,使劲抠当初三人结拜时用烟蒂烫在手臂上的疤痕,同时流着眼泪,口口声声说不配做兄弟了。胡林生决定移民疏勒河的时候,我们喝过最后一场酒,算是送行——西出阳关无故人了。胡林生喝醉之后伤心欲绝,他说以后再也不联系,兄弟之情算是到头了。还有那些年隐藏在话语里的秘密,谁都没有重新提起过。时至今日,我一直寻找他移民的根源,然而寻找的结果却让我不断陷入回忆的痛苦之中。我很想问问胡林生,却欲言又止。还有当年胡林生将家乡老院子处理给我二弟,我曾寄过他三千元,他为何退回?源自兄弟间的那份情谊,让我在生活中有了无法原谅自己的理由。我的好兄弟胡林生那时候多么需要钱呀,可他又是多么的好面子。那么多责任,那么多劳苦,那么多原本不属于他一人承担的重负,全是因为面子。面子,我依然将一切延伸到我们看得见也看不见的心理深层去——要面子、顾面子、爱面子、留面子等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无法翻身的绝境。这又似乎不是心理问题,也难以将它归到生活态度上去。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想,不要面子、不顾面子、不爱面子、不留面子,好吗?这一切终究无法说清。
胡林生说,这几年枸杞的价钱低了,前几年好,前来收购的人也多。我问,啥原因呢?胡林生说,种的人多了吧,具体也说不上。我说,收枸杞的都是哪儿人呢?胡林生说,宁夏的老板多,其次是内蒙古的。
宁夏的枸杞不是号称贡果吗?我说,他们怎么跑这里来收购?
胡林生说,号称贡果就不允许有我们的枸杞吗?
我突然有所醒悟,是呀,贡果只在有进贡的那个年代才能保持其纯真。曾买过宁夏中宁的许多枸杞,谁晓得它们出自瓜州,还是产自中宁?
中午饭是在枸杞地里吃的,他们从三轮电动摩托车上取下热水壶、杯子、白饼和肉,大家蹴在地边,或坐在沙地上,低着头,闷声吃饭。摘枸杞也需要抢时间,错过时机就难以卖上好价钱。他们在商机的把握上的确比家乡的人都要精明得多。相比而言,家乡的人们就有点懒散了。与其说懒散,还不如说太过贪心。家乡是没有枸杞的,但有成片的青稞和燕麦。胡林生提及家乡的种植时也说过,家乡人靠天吃饭,而这里不同,只要肯下苦,就一定有回报。没有倾盆大雨,也没有冰雹。地皮稍湿一点,就算下过大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