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1932年4月生于北平，山东济南人。国家一级作家。出版有诗集《大雪纷飞》等19种，文艺评论集《致诗友》等2种，散文集《步行入藏纪实》等3种，长篇小说《仓央嘉措》以及歌剧《二次婚礼》、《向阳川》（合作），电视连续剧《贺龙》（合作），随想录《闪念》，释著《易经诗解》以及《高平诗文精选》、《高平自选集》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名誉理事。
高平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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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说：人人心中有佛。是的，因为人有人性，人性是善，善就是佛。
我说：人人心中有诗。因为人有感情，也喜欢感情交流，就必然喜欢具有真诚感、浓烈感、形象感、意境感、音乐感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诗。
善和诗在心中汇合，会使灵魂升华，生活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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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诗人林庚在同废名先生谈起旧体诗时说过这样的话：有许多诗只是一句好，也本只有一句诗，其余的都是不能不加上去的罢了，因为不加上去便不能成一首诗，而实在只有一句诗。
林庚的发现是符合事实的，我也颇有同感。的确，有的诗人是因为舍不得丢弃一个好句子而凑成一首诗的，有的则是在写作一首本来比较一般的诗时忽然有了神来之笔。都是佳句就没有了佳句，都是高潮就没有了高潮，所谓诗眼和警句总是不多的。
一首诗真有“一句好”并不那么容易。一个诗人写了一辈子，如果能留下几个有口皆碑的句子，流传个千儿八百年，也就很了不起了。
诗人的悲哀在于：写了很多的诗，甚至受到了不少的吹捧，有了相当的名气，但是人们说不出他的任何一首诗的题目来，也记不得他的任何一个句子。
过去横加批判过“一本书主义” ，如果今天出来个“一首诗主义”或者“一句诗主义” ，我也赞成，因为诗歌尤其是要讲求质量第一 、精品意识 、以一当十 、宁缺勿滥 、以少胜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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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先生在《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坛也是应当害羞的，因为专讲势力，不懂得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文坛似乎更讲势力了，不受权与钱的势力所左右的文学举动和文学评论越来越少了。
握有审查权、发稿权、话语权、资助权者的大作，纵然平庸也容易得到称赞，甚至被“隆重推出” 拥入“名家”行列。许多文坛活动家和文学评论家的眼睛，集体无意识地盯着“势力”，而漠视“价值”。所以难有针对价值的评论，也就说不上有什么评论的价值。
他们并非完全“不懂得价值”，而是他们更加懂得：傍势力是和切实利益挂钩的，而讲价值则只能同学术联姻。
有多少人会因此觉得“应当害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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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说也奇怪，用含糊不清、颠三倒四的语言缀成的分行排列的散文，经过自我炒作和相互吹捧，竟然使中国迅速地出现了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其实那些违反汉语组合规则的诗句，同某类时髦的歌词、广告词、书名、刊名一样，都是以混乱替代创新，除了能够吸引一下人们的眼球，制造一串人们的疑惑之外，并不能打动谁的思想，触动谁的心灵；更不用说长期流传了。话说回来，在盛行短期行为的环境中，人们只管眼前的实惠，谁还在乎品味呢？挨骂都不怕，还怕被遗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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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见到有人评论某首新作是“精品” ，可以“传世”云云，仅作为赞美之词来看是可以的，如作为严肃的评论就不大恰当了。是否“精品”，能否“传世”，一要经过群众鉴别，二要经过时间考验；今天说了不算，评委说了不算，自己说了更不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历来是盖棺论定，对于一首诗的评价应当是历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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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饥不择食同一道理，人在急于表达心愿时，往往是情真不雕，意深不琢，无暇修饰。追求词藻华丽者，其情非假即浅，仅能炫人而不能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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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首诗中，思想性和艺术性二者同时具备、融二为一当然最好，至少，写社会题材的诗要着重以思想性（历史价值）震动人，写自我题材的诗要着重以艺术性（审美价值）感动人，否则，把谁也打动不了，就两头都够不着了。廉价的表态与淡淡的哀愁皆不可取，可惜，这两类诗分别在旧体诗和新诗领域生产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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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沛先生在写香港星相家林真的文章中提到，林真曾经写给萧殷这样一幅帖子：“阅透人情如纸厚，踏穿世路觉山平”。其中道出的沧桑感和历尽磨难的痛楚令人心颤。一个透字，一个穿字，吸纳了多少血泪！下句尤为深刻，说踏穿世路以后反而觉得山是平坦的，可见世路不平到了何等程度。上句说的是人情薄如纸，由于薄字在旧诗韵中属于豪韵的阳平，作者为了符合格律，改用了属于仄声的厚字，说人情的厚薄如同一张纸，意思是一样的。
我倒建议把如字改为知字，即“阅透人情知纸厚”，阅透了人情之后才知道纸是厚的，意思是人情比纸还薄，其中的慨叹岂不更为强烈！而且用“知纸厚”来对仗“觉山平”也更工整。不知林、周二位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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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诗的品位的评价，我的老朋友、诗人车安宁在我的博客评论中写道：“我以为诗的类型可以是多元的。既可以注重意象的表达，也可以进行形象的描述。这样的例子也很多。”看来，他不同意我的“以意象为主的诗属上等”的说法。
是的，看诗品诗评诗自古各有标准。标准的不同出于观点的不同，观点的不同出于对诗的功能的认识与选择角度不同。关于诗的社会功能。过去是以孔子的“兴、观、群、怨、识”为标准答案的。现在则以“教育、认识、审美、娱乐”为共识。从教育、认识功能出发者则注重说理，从审美功能出发者则欣赏意象，从娱乐功能出发者则喜欢打油、回文、藏头。由此自然会产生各自不同的喜好，见仁见智，十分正常，一般与个人成见无关。各家的诗歌选本之所以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其原因正在于此。历史上，钟嵘的《诗品》和司空图的《诗品》品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味儿。
我自己也是经历了变化过程的。起初我接受过杜甫、白居易的实践与理论的熏陶，后来又深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很注重诗的教育、认识、鼓舞、战斗作用。喜好直白、明朗、通俗的风格。甚至把类似标语口号的东西当作“炸弹和旗帜”。之后，比较注意形象思维了，但发现联想、比喻、形容等等经常是“诗人所见略同”的，尚不足以突出个性，不能彻底摆脱雷同与平庸，无助于挖掘自己的深层感受，催生自己的独特发现。再后来，我就注重推崇意象了。
当然，即使对于同一个诗人，采用什么手法也是要因题材而异的，就像色彩有红黄蓝绿，声音有大小高低，任何事物都不能老是一个样子。普希金的《致大海》和《我曾经爱过你》就完全不是一个调调儿。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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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诗与那诗不能如人们的脸型，而应当如各人的指纹。
天才各有不同，平庸总是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