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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丨马拉:怜 父 帖

散文丨马 拉:怜 父 帖

怜 父 帖

文丨马 拉

  说说我的父亲吧。我认为他度过了不那么好的大半生,也许是绝大半生。他已七十六岁。对他来说,这个寿数已属意外。大约二十年前,他得了癌,我还记得那癌的名字,非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癌。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听说这个名字后,我查了下资料,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病人熬不过两年。我也做好了和父亲永别的准备。我为他掉过泪。他还太年轻,三个孩子刚刚大学毕业,家里凄苦的经济状况正在改观,他却要死了。他这一生也太苦了。资料大体是不错的,父亲的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病房,去了另一个没有痛苦,有着想象中美好的地方。目睹病友痛苦的经历之后,父亲决定放弃。化疗让他掉光了头发,身体也虚弱如纸片。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之后,父亲离开了医院。他说,如果命中如此,就让我死在家里吧,在这种痛苦中度日,我一天也不想过了。我和姐妹有过短暂的徘徊,放弃治疗,在外人听起来特别不好,尤其是在父母为了供我们三人读大学吃尽了人间的苦头,也遭受过莫名其妙的羞辱这种背景之下。父母顶着压力让我们读高中,有人笑他,老李,你还想让你家出三个大学生吗?也不看看祖坟头有没有那股青烟。现在,我们都大学毕业,有了安稳的工作。让父亲放弃治疗回家,不但我们,父亲可能也会承担压力。人们会说,老李,你看,你供三个大学生有什么用,连给你治病都舍不得。人言可畏,我们都知道其中利害。几经商量,我们决定尊重父亲的意见,哪怕我们被人骂成不肖子女。庆幸老天有眼,从医院回到家里,父亲变得豁达,他完全无视他的病情,除开例行的检查,他不再接受任何治疗,也不听从任何调养的建议,他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例行检查从一月一次变成两月一次,接着变成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再往后,父亲连检查都懒得做了。用他的话说,我已经熬过了该有的时间,无所谓了。几年之后,面对父亲的状况,母亲说,你爸当年是不是误诊了?这个怀疑我也有过,但很快放弃了,做过切片分析,误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没有去追究是不是误诊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已是老天的恩赐。至于是不是误诊,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重要的是父亲还活着。快二十年了,我们的父亲终于在岁月面前败下阵来。他听力不好,人也变得迟钝,更加沉默寡言。只有他的腰杆还像年轻时一样,挺得笔直,完全不像年近八十的老人。

散文丨马 拉:怜 父 帖

  我很难描述我对父亲的感受,我能够确信的是我并不爱他,更多的是尊敬。我理解的爱和心灵有关,我爱我儿子、女儿,我还爱过部分的母亲,我相信我能理解和感受到什么是爱。我和父亲之间不存在这种奇妙而温暖的感情。我对他有着漫长而浓烈的同情。父亲的青少年时期我知之甚少,只听母亲讲过一些零碎的片段。我想象过年少时的父亲,依据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还没有结婚。瘦,可是精神,相当帅气,以至妻子看过父亲的照片后说,老爸比你帅好多。那是客观的评价。在那个年代,父亲真是个精神小伙儿。回想一下,那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最明媚的时光。二十五六岁的身体,充满活力,他摆脱了乡村,成为吃商品粮的人。他有了未婚妻,即将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一个近乎孤儿的乡下孩子来说,这堪称难得的奇遇,他的精气神因此而生动起来,满脸都是对生活的憧憬,对世界的热爱。我的父亲,我听过他几个故事,我不想重复,那让人心酸。我时常猜想,父亲看着这张照片,会有怎样的心理活动?我没有问过他。即使问,他也一定不会回答。我们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和母亲确定关系后,父亲给母亲写信,真是为难了这个才读了一年半小学的人。他的信总是充满错别字,病句。母亲给他回信,顺便给他修改他寄来的信中的错别字,病句。用母亲后来的话说,你爸认识的那几个字,还不都是我教给他的。母亲读过初中,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尽管真正在校学习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一年。初中毕业证让母亲骄傲,她始终视自己为读书人,和普通的农妇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骄傲之心,既制约着母亲和人交往,也让父亲处于忍让的位置。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在他们的关系中,父亲地位卑微。我从未听过父亲大声和母亲说话,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他始终沉默着,忍受母亲的各种唠叨和不满。在母亲的观念中,父亲除开为人善良老实,几乎一无是处。就连善良老实,“那又有什么用呢?除了吃亏。”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独自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对我们来说,父亲更像一个月回家一次的客人,和这个家庭没什么关系。母亲的渲染,更加强化了我们的这种印象。父亲的沉默和冷淡,让我厌恶父亲。每次他回家,对我来说都像是一场灾难。我总是熬到很晚才回家,吃完饭赶紧睡觉,一早就去上学或者跑出去玩。我不想看到他。偶尔,父亲想和我说话,看到我抗拒的姿态,也只有一声叹息。现在,我四十多岁了,留在我记忆中和父亲一起的温暖画面,永远只有一个。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由于母亲的病情,我们短暂地搬到铁路工区,和父亲住在一起,我也转学到附近的铁矿子弟学校借读。为了鼓励我,父亲说,如果你数学考一百分,我给你奖励。奖励里面的想象空间鼓励了我,几次测试之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分。把试卷给父亲看,我忐忑又害怕,我害怕他忘记了他说的话。父亲没有忘记。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我去镇上。和往常一样,他走在前面,我紧紧跟着他。突然,他停了下来,牵住了我的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惶恐和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太过陌生,父亲给我的亲昵,让我害怕。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个自动铅笔盒,还有一双袜子。那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哪里还有礼物这种东西。这依然没有改变我对父亲的态度,我始终和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觉得安全,我更愿意相信母亲,她在我成年前给我的爱毋庸置疑。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那个故事让我稍稍理解了一点父亲,但那也是我成年之后的事情了。我在散花洲出生,那里并不是我的家乡,母亲出生在那里。我出生后几天,父亲终于来了。他看着母亲怀里的我,对母亲说,他们都羡慕我,说我儿女双全。父亲说的“他们”指他的工友,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我的姐姐。过了一会儿,父亲看着我对母亲说,我都不想去上班了,我有两个这么好的孩子。母亲说,你不能不上班,不然怎么养活你两个孩子。母亲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还没有结婚。听完我就笑了,觉得母亲的回答太煞风景,父亲不过是在抒情,她却用坚硬的现实打断了父亲。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再听母亲讲这个故事,我一点也笑不起来。我能够理解父亲和母亲话中包含的所有内容,父亲短暂眩晕中诚实的爱和幸福,母亲对现实生活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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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父亲的排斥来自童年记忆。除开他的沉默和不可亲近,还有另一个原因。母亲多病,而他不在身边。有几年,母亲像是病魔附体,随时都有可能躺下来,像个要死的人。每天我去上学,最害怕的是等我回家后,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这种场景一次次发生,让我恐惧。不止一次,我放学还没有走到家,碰到村里人,村里人喊我,你妈又病了,你快去请医生。赤脚医生和我很熟了,一看到我,什么话都不用说,背起药箱就走。那几年,我总觉得我家里盘旋着一团乌云,经久不散。幽灵的形象,大约如此。那是太痛苦的记忆。我和姐姐都还小,尚无照顾病人的能力,而我们的母亲躺在床上,像是要死了一样。那种压抑和恐惧严重伤害了我的心灵。我和姐姐不得不用一只水桶去湖边抬水,回家做饭,照顾母亲和妹妹。我不想再回忆当时的场景。总之,我因此而怨恨父亲,你为什么不在家?可能也是因为这些记忆的影响,我至今对病人毫无同情,只有厌恶。家里有人生病,我会有难以掩饰的厌恶。我不愿意看到人生病,更不愿意照顾病人,我想让他们离我远远的。即便女儿和儿子生病,我也是厌恶的。我照顾他们时,强压着我的厌恶。我知道这不对,但我没有办法欺骗我生理上的真实感受。厌恶,彻头彻尾的厌恶。我因为父亲逃避了自己的责任而厌恶父亲。时至今日,我能够理解父亲,甚至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不可能不去上班,如果他不上班,这个家庭将断绝收入来源,那会是灭顶之灾。不光母亲的病无钱可治,孩子们必将辍学,这个家就要塌了。然而,一个多病的妻子在乡下,他又如何能安心工作。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他必须选择。除开责任,他也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啊,他的妻子不能给他任何安慰。纵使他有万般苦楚,更与何人说?他什么都不能说,唯有承受。

  母亲是个骄傲到自负的人,我想,直到今天她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总是说,她独自一人,拖着病体,把三个孩子带大,还把他们都培养成大学生。她的贡献,在这个家庭无人能够替代。甚至,如果夸张一点,其他人几乎没有贡献,是她承担了所有的苦累。说到父亲,母亲只有一句,他除开上班拿回来一点钱,他还做过什么?她不会想到,如果没有父亲挣回的那点钱,她可能早就死了。那时的乡下,没钱医治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就算父亲挣回了钱,母亲的说法是,那点钱哪里够用,要不是我精打细算,这个家早就垮了。总之,一切都是她的功劳,父亲的努力不过浮云罢了。我在童年时期,真的相信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的一切。随着年岁渐长,我不敢再这么认为,这对父亲太不公平,也太过幼稚。尤其是在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之后,我对母亲的话愈加不满,她的这些话中,散发着对父亲的轻视。也许,在他们的婚姻中,她从来没有平等地看待过父亲。我曾经问过母亲一句话,你这辈子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需要道歉的?母亲想了一会儿,肯定地告诉我,没有,从来没有,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听完母亲这句话,我知道不用再说什么,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圣人尚且“吾一日三省吾身”,但我的母亲认为她从来没有做错什么。我非常确定,母亲没有开玩笑,她是真的这么认为。在她看来,她是全世界最通情达理的人,通晓世间的一切真理,她还看透了所有人性的秘密,她如此睿智,又如此勤恳无私,具有最高的美德。我的母亲确实是个人畜无害的人,她没有任何坏心眼儿,也不会和任何人作对,她的生活和认知对她造成了伤害。疾病摧毁了她的身体,过于狭窄的生活限制了她的认知。她没有工作,几乎没有社交,她的很多观念都来自臆想,她对人和陌生的事物高度紧张。四十岁之后,她几乎没有更新任何新的经验。我的母亲,不会用手机打电话,不会用银行卡取钱,也不会用遥控器选台,尽管她天天看电视。可是她骄傲,她依然觉得父亲一无是处。有次和父亲在家里喝酒,我问父亲,平时和母亲怎么交流的?父亲说,随她说呗,还能怎样。是啊,这其实是我早就知道的答案。不光母亲,父亲也老了,他们难以改变,如果不能交流,只能彼此保持沉默。这不是好的,却也是最不坏的方式。放弃和父母沟通交流之后,我们很少说话,我知道,我只是把原本应该我承担的一部分转移给了父亲。这是我的自私,我也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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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和妻子谈及家庭生活,我说,我更愿意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而不是父亲。妻子有些诧异,她知道我对母亲很多行为及观念并不认可。可是,亲爱的妻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着复杂的思想动因,而不是认不认可那么简单。母亲虽然有让人厌烦的部分,但她在这个过程中消解了自身的压力,获得了情感的释放,对她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让他人承受了情感的压力。父亲正是那个承担压力的人。我不愿意承担压力,那让我不快活,所以我愿意成为母亲。人类有着伟大之处,我达不到,我很惭愧,我不能假装我可以。我结婚后,妻子怀孕,父母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们即将出生的孙女。我们也开始了漫长的共同生活。此前,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长的共同生活,至今已近十四年。这些年,生活的细节不必描叙,我们有着自然的分歧。我还年轻,他们老了。母亲不止一次因为我喝酒而生气。她对我说,每次你喝酒没有回来,我都睡不着,你不回来我的心一直悬着,生怕你有什么事。我有没有那么多的应酬?没有。有时候,只是因为我开心啊,我和朋友们一起玩着高兴啊,我又有什么错呢?我们谁都没有错,我理解母亲的担心,我也不想为了迁就她而委屈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买了套房子,让父母住在我们旁边。几十米的距离,给我们彼此的生活都留下了回旋的空间。母亲不用担心我的晚归,我也不必担心第二天早晨母亲站在我的床边,一脸忧郁地看着我。那实在是太大的精神压力。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因为我喝了酒,正躺在床上休息,母亲进来,她说了太多的话,我不能接话,一接话彼此会变得更加不愉快。我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父亲突然进来,冲着母亲骂了句,你还说什么狗屁,妈逼的,他就是看不起我们。我极少听到父亲说脏话,他的愤怒让我惊讶。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也许是因为母亲一直在说,而我一言不发,他觉得这是对他们的轻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无论如何,到了该分居的时候。家庭生活哪有什么大事儿,但日常的这些小摩擦都是可以爆炸的核弹。我早已放弃了彼此理解的幻想,能够保持尊重就足够了。

  父母没有对我的恶意,我何尝有过?我们的分歧不过是生活方式和观念认知。这些年,我早已接受了父母的一切。我知道他们有着他们熟悉的逻辑,那样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觉得安全,有自尊感。那么,好了,我尊重。尽管,我完全难以赞同。比如说,我的父亲吧。他的眼皮上长过一个痦子,刚开始很小,我建议他去看医生。他拒绝了,这么个东西看什么医生,过几天就好了。痦子越养越大,终于大到他的眼睛都难以睁开了,想必还有疼痛。我再次问他,要不要去看医生?他终于说,还是去看看吧。看了医生,要做手术。非常简单的手术,做完即走,也并不痛苦。此前,我看着他整天眨巴眨巴眼睛,各种不适。他忍受那么久,总幻想着可能过几天就好了。穷苦了一辈子,他们想省钱,我理解,我也无话可说。更厉害的还有我的母亲,她真是能够忍受的人啊。有天,母亲突然说,她老了,带不动孩子了。这话没头没尾,我和妻子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母亲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就把儿子送托儿所好了,虽然他还不到两岁。过了好几个月,妻子给我打电话,说母亲要做手术。我当时在北京念书,尽管有点意外,我还是没太放在心上。母亲得过的病太多了,也不止做过一次手术。她生病这件事,几乎不能给我造成什么情绪波澜。但当我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我还是愤怒了。母亲子宫垂脱,很久了,她甚至不止一次将自己垂脱出来的器官塞回去。有时走下路,突然就不对了。即便如此,她也一直拖到她害怕了为止,她害怕她的肠子也有一天也脱了出来。我这时才知道母亲为什么说不给我们带孩子了,那可是一个连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的人。一算时间,怕是有一年多了。我在电话里问父亲,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父亲唯唯诺诺地说,知道,你妈不让说。我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你傻啊,你脑子有毛病啊,这种事能拖啊,是不是要搞死人你才舒服?母亲做手术时,姐姐过来照顾母亲,看到母亲的切除物,姐姐哭了。她说,都磨得快结茧了,这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但这并没有什么用。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还会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还不是想省几个钱。我的愤怒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在自我感动的同时,占据了道德的高点,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感动?老实说,我宁愿要个操蛋点的父母,也不愿意他们这样感动着我们。如果你们真爱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心理压力?这种苦熬让我痛苦,花点钱我们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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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段时间,我有个粗暴的想法,我想把附近一家生鲜店给砸了。那家店刚开,做活动,每天早上排名前几十位的可以领鸡蛋。几个我忘了,应该不超过十个。活动持续的时间有点长。刚开始老人们在快开门之前排队,很快,那个点儿排队领不到鸡蛋了。用流行的话说,老人们开始内卷,来得越来越早。最后发展到凌晨四点,再晚,就领不到鸡蛋了。寒风中,一群老人在那里抖抖索索地排队,站上三个小时,就为领几个鸡蛋。为了占据有利位置,避免加塞插队,老人们不光要看住自己的位置,还要盯着别人。凌晨四点排队的老人中,有我的父母。妻子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再一次感到愤怒,我甚至哀求他们,不要占这点便宜了,让你们吃饱穿暖的能力我有,何必呢?你们身体本来就不好,要是折腾病了,不是更不划算。他们不听,他们说,他们是老人,睡得不多。他们继续去排队。那段时间,我不吃鸡蛋。当母亲受凉躺在床上时,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领鸡蛋。就像他们在小区捡垃圾,刚开始还躲躲闪闪,怕我们说。我也确实不喜欢他们把捡回来的废纸箱、塑料瓶堆在阳台上。那时,他们还处于碰到随手捡一下的阶段。我多次劝阻,希望他们不要捡垃圾,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说,我不偷不抢,捡点纸箱怎么了?他们说的没错,捡垃圾不丢人,更不犯法。我只是有点心疼,我的父母,我又不是养不起,没必要那么辛苦。除此之外,我觉得给孩子们做了不好的示范。连我儿子都知道,爷爷奶奶捡垃圾换钱钱,买糖糖。这句话让我非常不舒服。且不谈有没有职业歧视,但我绝不希望孩子们从事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不得不一次次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捡垃圾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但我并不喜欢。和我们分开住之后,父亲和母亲像是获得了自由,俨然成了专业捡垃圾人士,房子里堆着他们捡来的各种东西,以纸箱和塑料瓶为主,间或有铁器。对此,我早已不置一词。晚上带孩子出去散步,偶尔碰到他们拿着纸箱塑料瓶从我们身边走过,彼此默契地保持沉默。他们也从随手捡捡发展到四处翻垃圾箱的程度。我说过一次或者两次,物业也打过电话给我们,垃圾箱很脏,不卫生,你们提醒下家里老人,万一出点什么状况就不好了。我和父母商量,你们能不能别翻垃圾桶?万一有玻璃割到手就不好了。没什么用。妻子笑言,老妈捡纸箱的时候走得可快了,英姿飒爽,一点都不像有病的人。我猜想,他们捡纸箱的快乐,大于我给他们钱。他们,基本不要我们给的钱。

  我的父亲母亲,从饥饿中熬过来的人,从疾病的折磨中活过来的人。他们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已是万幸。贫瘠的生活让他们无法拥有安全感,生活让他们偏执狭隘,他们早已被生活教训过千遍百遍。对他们来说,没有幻想——幻想或者说理想并不重要,他们的笨拙情有可原。和父母日夜相处的这些年,我慢慢也明白了一些事情。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鸿沟,终究是难以逾越。我有过美好的想象,也羡慕过偶尔见到的温暖亲切的父子关系,这并不多见。我格外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每次看到父亲母亲,我总能感受到生活的残忍,到底是什么让世界上最亲的人越来越陌生?我和女儿、儿子是不是终究也会走向这一天?我不愿意,我努力挣扎,我并不知道能否有效。每次睡前,我都要到孩子们房间,陪他们读读书,玩一会儿。这种快乐,带给我纯粹的幸福。如果有所祈求,我希望有一天,我活到了父母现在的年龄,孩子们爱我,而不是怜惜和尊敬。那不够,我渴望爱。我对父辈的怜惜,何尝不是一声叹息。这是我们共同的失败,我们为此付出的心灵代价,希望下一代不必再次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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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1978年生,职业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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