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是被子
文丨戴小雨
儿子喜欢吃面食,让我常想起故园的那片麦地。一次我随意问道,你知道麦子什么季节种又什么季节收?春种秋收,儿子想了想应道。我没有立刻纠正,童年的逻辑常是不忍推翻。母亲说,孙子这么爱吃面食,明年亲手种块冬小麦。又一天,儿子冷不丁问,奶奶的冬小麦熟了没有,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母亲并没有在秋后播下麦种,只好说,还没有下雪呢,哪天下大雪了,麦子才会长出来。
童年的注意力是恍惚飘移的,很快就有新的事物进入他的世界。天越来越冷,早晨起来窗外白茫茫一片。儿子的记忆又活了,问,奶奶的麦子是否已经长出来。
雪还不够大呢。我说。
其实,我在童年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疑惑。在故园种麦子的人并不多,不知是产量低,还是这种秋种夏收的生长周期,有悖南方人的思维程式。家里最后一次种小麦,具体是哪一年,我已是记不得了。不过母亲的一句话,我却记得很真切。她说,雪落得越大,来年的麦子就长得越青绿。到今天,对这句话我也是不甚懂。记得当时母亲是这么解释的,大雪是小麦的被子,被子盖得厚,自然就不会冻坏了。
母亲还告诉我,其实我也是一株冬小麦,在那年的第一场大雪中种下的。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是一望无际的白。大雪是被子,我应该是暖和的,至少在童年时,我从未有过怀疑。后来,我真的就长成了一株冬小麦,是母亲不曾想到的。对春种秋收,顺节循令的生命态度开始质疑,我的忧郁就开始了。
麦地常把我对故园的记忆停留在冬天里。泛着白色的光,寒冷又温暖。
我没有见过祖父,父亲也不能给我一些有关祖父的描述,因为祖父走的那年,他才四岁。我是这个家族的长孙,也是独子。我承担着许多成年后才明白的使命与责任。祖母、大姑、小姑都走了,她们静静地睡在我回家必经的路旁。姐姐及两个妹妹远在深圳,留下母亲一个女人守望村头。这个家族的全部阴柔与母性,全都给了我。正因为此,我才成了一株顽强的冬小麦。我的血性、执着及心底的个人英雄主义,缘于对这份阴柔与母性的保护。
母亲坚决不同意来城市住,父亲也未能做通她的工作。拿父亲的话说,已经锈在山里头了,拔出来就断了。我想也是的。一个老人的思维与逻辑是最接近童年的,老人与童年又是最接近乡村的。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手掌里蜇了芒刺,母亲在一棵刺树杆上剖下一枚更大的芒刺,帮我剔。蜇入皮下的芒刺被母亲剔了出来,可剔刺的芒刺又留在了里面。那种刺痛如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很少主动与人握手,总觉得那枚芒刺还在里面。手握得越紧,这种记忆就越清晰。
故园的屋后,有一大片堆满乱石的坡地,岩缝地穴生活着许多长着龟纹的虫子。大人们去村里上工,常是很晚才回来。白天的日子漫长得像身后的影子,赶不走。我将一个洞穴掏空,捉来几只甲壳虫丢进去,然后捧泥沙掩埋。每次,当我捧来下一棒泥沙回来时,都发现甲壳虫拼命抖落压在身上的沙土,从底下张牙舞爪地爬出来。于是,我就继续往洞穴里灌泥沙,它又重复以往的动作。最后,甲壳虫会踩着慢慢垫高的泥沙,逃离掉。
甲壳虫的逃生本领,教会了我怎样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并适应这里的秩序。像冬小麦,把越积越厚的大雪当被子,抵御深冬的严寒。
记得两年前回家过年,见生活在乡下的侄儿玩这个游戏,忍不住去参与。将手里的泥沙倒进洞穴后,立即去捧第二捧。回来时,却惊诧地发现那只甲壳虫不见了。应该不会这么快,我想。于是找来一个木棒捣,拨开泥沙,它果然还在里面。甲壳虫怎么没有在我的预料中爬到泥沙上面来呢?当我找到答案时,我的心变得很沉重。我的手变大了,捧的泥沙足以让它失去逃生的机会。一个成人的阴谋太可怕了。生命,有时是需要童话来温暖的。
如今儿子上了初中,他已经知道什么时候种麦子了,自然再不会在有雪的日子询问奶奶的麦子熟了没有。麦地被我留在了乡村,留在了慢慢走远的记忆里。城市有新的秩序,这些秩序会改变人的一些习惯与态度。
多年来,我一直有这个习惯,在下雪的时候,都要给母亲打一个电话,询问雪大不大,山上是不是全白了。末了,叮嘱她要多穿些衣服。有时我也在想,如果哪天电话的那头没有了母亲的声音,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还会在每年冬天里期盼大雪的到来。
有时我也觉得很孤独,很寒冷,可想起母亲那句话,雪落得越大,麦子就越青绿,心里就会温暖开来。一株冬小麦,在雪后的坡地慢慢生长。
选自戴小雨《大雪是被子》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