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清朝的贪污大案，我们总是会想到著名的巨贪和珅，和珅一人财产相当于清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令人瞠目结舌。
和珅贪污虽巨，出名的只是他一个人，要论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还排不到他，而是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冒赈案，又称甘肃米案。
为啥这么说，先看结果，此案案发后，乾隆气得浑身发抖，失态大喊：“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
最后处理是大小官员56名因此案丧命，其中包括陕甘总督勒尔谨、前后两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赞这样的封疆大吏，82名官员革职下狱，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全省官场都牵扯其中，堪称甘肃官场的一场超级地震。
而和珅案终究只是和珅一人因此而死，子女都未获罪，也没有官员受到牵连。处死和珅第二天，嘉庆就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
显而易见，甘肃冒赈案被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并不夸张。
这件案子是如何露头的呢，源自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一次“出于好意”的捐款。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反清起义，这次起义时间不长，规模也不算太大。然而陕甘总督勒尔谨调度不利，没能在开始阶段就将其扑灭反吃了败仗，惹怒了乾隆，下旨将勒尔谨革职拿办。
勒尔谨一倒，与他不清不楚的甘肃官员们无不战战兢兢，恐怕牵连到自己。与勒尔谨关系密切，主管民事和财政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苦思之下，王廷赞去找了有私交的和珅支招，和珅给他出一妙计，捐献一笔银子报销国家，在乾隆那里博个同情分，万一勒尔谨牵扯到他，看在主动认捐面上乾隆想必也会从轻发落。
于是，王廷赞上疏表示：甘肃遭遇兵灾，国家正是用钱之际，作为一省父母官怎能坐视不理，臣愿捐献出多年积攒的工资收入白银四万两以充国库，解国家之缓急。
乾隆四十六年是1781年，弘历已经70岁了，别看他已经到了今天免费坐车的年龄，46年皇帝当下来乾隆已经成了精。
一看王廷赞捐献的数目，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不对劲。
王廷赞出身低微，在甘肃为官三十余年，一多半时间只是担任微末小吏，乾隆四十年才升任宁夏知府，出任布政使也不到四年。甘肃又素来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长期要靠中央财政补贴，王廷赞的钱哪来的？
乾隆心思细密，从王廷赞身上他又联想到另一个人，前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
就在去年，刚调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牵涉到一起贪腐案中，他的手段与王廷赞如出一辙，而且手笔更大，一口气就捐了50万两银子。
前后两任甘肃布政使，动辄撒出数万两白银，是巧合还是…？
乾隆不动声色，他下旨由正在甘肃督办军务的阿桂和李侍尧密查。
阿桂此时有点头疼，来到甘肃这些日子碰到连日下雨，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他据实回报乾隆，自己还要耽误些时日，暂时没有精力细查。
无心插柳，这道奏折又让乾隆发现了幺蛾子，根据王亶望和王廷赞历年来的汇报，甘肃这几年经常遭遇大旱，大半年不下雨是常事，为此他们每年都要请求朝廷拨粮赈灾。
怎么这么巧，阿桂一到，就天降甘露？
乾隆深深地起了怀疑，他又召人调查近年来甘肃天气情况，结果是甘肃多雨，一点也没有遭遇旱灾的迹象。
这几个关键细节连起来，乾隆明白这里面一定有猫腻，这起冒赈大案就此浮出水面。
事实上，这起案件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了，起因是朝廷停止了一项特殊的业务：捐监。
所谓捐监，是让那些在正儿八经的科举考试中无法出头，家里又有点钱的学子预留的一条特殊通道。他们落第后可以通过捐钱或捐粮的形式取得监生资格，拥有享有等同于秀才的政治权力， 下一步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乡试，或是进一步加捐，以进入官场。
通俗点讲，这就是卖官鬻爵的一种，影响自然极其恶劣，连皇帝也知道捐监业务有失公正，所以乾隆即位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捐监。
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对于甘肃这样的穷省来说，捐监所得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块，说停就停了，岂不是断了官员们的创收之路。
为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上疏请求在甘肃一些地区恢复捐监，当然理由得说的冠冕堂皇：如此可以缓解当地的粮食储备，为中央财政支出减轻负担。
这倒是实话，停止捐监后，甘肃每年入不敷出，朝廷要补贴100多万两白银。
经过户部讨论，乾隆决定批准，并特地调来当时的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来主持这个工作。
为什么是王亶望，此人出身根正苗红，并曾在甘肃基层工作过，官声号称清廉勤政，乾隆曾四次接见过他，并在批示王亶望工作的奏折上四次御笔朱批，留下的都是一边倒的好评：此人竟有出息/竟好，王师之子，将来有出息/可胜此任/甚知者。
要知道，乾隆的好评不是随便刷的，他在朱批中经常否定官员并对其恶语想象，如直隶进士马曾鲁、广东进士邱氿华，乾隆都毫不客气给了差评：无能谨慎人/是一多事人，恐不纯。
调王亶望去甘肃，乾隆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把好捐监这关，不能让其发生变质。
可是到了王亶望这里，这道调令让他郁闷不已。
江浙富有天下，自己这个浙江布政使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位，现如今皇上要把我调去甘肃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什么意思？
在富裕省呆惯了的官员调到贫困省，乾隆觉得是平调，王亶望觉得是降职。那么好，皇上不是让我重点抓捐监么，我就干出点名堂来，既能干出政绩，又能为自己留好退路。
按照乾隆的意思，为防止舞弊，重开捐监时只许接受捐粮，王亶望找来陕甘总督勒尔谨，两人一通商量后决定，欺上瞒下，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每名监生收银55两。并将收取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仅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开捐不到三年，就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折成了银子落到了贪官手中。
而到了乾隆那里，王亶望自有交待，他将捐监数据严重注水后上报，乾隆得到的奏报是，恢复捐监仅半年多，甘肃就有19017人捐监生员，共收粮食达827500 石。
乾隆也不是个糊涂蛋，面对这个喜人数据他产生了怀疑，甘肃那么穷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一下子冒出来将近两万名监生？
就此疑问，他找来陕甘总督勒尔谨求解释。勒尔谨早就跟王亶望穿了一条裤子，他们商量好一套说辞，大谈国际贸易、商业发展、圣上英明之类大道理，把乾隆忽悠得天花乱坠，疑虑顿消。
当然我们知道，乾隆以为收到的是粮食实际收到的是银子，而且捐监得来的银子都被甘肃官场贪污了，这个天大的漏洞如何弥补呢？
于是从乾隆三十九年秋季起，甘肃每年开始被遭受旱灾，人民处于饥饿之中，亟待官府开仓放粮赈灾。刚巧甘肃的捐监业务收到了大批粮食，存放于粮仓之中有霉变的可能，不如就地放赈，还能免去运粮的物流成本。
一举两得啊，乾隆当然得批准了。
就这样，在王亶望手里甘肃官员多了一条生财之道，有总督和布政使兜着，大家都拼了命报灾，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以至于甘肃官场流传一句话：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难道就无人告发吗？
还真没有，王亶望深知其中道理，他的手段是雨露均沾，大小官员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谁会去告发呢。
这期间，乾隆也不是没有过怀疑，他曾派出御史和亲信前往甘肃查粮，可由于勒尔谨、王亶望等手眼通天，早已打点好一切，回奏报告上只说：仓粮系属实贮。又一次把乾隆忽悠瘸了。
就这样，王亶望主政甘肃三年，捞到银子超过三百万两，还落了个能员的好官声，乾隆对其大加赞赏，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下旨：因王亶望办理监粮有功，着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王亶望成了人生赢家离开甘肃，接任他的是王廷赞。
王廷赞本来也算是个好官，乾隆接见过他两次，给他刷了两次好评：此任去得；竟好，可用道，还可升用。
可当王廷赞到了甘肃，迅速被拉拢下水，贪污腐化，成了翻版的王亶望。在他任内延续了王亶望的操作，甘肃常年被遭灾，消化掉了500多万石监粮，自己也捞得盆满钵翻。
王亶望、王廷赞两任甘肃布政使，共计呆了六年，收取捐监银两 1300 万两以上，大概有1000万两流入全省官员腰包，占当时大清一年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王廷赞捐个5万两一点也不心疼，要不是凑巧甘肃发生起义，阿桂又捅出了天气问题，乾隆就算再派人来查，也难查到什么端倪。
原本天衣无缝的贪腐窝案，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终于被揭开了盖子：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乾隆的处理可谓十分严厉，王亶望斩首，王廷赞处绞刑，勒尔谨赐自尽，贪污过万两白银者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畏罪自杀数十人，甘肃官场几乎“为之一空”。
严肃处理之余，不免要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首要问题自然是“有毒”的捐纳制度。皇帝能批准是否开办捐纳，却难以掌控具体实施过程，其中步步都是漏洞，官员们只要给朝廷画大饼，贪污行为就变得有章可循。这种制度无异于剜肉补疮，虽能救一时之急，却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王亶望本人就是捐纳来的知县，三个儿子也分别捐得员外郎、主事等功名。他们任内又为兄弟亲属“捐纳官职并捐贡监生者共六十六名”，集团性的腐败更易发作。
从皇帝来说，即使清楚捐纳有毒，也不敢完全放弃这个重要的创收手段。甘肃冒赈案之后，捐监仍然存在。到了清朝中后期更成为应对财政危机的灵丹妙药，自然也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其次是清朝皇帝采用的引见制度。这种制度自开国即存在，由王公大臣引见中下级官员面见皇帝。皇帝通过听取报告，阅读资料得出对官员人品和能力的判断。
然而，既然通过引见得到面圣的机会，自然意味着上下级关系非同一般，更容易结成腐败链条，大家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甘肃冒赈案中，涉案主要高官都不止一次被引见给乾隆，并且得到的都是好评，可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辜负了乾隆的期许。
事实证明，引见制度只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乾隆御笔朱批给予好评的官员全部都是贪污犯。
乾隆想通过引见制度直接驾驭人事，合理性惨遭打脸，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朕究以用人不当自引为愧。”
此案中，更暴露出清朝监察制度的整体失效。
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的科道官监察制度在此案中集体失语，连乾隆特派的钦差刑部尚书袁守侗也被轻易蒙蔽，监察官员在其位难谋其政已暴露得很明显，“言官纷纷以不弹劾搏击为能事”，整个乾隆朝，监察官员极少参与大案要案，也很少发起对大臣的弹劾，只是尸位素餐装点门面而已。
清朝皇帝一度引以为豪的密折制度也已失去作用。自顺治年间起，密折奏事便成为拓宽君主信息渠道的重要补充，是能保障监察效能的重要制度。此案中大小官员无一用密折向乾隆揭发，因为发展到乾隆时期，密折已不再保密，内容沦为常规化，密折制度早已沦为摆设。
贪腐并没有到此停止，甘肃冒赈案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历史学家统计，乾隆年间，督抚大吏因侵贪被立案查处者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 20 余名，平均一两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贪贿而被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
或许正如历史学家评价甘肃冒赈案时所说：比起贪腐，乾隆更恨王亶望的欺君，所以才非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