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艺口述：22岁在化妆间突然倒下，33岁坐轮椅重返主播台

梁艺/口述

严慌慌/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梁艺（@主播梁艺），出生于1979年，曾经是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主持人。人生前半程，我顺风顺水，学习优异，工作光鲜。但22岁那年，上天和我开了个玩笑，让我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

我在轮椅上学习，考上研究生；在轮椅上工作，成为中国首位轮椅上的女主播；在轮椅上做公益，帮助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人前的我自信开朗，被冠以“阳光梁艺”的称号，而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又难免有些沮丧和绝望。

如今我42岁了，父母都已年过古稀，很难想象未来双亲离去，无法自理的我该如何生存。曾经，我也有过种种理想，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生活。

2012年10月，33岁的我坐着轮椅重回主播台。

轮椅上的日子一晃就是二十年，至今仍觉得像场梦。梦碎之前的我，原本是一个很幸福的女孩子。我成长在湖南娄底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国企员工，母亲在小学教书，家里还有个大我两岁半的哥哥，一家四口很温馨。

父亲动手能力强，从前家里的沙发、桌子都是他闲时敲打出来的。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姑娘，读了很多古书，写得一手好书法。从四岁起，我就跟着她练字。

8岁那年，我（右一）与父母、哥哥、爷爷的合影。

在学校里，我成绩优异，还遗传了母亲的文艺基因，喜欢唱歌跳舞。12岁那年，母亲找到家乡颇有名气的音乐老师给我培训，每周一节声乐课，连续上了三年。16岁，我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一度代表娄底市闯入湖南赛区半决赛。初中临毕业前，我被娄底师范提前录取。这所学校是中专，但九十年代的中专也是香饽饽。不出意外的话，毕业后我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

1995年，我正在读师范二年级，娄底广播电视台发布了即将举办首届业余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的消息。消息登在报纸不起眼的角落，仍被眼尖的母亲瞧见了，她知道我爱好文艺，悄悄给我报了名。准备比赛期间，母亲更是无条件支持，那会儿她的月薪才两三百元，却舍得花几十元为我买一条好看的裙子去参赛。

或许是舞台经验足，台风稳健，我在数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以微小的分差位列第二名，得以有机会去当地电视台实习。我在娄底冷水江电视台实习了一年，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喜欢主持甚于当老师。台里也器重我，希望我能留下来，把我当未来的主持人培养。

我那会儿年纪不大，思想倒还比较清醒，深知这个行业竞争激烈，积淀不够会很快被淘汰。加上不甘于一辈子窝在小城，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转而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专科班。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我顺利通过考试，成为那年广院在湖南录取的三名学生之一。

1999年，我独自去北京求学，这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小楼前留影。

此前，我是小城里的金凤凰，来到大学才发现天外有天，身边同学个个普通话标准，出口成章，而我个别字音还有严重的方言问题。记得第一次上小课，专业老师带着几位同学辅导，我竟自卑到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磕磕巴巴。

播音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要去学校里的核桃林练声，谁去得早，谁坚持得久，一定是班里最刻苦的学生。那几年，我算是比较刻苦的，每天早上六点开练，一直练到八点。练声过程枯燥，要确保每个字发音规范、饱满，还得给自己挑毛病，但坚持下来后，我的表达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除了精进专业，我还四处寻找实习机会。在老师的介绍下，我去大型晚会当了助理，只要能深入现场学习，端茶倒水也没关系。后来我还去了央视少儿部实习，对电视节目制作有了大致了解，见识到王牌主持人的控场能力到底有多强。正是那时候，我的梦想更大了，不再满足于做主持人，而是立志成为优秀的主持人。

在央视少儿部实习时，我（前排左1）与主持人董浩（前排左2）的合影。

毕业前，全国各省台来广院招聘，我被山东卫视的台长看中，得到了毕业后去山东台实习工作的机会。但工作的感觉和上学是不一样的，我在山东没有亲人，一想到未来要在这陌生的地方扎根，我就觉得很孤独。入职几个月后，偶然得知湖南台正在招聘主持人，我立马请假回了长沙。

抵达那天恰好是截止报名后的第一天，按说已经没希望了，我不肯放弃，大着胆子去找人力资源部主任求情，他见我态度诚恳便松了口。后来经过三轮面试，湖南台和我签下了为期两年的台聘主持人合约，开的工资很高，月薪5000元，还免费提供一套百来平的房子让我住。

入职之后，我被台里委以重任，和前辈舒高、黄子佼搭档，一起主持湖南都市频道的开播晚会。那是我第一次在湖南台露面，荧屏前有无数父老乡亲观看，压力可想而知。好在结果还不错，话筒刚放下，我就收到了台长的祝贺，“整场晚会接到好多电话，都在问这是从哪里请来的新晋明星？”

开播晚会上，我首次在湖南台的荧屏前露面，右边是搭档黄子佼。

这场处女秀让台里看到了我的潜力，之后又为我定制了两档节目——《都市新声代》和《都市有情人》。慢慢地，我走在大街上都开始有粉丝要签名，几乎和明星一样受欢迎。

不久之后，台里传来了第二届金鹰电视艺术节要落户湖南的消息，开幕前夕，我惊喜地接到导演通知，说拟定我为金鹰节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让我做好准备。

2001年，与马可搭档主持打榜音乐节目《都市新声代》的花絮照。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这些于我是莫大的鼓舞，我对工作也越发拼命。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化妆，两小时后进演播厅，下午七点结束，中间没有片刻休息，甚至没有时间吃饭。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不行，躺在床上直发愣。高强度工作加上不规律饮食，让我落下了胃病，1米67的个头，瘦得只有89斤。

2001年9月22日清晨，还没睡醒的我又接到了制片人电话，说要临时录制两期国庆特别节目，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早餐也没吃，简单洗漱完抓个皮包就往外跑。住处离台里大概一公里，老电视台又没有电梯，化妆间和演播厅都在顶楼，我一步几个台阶跑上去，结果坐下来化妆到一半，我突然感到后肩胛骨一阵剧痛，整个人毫无意识地倒了下去。

到了医院，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只见双腿不停地抽搐，我被吓哭了，但连哭都没有力气，只能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告诉医生我全身没了知觉，医生表情非常遗憾。后来经过北京的专家会诊确认，我的颈髓里长了海绵状血管瘤，当天累到血管瘤破裂出血压迫中枢神经，导致几分钟内瘫痪。

下午五点，母亲从家乡赶来医院，我用微弱的气息说道，“妈妈，我不能动了。”她当即晕了过去。紧接着，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靠氧气管维持呼吸，大小便失禁，头部以下高位截瘫。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一万起，没几天就掏空了我们的家底。父亲在老家四处借钱，亲友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一家顶多能拿出几千上万元，对我们来说只能算杯水车薪。

当时湖南都市频道前后出了34万医药费，仍远远不够。最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捐助，才解了燃眉之急。2004年，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们曾为我做过一次私人募捐，共计4万多元。2006年，姜昆老师在北京组织30多位艺术家为我募捐，共募得10万元。

《快乐大本营》的何炅老师也伸出援手，尽管我俩只见过一次，私下压根不认识。他不仅将《栀子花开》听友会上卖出专辑的所得尽数给我，还特地跑来医院看望，他来时带着一个大信封，里头装着两万块钱。素昧平生的唐季礼导演，听说我的事儿后也跑去医院，同样带着两万元的大信封。

何老师怕引起轰动，深夜和朋友去医院看我，那时我身体浮肿，状态很差。

朋友们的慷慨让我感动，父母做出的牺牲则让我心疼。我父亲彼时是一家国企的中层，为了筹措医药费不得不四处低头求人。母亲为了专职照料我的起居，提前五年退休，每天为我按摩、推拿、活动关节。

在马王堆疗养院做康复时，我需要在床边练习蹲起，身体重量全压在手上，母亲在旁边扶着我以防摔倒。有天做到第六十个动作时，我突然听到“咯嘣”一声，以为床沿被掰断了，结果是肱骨断裂。原本有一点点知觉的左手瞬间失去控制，整个人砸在母亲腿上，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起不来，母亲只能大喊救命。那一刻，我动也不能动，内心真的绝望透顶……还是护士听到呼救才赶来把我们救起。

后来去北京做康复，母亲陪床没地方睡，每天就坐在我的病床边打盹将就着。父亲找了个地下室住，环境也很差，里面又潮又脏，只有一张床，月租还得600元。撑了两个月，医院病床周转不让住了，我们只得去隔壁小区找了间一居室，租金高达4000元。

为了让身体好转，我总是很努力地做康复运动。

2005年，我的身体有了好转迹象，原先从颈部到整个腿部基本都没知觉，这时胸部以上恢复了些知觉，病情趋于稳定。康复间隙，我开始尝试写书，想把自己在遭遇意外后的心路历程都记录下来。

白天，我去医院做康复，晚上十点准时开始写作，常常写到凌晨。由于腰背肌无力，我必须把左手放在腿上支撑，用右手的食指一个字一个字敲击键盘。

一年之后，我的自传《我要站起来》在台湾地区出版，我由此获得了由中国台湾周大观文教基金会颁发的全球热爱生命奖，还被邀请到台湾做公益活动。这是我生病后第一次出远门，很开心，也备受鼓舞。旅程快结束的时候，我把30万台币稿费全部捐给了一家教养院，那里住着100多位重残儿童，比我失去得更多，生活也艰难得多。

2006年，我去台湾参加新书发布仪式和颁奖典礼，活动方还请来了我曾经的男搭档黄子佼。

次年，我又出版了第二本自传《阳光梁艺》，由何炅老师作序，结果刚印出来一万本就被抢购一空。买书的多是病友，他们一次买几百本，送给身边同样身处困境的人。这时候我猛然意识到，或许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我的经历是很不幸，但它能给别人带来生的希望。

《阳光梁艺》很快卖光，后来再版了一次，共计卖出10万本左右。卖书让我有了收入，父母也开始领退休工资，终于不必再为生存问题发愁。眼看身体和家庭状况都在变好，此时我又有了新的渴望：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主播台呢？或许，我可以再去读个硕士，有了硕士学习经历和文凭，对我回归主播台一定很有帮助。

母亲鼓励我说，“坐轮椅没关系，你去报考研究生，我陪读照顾你，以后你就是中国第一位轮椅上的主持人！”母亲的支持给了我很大力量。2010年，我31岁，决定放下一切顾虑去考研。在老家备考的几个月，时值仲夏，屋里又没有空调，闷热难忍。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读英语、背专业知识，从早到晚泡在书本里。

每当我想懈怠的时候，母亲就会鞭策我，“你再这样就看不到希望了。”在她的监督下，我备考很扎实，用了一年时间，如愿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硕士。我很高兴，母亲也很高兴，尽管这对我们两个都是新的挑战。

早上8点上课，母亲5点就得起床给我穿衣服，尤其北京的冬天，要穿好几层裤子。穿完衣服她还要帮我做一小时康复运动，再一路小跑着去食堂买早餐。吃完饭，母亲要赶紧推我去教室，碰上台阶，得和同学们合力把我抬上去。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始终是班里出勤率和准点率最高的学生，这样的生活节奏一直持续了两年。

我本身是个比较独立的人，16岁就出来学习、工作，从不用父母操心，可自从生了病，我再也离不开他们。尤其是母亲，她47岁便离开热爱的教育事业，不再有个人生活，全身心被我占据。我很愧疚，也很无奈，只能尽量让自己优秀些，给她一点心理安慰。

2013年，我在轮椅上完成硕士学业，这是我和母亲共同努力的结果。

硕士毕业前夕，我和之前在湖南都市频道的老领导见了一面，他觉得我在轮椅上完成硕士学业很了不起，便把我引荐给了湖南公共频道的总监凌红江。凌先生是资深公益人士，公共频道又是湖南唯一一家省级公益媒体，专门报道民生事件、慈善事迹，帮老百姓维权。我给凌先生写了封自荐信，由于不够了解我，他起初没答应，直到我再次去信才安排了一场试镜。

同意我试镜的栏目叫《帮助直通车》，是一档直播节目。自从生病以来，我听到“直播”两个字就发怵，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担心中途出现病理反应，比如身体痉挛等等，场面肯定不好看。但我似乎总是事前过度忧虑，真上场了又还挺自如。试镜结束后，制片人当场拍板让我下周入职。

2012年10月28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正是这天，我坐上了湖南公共频道的主播台，这是我第一次坐着轮椅上主播台，成了我妈说的“中国第一位坐轮椅的女主播”。尽管60分钟的直播时间里，我必须用双手支撑全身的重量，才能让身体挺直，但我一直沉浸在人生重启的喜悦中，那种振奋感要远远大于疲劳感。

很多朋友每天蹲点守候，说光是看我那么精神地播报新闻，就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有天正在播报新闻，我突然发现新闻的主人公和我很像。她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名叫珊妮，在学习跳舞时不小心闪了腰，导致胸部以下高位截瘫。我看了特别痛心，因为不会有人比我对“高位截瘫”这四个字更感同身受。

几天后，我坐着轮椅去医院看望小珊妮，我一进门她父母就哭，心情很绝望，就和当年我的父母一样。小珊妮刚做完手术，只能躺在床上，她眼神还很天真，压根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看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都忍不住抽了一下。为了鼓励小珊妮，我把自传《阳光梁艺》送给她，鼓励她以后可以继续在轮椅上练舞蹈。

小珊妮那会儿还没有轮椅，市场上的轮椅大多适配成年人，不适合儿童，我联系上合作过的厂家说明情况，老板二话没说就派人过来给她量身体尺寸，定做了一台轮椅。由于孩子处于生长期，长个儿快，之后每年厂家都会为她更换合体的轮椅。再后来，得知医院附近的学校不愿接收小珊妮，我又借助媒体的力量为她联络学校，总算帮孩子解决了入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