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徐开垒（左）在赵丽宏的新居做客。
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已经有五十多年，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记的，是曾经鼓励、指点、帮助过我的那些文学编辑。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在天津，在南昌，在成都，在南京……和这些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个亲切的名字，想起他们，我的心里会感到温暖。其中一位，便是徐开垒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插队知青，在艰困孤独的环境中，读书和写作成为我生活的动力。我把自己的习作寄给了《文汇报》，但没有信心。《文汇报》的副刊，是明星荟萃之地，会容纳我这样默默无闻的投稿者吗？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一篇短文，竟然很快就发表了。发表之前我并没有收到通知，以为稿件已石沉大海，或许被扔进了哪个废纸篓。样报寄来时，附着一封简短的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信的内容：“大作今日已见报，寄上样报，请查收。欢迎你以后经常来稿，可以直接寄给我。期待读到你的新作。”信后的落款是“徐开垒”。
读着这封短信，我的激动是难以言喻的。虽然只是寥寥几十个字，但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是多么大的鼓舞。徐开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我读过他不少散文。他的《雕塑家传奇》《竞赛》和《垦区随笔》，曾经打动少年时的我。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是开垒先生在主编《文汇报》副刊。对我这样一个还没有步入文坛的初学者，开垒先生不摆一点架子。此后，只要我寄去稿子，他都很快回信。在信里他没有空洞的客套话，总是给我真诚热情的鼓励。如果对我的新作有什么看法，他会一二三四地谈好几点意见，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满几张信笺。即便退稿，也退得我心悦诚服。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你起点不低，可以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对你要求高一点。如果批评你，你不要介意。”我怎么会介意呢，我知道这是一位前辈对我的挚切期望。
开垒先生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人，对朋友，对同事，对作者，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都一样诚恳。记得一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手里提着一篓苹果。那时食品供应紧张，这一篓黄蕉苹果，是我排很长时间的队，花三元钱买的。我觉得第一次去看望老师，不能空着手。到了开垒先生家里，他开始执意不收这篓苹果，后来见我忐忑尴尬的狼狈相，才收下。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以后不要送东西，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你又没有工资。我希望的是不断能读到你的好文章。”这样一句朴素实在的话，说得我眼睛发热。春节过后，开垒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走进我那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他说：“我知道你在一间没有阳光的屋子里写作，我想来看看。”先生的来访，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走的时候，开垒先生从包里拿出一大袋咖啡粉，放在我的书桌上。那时，还看不到“雀巢”之类的外国品牌咖啡，这包咖啡粉，是他从海南岛带回来的。此后，开垒先生多次来访问我的“小黑屋”，和我谈文章的修改，有时还送书给我。开垒先生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也不善言辞，面对自己尊敬的前辈，我总是说不出几句话。有时，我们两个人就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中对坐着，相视而笑。在他的微笑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年轻后辈深挚的关切。他是黑暗中的访客，给我送来人间的光明和温暖。
1977年5月，上海召开迎接春天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一大批“失踪”很久的老作家又出现在人们面前。那天去开会，我在上海展览馆门口遇到开垒先生，他兴奋地对我说：“巴金来了！”他还告诉我，《文汇报》这两天要发表巴金的《一封信》，是巴金复出后第一次亮相，是很重要的文章，要我仔细读。在那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和很多著名的老作家。座谈会结束的那天下午，在上海展览馆门前的广场上，巴金和几位老作家一起站着说话，其中有柯灵、吴强、黄佐临、王西彦、草婴、黄裳等人，他们都显得很兴奋，谈笑风生。我也看见了开垒先生，他站在巴金的身边，脸上含着欣慰的笑，默默地听他们说话。
开垒先生约巴金写的《一封信》发表在《文汇报》，是当年文坛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文汇报》的文艺副刊，在开垒先生的主持下，从此进入一段辉煌的时期。很多作家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发在《文汇报》的副刊上。副刊恢复了“笔会”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学界一块引人瞩目的园地。
1977年恢复高考，我曾犹豫要不要报考大学，觉得自己走文学创作的路，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找开垒先生商量，他说：“有机会上大学，就不应该放弃。”他告诉我，他当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是在抗战时期，大学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还对我说，大学毕业后，可以到《文汇报》来编副刊。开垒先生的意见促使我决定参加高考。不久后，我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进大学后，我常常寄新作给开垒先生，他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记得读大二时，我写了一首长诗《春天啊，请在中国落户》，表达了对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欢欣和期待。诗稿寄去不久，就在《笔会》副刊上以很大的篇幅发表，在校园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到这首诗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为我发表诗作而高兴，并告诉我，这首诗也写出了他的心情。经开垒先生发出的这首诗，如今还经常在全国各地被人们朗诵。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开垒先生曾力荐我去《文汇报》工作，最后我选择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虽然有点遗憾，开垒先生还是为我高兴，他说：“也好，这样你的时间多一些，可以多写一点作品。”1983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开垒先生知道后，比自己出书还要高兴。他说：“第一本散文集，对一个散文写作者来说，是一件大事情，你要认真编好。”我请开垒先生为我作序，他慨然允诺。他很细致地分析我的作品，谈生活和散文创作的关系，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小黑屋”。每次，我翻开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读序文中那些真挚深沉的文字，就感觉开垒先生坐在我的对面，在一盏白炽灯的微光中娓娓而谈，我默默倾听，推心置腹之语，如醍醐灌顶。
1998年，文汇出版社要出版开垒先生的散文自选集，这是总结他散文创作成就的一本大书。开垒先生来找我，请我写序。我说：“我是学生，怎么能给老师写序？应该请巴金写，请柯灵写，这是你最尊敬的两位前辈。”开垒先生说：“我想好了，一定要你来写，这也是为我们的友情留一个纪念。”恩师的要求，我无法推辞。为了作序，我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散文，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跨度大半个世纪，他的人生屐痕，他的心路历程，他在黑暗年代的憧憬和抗争，他对朋友的真挚，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浸透在朴实的文字中。读开垒先生的文章时，我想到了他的人品。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对朋友的真挚在文学圈内有口皆碑。他一辈子诚挚处世，认真做事，低调做人，从来不炫耀自己。只有在自己的文章中，他才会敞开心扉，袒露灵魂，有时也发出激愤的呐喊。他的为文和他的为人一样认真，文品和人品，在他身上是高度统一的。开垒先生的沉稳、执着，和文坛上某些急功近利、朝秦暮楚的现象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他后来撰写的影响巨大的《巴金传》，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他用朴素的语言、深挚的感情，叙写了巴金漫长曲折的一生，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爱戴和敬重，也将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熔铸其中。
人生的机缘，蕴涵着很多因素，言语说不清。开垒先生曾经告诉我，如果没有叶圣陶、王统照先生的指引，如果没有柯灵先生的提携和栽培，如果没有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师的关心和影响，他也许不会有这一生的作为。在我身上，其实也一样，如果没有开垒先生和很多前辈当初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笔会》于我，并非发表作品的唯一园地，而开垒先生在黑暗中对我的引领，在艰困中对我的帮助，却是谁也难以替代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