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那个萧瑟的早晨，当衣衫寒酸的莫言受尽生活的凌辱时，他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衣着体面地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宣读来自中国高密东北乡的故事。
2012年秋天，他带着一个被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还是在大城市里买不起房子，还是醉心于写作，还是经常想起故去的母亲。
今年，莫言66岁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9年之后，他在朋友的田地里，欢快地学会了驾驶收割机；他开了公众号，跟年轻的朋友分享生活的琐事，用不说教、不愤怒的文字，向互联网世界，分享自己心中的世界。
与其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的荣幸，不如说，莫言的出现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
这个不乏傲慢偏狭的世界终于发现，古老的东方土地竟埋藏着那么多故事。当上天决定向全世界宣读这些故事时，莫言被选中作为代言人。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母亲，无法共享这个令人扬眉吐气的时刻。
这位伟大的母亲，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曾把一年才能吃一次的饺子，端给一个陌生的乞丐。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莫言的出现，是莫言家族的幸，是汉语言文学的幸，是中华民族的幸。
可是，在这份幸运到来之前，我们又曾遭遇过多少的不幸。
如今的莫言，不用再饿着肚子，就着如豆的昏暗油灯读书了，车水马龙和万家灯火，早已照亮了那片高粱地。耳顺之年的莫言，也早已熨平苦难，眉目舒展。
“冰箱前不久坏过一次，后来被我老婆敲了一棍子又好了”——莫言在近期的公众号文章中说道。
1985年，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提到“高密东北乡”。
彼时，他写这片土地闷热、贫穷、荒僻，蔓草荒烟的样子，和他记忆中的故乡如出一辙。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吃的问题”，粮食极度短缺，人们饥不择食，就是在此时，莫言对这个世界有了记忆。莫言是在饥饿中长大的，童年时他最清晰的记忆，来源于和姐姐抢饭吃。
当时，奶奶会不定期地“赏赐”给孩子们一片发霉的红薯干。每次莫言都觉得姐姐手中的分量更足，于是他便伸手夺走别人的，然后看着大哭的姐姐不知所措。
在食不果腹的年岁里，母亲时常会将一种叫“七七毛”的野菜炒熟端上桌。菜上有毛刺，嚼起来扎嘴，咽下去扎胃，吃饭变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长此以往，每当吃饭时莫言都会坐在桌子前大哭，他咽不下野菜，又对饥饿无比恐惧。
所以，莫言对粮食始终抱有崇拜之情，如今在超市路过米粮专区时，他仍会停下脚步，仔细闻一闻粮食的味道，那都是他儿时不曾拥有的幸福。
莫言童年照（左）
如今再回忆起那段岁月，唯一能与莫言的痛苦记忆抗衡的，唯有十五、六岁时，那次十分罕见的吃肉经历。当时村里正在低价贩卖肉质并不新鲜的“米粒猪”，得到消息的莫言跑回家央求父亲买肉，却遭到拒绝。
“贪贱吃穷人”，父亲说，便宜的东西买多了，照样会把人买穷。听了这话莫言放声大哭，没有办法，父亲只能买来十几斤肉，让孩子们放开肚皮吃了一把。
莫言与父母
人性经不起考验，善与恶是不同场景的产物，它们都与自身利益相关。
就像莫言在抢夺红薯叶时，没有想过姐姐会因此挨饿；在吵嚷着吃“米粒猪”时，他也没有在意父亲口袋里的钱，是否足以支付肉钱。
在食不果腹的年岁里，人是物质化的“人”， 亲情沦为食物的牺牲品，那些围绕饭桌展开的，悲哀的、无奈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实事件将人的底线暴露无遗。
“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上天借此给予了莫言解释人性与欲望的天赋。
饭桌之外，学校同样会让莫言哭泣。
作为班级里年纪最小的学生，莫言是穿着开裆裤走进校园的。“生来丑陋的相貌”和不算合群的性格，时常让他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一直到小学5年级，周遭的讥笑声才戛然而止——那一年，莫言辍学了。
十年动荡期间，莫言一夜从“学生”变成“农民”。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他被家人安排到荒草滩上放牧牛羊。荒滩上空无一人，百无聊赖时，他开始尝试和一切能看到的东西对话。
躺在天边懒洋洋的云、伫立在一旁静静生长的树、低头专心吃草的牛羊、快速飞过头顶的鸟儿……他努力与万物交流，可万物始终以沉默对答。
久而久之，莫言产生了幻想，他相信万物皆有灵，只是自己还没有找到和其沟通的方式。他开始对未知世界好奇，恐惧，也随之而来。
传言莫言所出生的村庄，也是蒲松龄的故乡。
几百年前，他在那里写下了《聊斋》；几百年后，莫言的亲人、邻居，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新的鬼怪传说。
在粮食问题最严峻的那几年，莫言所在的村庄最多一天内有18人死亡，奇闻诡谈开始大肆在田野中爬行，更多时候则漂浮在莫言的耳边。进入夏日，闲来无事的人们喜欢在傍晚坐在屋前闲话家常。
谈话通常以当天的琐事开启，而后便莫名其妙地拐到鬼怪身上。莫言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在故事里：
红色的狐狸会在男人面前变成美女蛊惑人心，路边的黄鼠狼会开口说话操纵吉凶，乌鸦飞过头顶暗示大祸临头；走在河边要加快脚步，因为月圆之夜会有“水鬼”上岸索命；
走夜路时听见有人唤自己的名字不能回头，否则会被孤魂野鬼拖到阴曹地府……
老人口中的灵异故事大多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让莫言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他仿佛真的能看见另一个世界。
许多年后，这些都变成了莫言想象力的启蒙。
童年经历的孤独和恐惧幻化成千姿百态，在他写下的字里行间反转跳跃。它们不断追逐着莫言，推动着他将字排列组合，最终组建起一个名为“高密东北乡”乌托邦王国。
在这个王国里，钱是一张纸，爱像一场病，动物会说话，人都装哑巴。突然降临的喜怒哀乐，像一扇沉重的磨盘，轻易便可粉碎所有人；“装疯”像一块遮羞布，往脸上一蒙，所有丑事就一股脑被遮掩了。一人一个活法。
2012年，57岁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
发表获奖演讲时，他面对着200多名中外听众，在瑞典学院讲述了成长过程中“最痛苦”、“最深刻”、“最后悔”的事情。他说，在成为“讲故事的人”之前，他做了很久“听故事的人”。
莫言生命中的第一个理想，是做一名说书人。
年幼时，莫言时常会因为偷跑去集市听书，而忘记母亲分配的农活。
为此，母亲曾严厉地训斥过他，但发现儿子极喜欢听故事后，她又于心不忍，便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莫言每逢集日都会从母亲那里领到一天“休息日”，白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去听书，晚上回到家里，再把故事讲给家人听。
莫言的记性极好，许多内容他听一遍就能烂熟于心。
起先，他只是简单地重复故事，而后便开始不断地添油加醋编造情节，有时甚至会改变故事的结局。说书人在集市上待了一段时间，便神秘地消失了。
在那个没有电影、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的年代，听书给莫言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如今，唯一的快乐没有了，莫言只能看“闲书”排解心中忧思。
当时，他听说同学的家里有一本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封神演义》，他想借来看看，但同学提出条件：想看书可以，但要到他家拉磨，拉十圈，看一页。
莫言答应了，他真的去同学家里拉了磨，用一上午的劳动力，换来了阅读半本《封神演义》的机会。
莫言在家乡与友人合照（右）
那天之后，莫言开始在村子里四处奔跑，听说谁家有书本，便用各种方式借来品读。
有一次，他得了一本名为《三家巷》的小说，书里讲述了诸多小儿女的纯真爱情。在当时，这类书籍被认为是“流氓极了”，理应扔到锅炉里烧掉。
大人越是嫌弃这本小说，莫言就越好奇。为了看这本“禁书”，他只得钻到牛棚里阅读，后来他揣着书进了课堂，在看到女主角区（ōu）桃在游行中被流弹打死时，他抱着小说放声大哭起来。
正在讲课的老师吓了一跳，赶忙问莫言怎么了。只见他抬起头，泪流满面地哭喊道：“区（qū）桃死了！”
这一年，莫言9岁。还不能分辨多音字“区”的读音，却提早感知到了爱情的遗憾与刻骨铭心。
几十年后，莫言第一次去到广州，忽然想起了让他念念不忘的区桃——在《三家巷》里，她就生活在旧广州城里。
他天真地问，这里真的有像书里那样的女子吗？
朋友答：有，但是“区桃们”白天睡觉，夜晚才出来活动。
读书在让莫言饱尝精神食粮的同时，偶尔也会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疼痛。
莫言的二哥也是个书迷，经常可以借到一些“稀有典籍”。某日莫言发现二哥将一本小说藏进了猪圈里，他偷偷去寻，却意外撞到墙上的马蜂窝。
嗡的一声响，几十只马蜂蜇到脸上，奇痛难挨。但他顾不上痛，一心只想着抓紧把书读完，一直到眼睛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缝，看不清字时，他才肯停下来。被马蜂群殴后，莫言又去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晚上，母亲在灶前忙饭，一盏小油灯挂在门框上，被腾腾的烟雾缭绕着。
他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看得入神时，莫言忽然嗅到了一股极好闻的，类似烧烤的味道。
以为可以吃到烤肉的莫言抬起头，却发现被烧焦的竟是自己额前的头发！
通过各种办法，莫言看完了村里所有的书，“以为已经把天下的书都读完了”的他开始盘算，是不是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写书的人。
这个想法出现时，莫言从未踏出过高密一步。可因为听了很多故事，他仍觉自己已到过无穷的远方。阅读给了他坐在牛棚里端详世界的权利，他无需行万里路，就能见到日升日落，江河湖泊。
他看着它们，就像望着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每到四下无人时，湖底就会翻涌出世间万物，他就这样拥有了一整个宇宙。
前排坐者为史铁生
后排从左至右：刘震云、莫言、余华、王宁、万琦
如果一定要去追溯莫言文学路的起点，这条路的尽头一定摆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
少年时的莫言认识了一位在师范大学念书的学生。对方告诉莫言他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生活作风极其腐败的人。
有多腐败？一天三顿都吃饺子。
这话着实吓坏了莫言，在吃米、面尚且奢侈的年岁里，此人竟能天天吃饺子，这得什么样的家庭条件？
莫言赶忙问此人什么来头？大学生嘴角向下一撇，略显嫌弃地说此人是名作家。
那天，一个有关“作家”的梦想开始在莫言的心中生根发芽。
1976年，莫言到距离家乡300公里外的龙口当兵，进部队第一天，他便被选为新兵代表发表演讲。
新兵发言前是各个团、连领导说话，莫言见每一位演讲人，都会坐在一把红色高椅上，所以轮到自己上台时，他也毫不犹豫地坐在了上去。
下台后，他看见班长神情紧张，略显愤怒地坐在一旁，问及原因，对方告诉他：不该坐上那把椅子。就这样，莫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为了弥补错误，他连夜写了一份检查，主题便是检讨“新兵不知好歹坐椅子”事件。
严格算来，这可能是莫言的“处女作”。
在当时，当兵寓意着吃上了“国家公粮”，而想保住这碗“粮食”的唯一办法，就是顺利“提干”。
为了拿稳这个“铁饭碗”，莫言成了连队里的积极分子。脏活累活他抢着干，再苦再难也未听见他抱怨一句，“无论做什么事都跑在最前头，心里想着千万要给家里争气”。
眼巴巴地盼了4年，终于熬到了考核关头，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政策变动，相关制度出现了变化——莫言的“提干梦”，破碎了。时事如书籍，进入部队前，莫言的人生之书，虽被编撰得极为仓促，但总归是在被岁月翻阅着的。
可在1980年，上天好像突然放弃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有关莫言的一切都停了下来。
莫言（后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提干失败后，莫言忽感回到了儿时，苦难时期围绕饭桌展开的恐惧，再次狰狞着攀上心头。
求生的本能激发了他的欲望，他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成功，而那碗在碗底写着“作家”二字的饺子，也在此时，被再次搬上了饭桌。
莫言（第一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莫言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每写出一篇，便立马向各大报刊、杂志社投稿。
在那些稿件中，大部分会被原封不动地退回莫言手中，唯独《春夜雨霏霏》得到过发表的机会——这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好运开始降临了。
正在写作的莫言
《春夜雨霏霏》问世后一年，莫言顺利提干，而后又被送往干部进修班，开始专业学习写作。
1985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创文学系，创建人徐怀中对莫言在《民间音乐》中的表现大为赞赏，破格允许其参加文学系入学考试。参加考试那天，仅有小学文凭的莫言略感忐忑。
尽管许多问题他都曾在书中读到过答案，但当碰到“中国周围各个国家名字”一题时，他还是有些慌乱。题目的分值不低，很有可能影响录取结果，这可如何是好？无奈、焦急、不安，郁闷不堪的莫言向窗外，然后在走廊的墙壁上，看见了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冥冥之中，上天已为莫言的天命准备好了一切，包括过往的苦难，眼前的地图，明日的光环。
“有的人来到这世间就是为了写小说的”，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就像没有什么能阻挡莫言一样。
莫言旧照（最后一排，左二）
顺利入学军艺文学系后，莫言沉寂了很久。他专心上课，放肆写作，除了读书和创作，他近乎什么都不去想，不去做。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流行那会儿，文学系曾专门为此开过一个座谈会。在诸多赞美与肯定声中，莫言发表言论“这根本不叫小说”，它更像是加长版的连队宣传板报。
在当时，《坟茔》的作者李存葆是学员中最有成就的代表，莫言则“查无此人”。
面对众人质疑，甚至是厌恶的表情，莫言开口道：“我能写出和他们不一样的”。
一周后，莫言拿着文章手稿找到了徐怀中。
生动而具有乡土气息的民间语言，和极具魔幻色彩的比喻意象完全颠覆了传统写作模式，徐怀中大为震惊。“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那一天，徐怀中修改了文章的标题，并将文章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大家都惊着了”。
而这篇文章，便是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透明的红萝卜》手稿 依稀可见原名为《金色的红萝卜》
《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让莫言这个满身锋芒的高密农民，三步两步就登上了文坛。此后，捏着莫言命运的大手再次挥毫，并越写越有力，越写越激奋。
笔尖触碰到纸发出火光，而后风随火生，亦助火势。
那时候，莫言觉得逝去的往事像源源不断的流水涌到他的嘴里，话语自动地跳出来，根本用不着费劲心思去寻章找句。
创作时的莫言
从前听到的故事追着莫言，排着队请求他将自己写成新的故事。
莫言记起了干农活时，大娘们讲过一段游击队员在河堤坝上勇斗“小日本”的故事。
像小时候听书一样，他用2个星期的时间将故事添油加醋地书写了一番，取名为《红高粱家族》。
不久后，这本书被一个名为张艺谋的年轻人看中，他花800元钱买走了小说的剧本改编权，并将其拍摄为电影《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工作照左起：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多年以后，他们分别成为：影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影帝、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
《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生死疲劳》《蛙》……莫言将用耳朵阅读来的零散故事，不断地拆解、装饰、组合，而后再拼凑成另一个故事。
莫言家乡的红高粱
做医生的姑姑、执拗的父亲、慈祥的母亲、甚至是口无遮拦的“大头娃娃”和牵着毛驴路过家门口的老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莫言小说里的主角。
彼时的他好似在种一棵树，幼小的树苗在他的笔下不断生长。它的根部向下延伸，在一片名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越扎越深，而枝叶又不断向上，枝繁叶茂。
仔细看，那树上挂着的，不单有果实，还有莫言日思夜想的白面饺子，以及曾陪他走过无数苦难岁月的月光、星斗、河流与牛羊、白狗。
莫言终于成了讲故事的人。
电影《红高粱》剧照
有人将莫言的小说风格归结为“幻觉与现实的结合体”。
的确，莫言笔下的人和事始终带着绮丽的光晕。他擅长比喻和想象，但在写起“母亲”这一角色时，他始终带着悲伤与怜悯，这是一种完全的写实。莫言之所以能成为如今的“莫言”，全部都是因为母亲。
他自小便爱耍贫嘴，所以母亲日日叮嘱他要少说话。为了记住长辈的谆谆教诲，他将笔名写为“莫言”，而提笔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母亲》。
因为种种原因，文章未能发表，也许是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时，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追忆母亲——
一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给予了他无限爱意与力量的普通妇人。
莫言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莫言记忆中的母亲，是苦难与温柔的结合体。
她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舍得拿出全部积蓄满足儿子读书的愿望，也从不嘲笑孩子的文学梦。
她生来贫穷却不贪财，当得知儿子卖白菜时多收了老人一毛钱，她会流着泪和孩子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她天生柔弱却很坚强，即使病痛让她“每一秒都在受苦”，她仍能抚着儿子的头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她受尽欺凌却始终善良，哪怕是在面对变老的“昔日仇人”时，她也能云淡风轻地和愤怒的儿子说：“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她是莫言此生最感谢也最思念的人，可她已永远离开了他。
为纪念母亲，他写下小说《丰乳肥臀》。
因为名字太过露骨，他一度被众人耻笑甚至辱骂。麻烦不断，可莫言不改，他执意认为若有人能读完它，就一定可以知道：
《丰乳肥臀》本无关艳俗的故事，这本就是一部女性苦难史，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无法选择的人生。
莫言父母
莫言的母亲去世后，骨灰被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
2011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坟墓不得不被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
彼时，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与泥土混为一体，莫言静静地看着，而后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他想，母亲理应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也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莫言心中的“高密东北乡”又多了另一层含义。
很久之前，那里只是他出生与度过童年的地方，是所有苦难与恐惧的来源地。
可当最爱的人埋葬于此，那里就成了莫言最思念的故乡，一个他最想要回去的地方。
莫言与母亲
成为作家后，莫言每次感到无助与疲惫时，都会回到家乡高密住上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写作，也从那里汲取灵感和安全感。
1990年前后，自认已经写不出任何语句的莫言回到家乡，只住了几个月，脑海中就蹦出了《酒国》，凭此他扬名海外。
这是莫言为数不多“无从下笔”的时刻，而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时，时间已来到了2012年。
莫言曾说，如果你恨极了一名作家，那就诅咒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说这话时，他万万想不到，这个“诅咒”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获奖消息传开时，莫言正在高密老家写作。
他听说文学爱好者跑进书店将他的作品抢购一空，许多媒体记者也找上他，只为争取一个“独家专访”的机会。
“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来了”，莫言躲在家乡不敢出门。
为了寻求安宁，他换了手机号码，只允许极少数人能联系到他。他不看电视，也不上网，整日里只忙着陪小孙女玩闹，偶尔会到户外溜达一会儿。
从1955年至今，家乡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本年轻的人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已去了另一个世界。田间野地多了一些现代化机器，好奇心极强的他也去体验了一下开联合收割机的快乐。
机器轰轰作响，压过一人高的玉米秸秆，看着获取的粮食，莫言感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付出很多却收获很少的日子，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可有些人、有些事，莫言无比怀念。
在刚刚捧回诺贝尔文学奖时，莫言曾接受过《面对面》的访问。
面对问题：“您幸福吗？”
莫言回答：“我不知道。”
对于他来讲，幸福是无忧无虑地写作与生活，可如今，突如其来的名利与关注让他倍感焦虑。
极为纠结时，莫言再次回到了高密。
在等待风波过去的日子里，他极喜欢站在田野里。他看着远处，望见冬天追逐着秋天一路向北，季节奔跑的脚步幻化为风从耳边刮过，他仿佛能听见脚下的土地在说话：
趁着还有力气，就请尽力奔跑吧。
“因为你们早晚要回到这里的，即使人不回来，心也要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