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后，对祝英台更是爱得死去活来；生前不能做夫妻，死后化蝶也要相伴相随……
这种性别反转的故事，发生在一段跨国恋里，结局却是以“恨”收尾。法国外交官高仁尼，爱了10多年的中国女子，被法国法庭揭露是男人身时，高仁尼痛不欲生。
“我有一个东方幻想，身材窈窕的淑女，穿着唐装和宽大的晨衣，为了爱上卑鄙的洋鬼子而死。她们生下来就被教养成为完美的女性，她们对我们逆来顺受……”
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反差，让在监狱里的高仁尼拿起玻璃片，戳破了自己的喉咙。这个昔日的法国外交官，因为和一个中国京剧演员的情事、以及他们之间那引人无限猜测的“性尴尬”，成了全法国的笑话。
这是电影《蝴蝶君》的剧情，由华裔演员尊龙扮演中国京剧名伶宋丽玲，瑞米.艾恩斯演外交官。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最具看点的是，在剥开“爱情”的外衣之后，探讨了西方与东方、性别身份认知、民族与种族等重大文化命题。
好了，先谈电影，再谈电影之外的真人真事。虚虚实实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故事的本来面目。
上篇：电影中的白人外交官和他“卑顺”的中国妻子
北京，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夜晚。
台上的宋丽玲一袭白衣，正在演唱《蝴蝶夫人》中的片段。法国大使馆的文员高仁尼，被深深吸引。
散场后，宋丽玲换上一身红色唐装，妩媚动人。高仁尼上去搭讪，向宋丽玲赞叹《蝴蝶夫人》的爱情故事既浪漫又动人。
宋丽玲却直接揭穿了他虚伪的优越感:
“你（一个白人男子）必然会爱这个故事，不是吗？如果把故事的主角换成金发碧眼的美国女人和矮小的日本商人，你还会觉得它美吗?”
高仁尼被怼得有些尴尬，不过宋丽玲又撩拨他：要想真正了解艺术，最好到北京大剧院去看她演的京剧。
高仁尼瞒着妻子走进戏院。台上的宋丽玲，盛装华丽，身段曼妙，一段《贵妃醉酒》，让高仁尼沉醉其中。
戏场结束，高仁尼到后台找丽玲。她的身姿映在帘幕上，是一种无声的勾引。高仁尼送丽玲回家，他们交谈甚欢。到了家门口，丽玲却没有邀请高仁尼进去。
高仁尼惆怅不已。在夜色中，他看到一个老人在用网捕捞刚孵化出来的蜻蜓。影片通过这个场景，将高仁尼在这场游戏中的身份做了暗示：他就是用来喂鸟的蜻蜓，正逐步掉入一个精心编织的网。
通过电影碎片化交待，可得知高仁尼人际交往能力低下，和同事争吵，背叛婚姻，和巴夫人搞一夜情。
在西方社会，他是一个平庸的男人。但面对东方，高仁尼自信心爆棚，他迫切需要得到一个东方女人，迎合他男性权威和作为西方人的优越心理，即《蝴蝶夫人》中，日本艺妓巧巧桑对美国白人男子忠贞不渝到自杀殉情的崇拜和迷恋。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高仁尼玩起欲擒故纵的游戏。他好几周不去找宋丽玲，直到她写信来邀请他见面。
高仁尼冲进丽玲的家，一把抱住她，问丽玲愿不愿意做他的蝴蝶夫人？丽玲娇羞地点头。高仁尼吻了她，趁势就要解她的衣服。
丽玲按住高仁尼的手，告诉他：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东方女子端庄稳重，有自己独特的取悦男人的方式。
就这样，在宋丽玲的引导下，高仁尼完成了和丽玲的第一次性生活。
高仁尼志得意满，对着上司汇报他对东方事务的看法。镜头一转，宋丽玲也对着上司汇报工作。
无疑，宋丽玲有多重身份。她是情报员，也是京剧中的男旦，她把戏从舞台上演到舞台下，令高仁尼愈陷愈深。
宋丽玲卑顺如奴隶，这让高仁尼享受其中。唯一让他不满的是，他们的两性生活中，总是掺杂着难以忍受的尴尬——每次肌肤之亲，宋丽玲都要穿着衣服。
在一次喝酒后，高仁尼大发脾气，要求丽玲脱掉衣服面对他。
丽玲柔声安慰高仁尼，同意了他的要求。高仁尼正要替她脱掉衣服，丽玲突然告诉他一个秘密：“我怀孕了”。
高仁尼的手停止了动作，他沉浸在为人父的喜悦里。丽玲要回老家养胎生子，几个月后，她怀抱一个混血面孔的男婴，出现在高仁尼面前。
高仁尼被感动得无以复加，他准备带丽玲母子回法国生活。但动乱年代到来，宋丽玲是被打倒的戏子，她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劳动改造。
为了让她们母子的处境好一点，高仁尼在丽玲的暗示下，利用自己的职务，提供给丽玲一些法国大使馆保密级别的东西。
高仁尼因能力平庸，被解除了工作合同，回到法国。和妻子离了婚，过着独居生活。一想到宋丽玲母子还在遥远的地方受苦，高仁尼就湿了眼眶。
一天，回到公寓的高仁尼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他。回头一看，宋丽玲突然出现在眼前，高仁尼上去抱着丽玲喜极而泣。
他们在法国开始以夫妻的身份同居。在宋丽玲的建议下，高仁尼找了一份邮差的工作。为了他们仍留在中国的儿子过的好一点，高仁尼一直配合着丽玲的工作。
那个年代，一个前外交官和一个东方女人的亲密关系，格外引人注目，高仁尼和宋丽玲双双被抓。
审判席上，高仁尼并不回悔自己的叛国行为，他自我感动于为爱牺牲的壮举中。
直到宋丽玲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法庭上。他风度翩翩，浑身上下散发着男性魅力。
高仁尼从审判过程中第一次得知，他心爱的妻子宋丽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至于“他们的儿子”，成了甩在高仁尼脸上的一个红手印。
高仁尼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这么多年，他一直把宋丽玲当成女人来爱的。
在囚车里，宋丽玲脱掉衣服，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无遮掩。高仁尼只看了一眼，便痛苦地倦缩在囚车一个角落，拉上了他们之间的那道链门。
电影的最后，高仁尼面敷白粉，妆扮成日本艺妓，给狱友们演了一出《蝴蝶夫人》，随后自杀；丽玲则登上飞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这场跨国畸恋，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收尾。高仁尼是那个时代西方人的一个代表，在和东方的较量中，他们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见多识广的、不可战胜的。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法国大使问高仁尼对美国越南战争的看法，高仁尼坚信越南会屈服，美国将得到胜利。事实证明他错了，对这件事的误叛，导致他被上司解雇。
高仁尼和丽玲交往，潜意识里把她“弱化”和“矮化”，他对宋丽玲的感情，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构建起来的那种优越感，在两性关系中的病态体现。
对于东方，高仁尼们只是“猎奇”和“征服”的心理，并无通透的了解。宋丽玲性别的反转，是对东西方关系的一次解构。柔弱卑顺的东方女子，才是那个主导他们之间关系的主人。
与其说“雌雄不辨”带来的尴尬和耻辱，让高仁尼痛苦得要死，不如说幻想破灭后带来的挫败感，让他走向死路。
正如《蝴蝶君》中，宋丽玲在法庭上的严厉控诉的那样：
“西方总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强大的武器，强大的工业，强大的资本；而东方是女性的——纤弱、精细和贫穷，充满了神秘的智慧和谜一样的女性特质。我是一个东方人，而身为一个东方人，（在西方人眼里）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男人。”
当宋丽玲被证实为一个男性，他的情商、智商都比高仁尼优越时，高仁尼一直秉持的西式优越感被撕碎，溃如蚁堤。
下篇：电影之外的故事
电影《蝴蝶君》有一丝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在电影之外，这是一个确实发生过的真实故事。高仁尼的原型是法国驻华大使馆职员布尔西科，宋丽玲的原型是中文教师时佩璞。
布尔西科
1964年圣诞节，布尔西科参加了大使馆举行的一个晚会。一个叫时佩璞的中国男人，清秀儒雅，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的一言一行、他时而翘起的兰花指，透着一种莫名的诱惑力。
布尔西科不知不觉中被他吸引了，他开始跟时佩璞学中文。一来二往，俩人交往加深，情感升温。
时佩璞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沉迷京剧，能写剧本，也能上台演出。一天，时佩璞给布尔西科唱了一段《梁祝》，并给他讲了这段戏背后的爱情故事。
布尔西科与时佩璞
布尔西科被感动得泪水涟涟。随后，时佩璞又透露给布尔西科一个秘密：“我其实不是男人，我是女儿身。我母亲生了俩个女儿，她极其盼望有男孩，于是从小把我当男孩子养，连名字也是男人名。”
布尔西科听到这里，简直用惊喜来形容了。他本来对时佩璞身上流露出来的阴柔之美痴迷不已，现在得知时佩璞是女人时，心中那抑制不住的欲望就跳了出来。
感情水到渠成，布尔西科和时佩璞恋爱了，这段关系断断续续18年。
这期间时代风云变幻，布尔西科经历了失业，在中法间几度往返，一直到1982年，已经回到法国的布尔西科给时佩璞申请到了法国签证，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法国。
在这18年里，时佩璞甚至为布尔西科“生下”儿子时度度。有了这个牵挂和纽带，布尔西科无论身处何方，从没放下过他们。
布尔西科和时度度
分开的那些年，为了离时佩璞和儿子近一点，布尔西科申请到天寒地冻的法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了几年，几乎每个月，他都要乘36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来北京看望“妻儿”。
至于他们在云雨过程中遭遇的那些尴尬性事，只要想到这是“东方”的特色，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了。
电影《蝴蝶君》中很好地诠释了西方白人男性的这种心态。有一次宋丽玲问高仁尼，为什么喜欢平胸的自己，高仁尼回答：因为你看起来像一个正在等侯上课的女学生一样年轻纯真。
古老的、保守的、异域情调的东方国度里，纯真的、害羞、自的牺牲的、神秘诱人的东方女子，即使她们长着突出的喉结，也无法撼动布尔西科们心中对东方预设的固象。
1986年5月，布尔西科被指控泄密国家机密，和时佩璞一起被法国法庭判了六年。在法国华人眼里，时佩璞是伟大的爱国者；在法国人眼里，他是能“自如地反转性别”的伟大艺术家。在各方助力下，时佩璞和布尔西科先后被法国总统特赦出狱。
在法庭上
时佩璞和布尔西科的离奇故事传遍西方世界，美国剧作家黄哲伦听说后，创作了戏剧《蝴蝶君》，此后被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搬上银幕。相比中文名，英文名《M.Butterfly》模糊了性别，更引人遐想：
字母M，既是Madame（夫人）的缩写，也是Monsieur（先生）的缩写。
这是对时佩璞作为一个优秀男旦演员的最高赞赏。他出狱后，和领养来的儿子时度度一起生活在法国，担任法中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会长，从事文化艺术交流工作，人气很旺。
但对布尔西科来说，这是一生难以走出的耻辱。他曾在纪录片中说：“回首往事，我一定是个世纪丑角。”
遥想当年，直到时佩璞的体检报告放在眼前，布尔西科才相信“妻子”的男人身份。“他们的”儿子时度度，布尔西科曾带他见自己的父母，给他改了法国名字。毫无疑问，被他“爱如珍宝”的时度度，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时佩璞和时度度
来自全法国的嘲笑和白眼，让布尔西科几近崩溃。在监狱里，起初他和时佩璞关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比酷刑还难熬的折磨。布尔西科几次寻死，被救下后才把他俩分开关押。
出狱后，他和时佩璞一别两宽，再不相见。晚年的他，身患多种疾病，住在养老院里。
2009年的一天，布尔西科接到时佩璞打来的电话，他对他说：“我依然爱你。”这个电话后不久，时佩璞在巴黎去世，终年70岁。
对于时佩璞的“临终示爱”，布尔西科说道：“爱情可以超越种族，甚至性别，但无法跨越欺骗和利用！”
布尔西科在法国有好几个同居恋人，有异性的、也有同性的；在乌兰巴托时，还和一个蒙古国一个贫穷的女学生同居。他不排斥“同性之爱”，也不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但对来自东方国家的爱人，他有一种“虚假的理想化形象”，她们必须是“柔弱的、卑顺的、被拯救的女性”，当时佩璞被证实男人身份时，布尔西科毅然割断了所谓的爱情。
放在时代背景下，电影内外的故事都令人深思。一个白人男子，与黄种人“女性”之间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终究是西方对东方一场盛大的虚妄幻想。
被视为“必然”的东方形象，也会反转；固守的西式优越感，终会被撕碎，化成一把用来自戕的玻璃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