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1979年4月，《诗刊》在《今天》上发表了舒婷的作品《致橡树》，就是我们如今最耳熟能详的：“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在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史上，也许再没有任何一首爱情诗比它更优秀。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创作于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作品《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从此舒婷这个名字开始被诗坛注意。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位中国朦胧诗代表诗人。

舒婷，当代女诗人，祖籍福建泉州，1952年生于福建石码镇，生长在厦门。初中未毕业即“插队落户”。1969年开始写作，其时诗已在知青中流传。回城后当过多种临时工：水泥工、挡车工、浆纱工、焊锡工。1979年开始在民间刊物《今天》发表诗作，同年在《诗刊》正式发表作品。1980年《福建文艺》编辑部对她的作品展开近一年的讨论，讨论涉及到新诗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1981年福建省文联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协理事；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两次获全国性诗歌奖。1982年出版诗集《双桅船》和《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6年出版《会唱歌的鸢尾花》等。

诗人舒婷：“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张昌华

她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20年过去，她自称自己是诗坛“外婆”级人物。她在最近一次与上海作家陈村的对话中说：每当参加文学聚会时，她笑眯眯地坐在年轻人中间，扮演“狼外婆”的角色。

●“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中国有个传统，夫妻俩中某一方出了名之后，介绍他(她)的配偶时，常称其为“某先生的太太”或“某太太的先生”。谈到诗人舒婷和她的丈夫，我索性唱个反调，要说舒婷者，陈仲义的太太也，或更直接一点，陈仲义的太太是舒婷。

陈仲义人高马大，长相一般，穿着随意，朴实得不能再朴素，木讷得近乎迂腐，属于内秀型。他在一所大学执教，是省内颇有名气的诗评家。本来出席省、全国性的一些诗歌讨论会都要有他，自与舒婷结婚之后，全让舒婷给硬挤掉了。

他们同居鼓浪屿一条街上，推窗可望，临街可呼，同在文学圈。

初闯江湖那会儿，鹭岛文学圈内朋友聚首，众人宏言阔论，惟陈仲义十有八九沉默寡言，藏锋不露。舒婷暗中观察，若论对手，非他莫属了。每每过海进城以作家、评论家身份出席会议，他们往往“君立船首，我临船尾，同享一江水”。

虽相互心仪，但谁也不愿先表心迹。历七八年之久，月老看不过去，终用红丝线将这对大男大女拴到一起。

1981年的一天，舒婷远游三峡归来，还没及抖落一路风尘，陈仲义已树桩般伫立在她面前，“四目相对”，心有灵犀何须点，舒婷说了句“好罢”，一点也不朦胧，这对分别为32岁与29岁(舒婷自说28岁)的金童玉女，携手步上了爱情的双桅船。

结婚的那一天，陈仲义5时即起，逆寒风步行3分钟去接新娘子。

舒婷的见面礼是拧一把热毛巾去烫熨新郎脑后那撮一年365天都“立正”的耸发。老丈人端来一碗4只荷包汤蛋递给毛脚女婿，陈仲义照规矩吞掉两只，将残余部分留给新娘。舒婷连蛋带汤一口气扫光，扬扬空碗，幽她老爸一默：“今天我还是你龚家女儿，不能浪费。”

龚老先生为享嫁女之乐，备4辆小板(鹭岛无机动车)运嫁妆，衣物、书稿、桂圆蜜枣、针头线脑三车，压阵的是老人精心培育多年的20盆名品玫瑰花，不乏诗意。

车队在一眼见底的小街上游行了5分钟即宣告完毕，大男大女进洞房。婚后多时两口子逛街，被舒婷当年的二位小姐妹撞见了，悄悄地把她拽到一边审问：你处朋友啦？乐得舒婷弯腰如大虾。

数年后数婷忆起一生大事竟如此草草，总有点遗憾，便数落陈仲义：“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陈仲义诙谐地反击：“那等你将来私奔，我再大吹大擂一番，如何？”

●从灰姑娘到灰大妈

据传陈仲义拜倒在舒婷石榴裙下正式求婚时，舒婷不忘拿捏他一把，约法三章：一不做家务；二小两口单独过；三交友自由。陈仲义没说半个“不”字。大概是不敢。

可是一夜间，龚舒婷变成了陈龚氏后，“三章”一章也不章，纯属纸上谈兵。“不做家务”，舒婷当初梦想做闲云野鹤，一心写诗，孰料婚后她这个“作家”成了“坐家”，旋又升级为“做家”。一周7天要分割给年迈的公婆、多病的老爸、不善家务的丈夫和调皮的儿子。属于自己的时间大概只有七分之一。打儿子上学后，她就开始每天6时起床，为“小皇帝”张罗早餐，整理书包；趁洗衣机在转，扫地抹桌子，心里还要想早上去菜场买什么，中午煲什么汤，晚上烧什么菜。平时，朋友、读者来访，也不得不“看钟说话”(怕误了做饭)。本来与文友通信可洋洋千言，现在不得不改为电话联系。令她难堪的是常有电话来得不是时候(正在炒菜)，她不得不放下锅勺，关掉煤气，拿起话筒不问张三李四，劈头就说：“对不起，什么事快说，锅里正冒烟呢。”忙得像个陀螺，滴溜溜直转。

当年的签约“不做”早已改革为“全包”了。所谓的“小两口单独过”更是戏言。具有浓厚传统美德的她怎么忍心让年迈的公婆享受不到天伦之乐？至于“交友自由”，更成天方夜谭，连咳嗽一声都在一家老少的眼皮底下，更别说还有一只“拖尾巴狗”24小时跟踪(儿子属狗)，自由安在？

结婚时惟一一件新家具大书桌在“用不习惯”转让给丈夫之后，自己只好伏在一张锁头已坏、抽屉关不拢、四脚摇晃的写字台上“守桌待诗”。今日复明日，她不知不觉中把“诗人”一词遗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了。偶尔想起想划根火柴找一下什么，舒婷幽默地说，天啦，这才知道5分钱一盒的火柴已涨到一角钱一盒了。

●面对陈仲义的滋扰她也只能认了

他俩的写字台紧紧相邻，丈夫时不时地将讲义、书稿等什物乱堆乱放，攻城掠地般地占据到她的案头。一见此况舒婷毫不客气地将之驱逐出境。舒婷爱集图案漂亮的邮票，将其藏在小盒内，先生要寄信，只图方便顺手牵羊，有时连偷带抢。恼得舒婷向丈夫开火：“看来你这辈子是吃定我了。”话中有怨，更多的却是自豪。“我们从没吵过架，因为我们互相很了解，再加上我们都热爱文学。我们把文学当作一种信念，因此他非常支持我写作。”

月落日出，舒婷就这样由灰姑娘变为灰大嫂，由灰大嫂晋升为灰大妈了。舒婷说：“我尽量做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媳妇，好母亲，只好不惜亏待自己。”

●“婚姻是一张彩票”，舒婷中彩了

当年他们之所以相持了七八年，鱼不动，虾不跳，陈仲义是怕高攀不上舒婷；舒婷是因为她的诗和人当时都处在时代的漩涡和风头，怕累及陈仲义。有诗为证：“我站得笔直/……/理想使痛苦光辉/这是我嘱托橄榄树/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一句话：都是怕伤了心爱的人。

舒婷怀孕期间反应强烈，呕吐不止。据说看惊险小说能改善病况，陈仲义每日跑图书馆借书，一连十多天。

舒婷因插队时劳累过度，患严重腰椎疾病，藤椅破了，坐着不舒服，陈仲义先用铁丝加固，舒婷的感觉仍然不好。想买张新的，陈仲义把岛上大小商店转了个遍也没买到。这时适逢一位日本朋友造访，无意之中获悉此事，表示要送舒婷一对皮椅子，舒婷当即谢绝。晚上陈仲义回家听说了，为长国人志气，次日过海到厦门转修敢一天，终于扛了两只高背皮椅回来，还不忘向太太报喜：“每只杀价二元五！”

舒婷纤弱，又戴深度的近视眼镜。家事中她自诩：“主内”，有时“主”得叫人难以恭维：7个数字的电话号码，她常常要按错3个。一个电话，不重打两三次是打不出去的。她对数字概念也很模糊，一万和一千万对她是一个意义。有时陈仲义取笑她缺乏信仰，舒婷反驳：“从前文学是我的信仰，现在你和你儿子成了我的宗教，我还信什么？”

舒婷写诗已届20年，总共不过一百三十余首，这表明她的创作严谨不以量取胜之外，家务的重轭也使她不能潜心执笔。陈仲义“主外”，主外的事儿多辛劳，而且，陈仲义还要过海到学校上课，做学问全在晚上。

至于出版社、报刊的约稿、笔会、出书等事，陈仲义一揽子全包。人们笑话说他是太太的生活秘书。出版社出版《舒婷文集》，全由陈仲义选编、复印、剪贴、审订及至校对。舒婷乐当甩手掌柜。舒婷说：“陈仲义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丈夫。”

一位先哲说：“婚姻是一张彩票，男人下的注是自由，女人下的注是幸福。”

舒婷是中彩了。他们的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闲时同儿子踢球、跳皮筋、玩“老鹰抓小鸡”。周日，一家三口或购物或郊游或访友或看电影，隔三差五上饭馆领略一下时菜的美味，饱饱口福，一享天伦之乐。

陈仲义对她的体贴之殷，舒婷不愿多说，她早将那相濡以沫的爱的感受化为诗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陈仲义对酒、烟、茶一概不沾，除了书之外，舒婷每月只需付给小发廊3元大洋洗理费，即可打发陈仲义。

家，是个温馨的港湾。爱的小舟泊于此港，舒婷方能面对星月头枕波涛，入梦入诗。

舒婷说“丈夫属鼠，儿子属狗，十二生肖无猫。我伴一大鼠一小狗过日子，望陇得蜀，勉强足矣。”

“足矣”是实，“勉强”不过是诗人藏富不露，自廉罢了。

一个人在途中

舒婷

我最早获得的工作是在一家民办的小铸石厂做合同工。二十年前，铸石工艺尚属试产阶段。把辉绿岩加各种配方经高炉熔炼，浇铸成模，经结晶窑、退火窑依次冷却，是耐酸耐碱耐高温的建筑材料。我在这家风雨飘摇的小厂不足一年，留下千疮百孔的记忆。像鞭挞一样，伤疤脱落无痕，疼痛深植骨髓。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亦终生受益匪浅。
　　若非特别事件的触动，我仍不大有勇气回顾那些日子，从未和朋友谈起。我的许多朋友尝过流放，尝过铁窗，尝过饥饿与爱情（爱情在那个年代何尝不是一重炼狱），尝过天底下各式稀奇古怪的苦难，我的体验对他们如同儿戏。
　　其实，人的心理机能和生理构造各不相同。伤害本身无所谓大小，要看它击在什么部位。我有位姨辈头戴纸帽、胸挂破鞋，站在最热闹的渡口向革命群众认罪。她丈夫每天送两个孩子上学经过，都要当众侮辱他儿子的母亲：“看，这是那破鞋！”那女人回到家里，洗把脸，系一条大红长裙，对镜翩然起舞，不但活了下来，后来又有了幸福的家庭。另一位风华绝代的女歌唱家却为第一张大字报，当天晚上从四楼掩脸坠下。事隔二十余年重提此劫，她的同辈人仍要黯然神伤。
　　那些个看起来好似鸡毛蒜皮，落在身上，可能就是锋利的弹片、喂毒的暗器，而且没有解药。这个人内心的黑暗地狱，在他人那里不过是个几毛钱的魔方，只让指头忙个不停。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和一批社会青年成了工友。他们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等，全是逃过上山下乡却又使出全身解数通过各种渠道历经残酷斗争才挤到这份工作的，唯有我是照顾回城的知青。报到那天，我的苍白、消瘦和高度近视眼镜在一群精力充沛的青工中间有如一条绿色蜥蜴那样触目。外婆家教所严格养成的洁癖，以及我总随身带着书本都将逐渐出卖我，我毫不知情。像所有女孩子一样，第一眼我先寻找熟人，很失望，都是陌生面孔。第二眼也同样失望，这家瓦砾遍地的工场不能给我一张干净的椅子，幸亏我事先带了半张报纸，摊在断石上垫坐，然后我掏出了书。
　　第一印象给人的傲慢与孤僻，立刻像油和水一样把我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人们远远地用猜忌、讥嘲的目光螫我。我在书本所构筑的地堡里自觉很安全，早已忘掉一切。
　　这时候我的不合群尚被看做渊博，高深莫测，至少认为我聪明，马上分配在心脏部位的炉台。炉台的姑娘一直是全厂的宝贝。瞧她们脚踩咯吱咯吱响的长靴，皮手套拉到胳臂上，墨镜推在帽檐。一个个脸蛋被炙得娇艳欲滴，眼睛乌黑灵活，我不止一次为之目眩神摇。不料我的千度近视令我不是将模板打翻，就是让宝贵的石浆四溢横流，第三天我就被撤到第二道工序。
　　结晶窑仍是关键的工序。我像抓举运动员那样，先要蹲下，才能双手抓起二米多长的沉重铁钎，用腰拱、用膝盖顶着，才能抖抖地把百来斤重的铸模推进窑里。男工们只用铁钎轻轻一钩，把窑门打开，隔三米远就能根据铸件颜色的深浅掌握火候。我的气力不够指挥超过我体重的铁钎，眼睛又不争气。每次都要跑到窑门用手近距离打开窑门，“嘶”地皮手套立刻洞穿，火焰呼地蹿出，燎焦了我的发鬓。几天下来，我的左腮红肿，殃及左耳，高烧发炎。尚未痊愈的我撑着去上班，尽心尽力想保住这份工作。当我满地寻找铁钎，而铁钎实际就在我的脚边时，班长懶洋洋走来，挥手叫我去退火窑。
　　高炉燃焦炭，结晶窑耗煤，退火窑烧的是木柴。我这块湿木头，被甩到这里，仍不经烧。我们这帮被上几道工序淘汰出来的乌合之众，用铁锹将脱模后依然通红的铸件飞跑着送进退火窑。窑前站一高个子女孩子，操一把长柄铁锨把各种奇形怪状的铸铁叠髙码齐，其灵巧程度远胜于今天人们所玩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这位姑娘自然流露的专注、热情和优美，她那汗水与火光辉映的脸颊、屈伸柔韧的腰肢、匀称修长的腿，令我再次体会到人在胜任愉快的劳动时所焕发出的异采。或许感觉到我欣赏尊敬的目光，她会抽暇向我努一努嘴，示意车间特为她准备的大碗茶。这是唯一对我表示和善的姑娘，但是她太紧张太投入，性格又腼腆，我们始终没能交上朋友。

1986年的冬天，北岛、顾城、舒婷来到成都，参加《星星诗刊》举办的星星诗歌节。

　这类姑娘无论工作技术还是心地品质，都是工厂的精华，工人们无一不对她们刮目另看。我开始为自己在体力劳动中表现的荏弱、笨拙感到羞愧与忧虑。我一直竭尽全力，不仅未能勉强跟上，而且逐渐在无情的劳动中受到歧视和排挤。不由得，我一再怀念我还留在山区的知青伙伴，那是一个多么温暖友爱的集体！每次从大田挑谷回村，总有先到的男知青扔下担子又返身来半路接应我。有伙伴生病，我也曾半夜只身翻五里坟山去供销社买红糖熬姜茶。每每正当我胡思乱想，就有人大声呵斥：“瞧你又报错了型号，眼睛不知怎么长的！”流水工作又劳累又枯燥，有好多双眼睛就等着我出纰漏好乘机鬼哭狼嚎取乐一番。
　　大夜班，夏天叫我第一个去打夜餐，往往因为太烫不及吃就去操铁锹飞跑，夜餐搁在长凳上不是被人打翻就是落了一层灰。冬天我总是最后一个，只剩下些清溜溜的冷汤。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冷言冷语自不待说，工作上有什么差错，只要能推的都在我身上。我的书被随便拿去垫屁股，垫牙缸，甚至撕两页如厕。新发的纱手套转眼被偷走，受一顿批评好容易再领到一副旧手套，不用时它好好在椅背上，等要用时它不翼而飞，我只好裸手去抄铁锹，掌沿一圈血泡。工段长见了皱皱眉头，脱下一只扔给我，那略带怜悯又不胜其烦的目光令我的心疼得缩成一团。
　　三班倒使时间错乱，我的失眠症变本加厉。书籍原是我的宗教、我的伴侣、我的救生圈，但是，它也不能拯救我于这场精神危机中，我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每天上班之前，父亲都用担忧的目光送我。虽然他不知道我在工厂的处境，但我的逐渐憔悴愈见沉默至少说明了工作的劳累。但他不敢劝我放弃，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在山区。我那些年长的朋友有些照顾回城，也许工作比我艰苦，但他们是男孩子，一再劝我：别做那份工，我们大家挪一点给你，你去专心写作。

舒婷

　　那时我写诗，写一艘搁浅的小船。我能感到我正在腐烂下去，而在可望不可即的地方，海，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宽广，却也比任何时候都邈远。
　　我终于离开车间，到风吹日晒的堆场，被收容在老弱病残的包装组。
　　这时，对人们的哂笑和轻蔑我已麻木，却渐渐喜欢上堆场。我用稻草打包的出厂成品既美观又大方，我堆叠的铸件，人站上去蹦跳不会崩塌。我的眼睛虽不知怎么长的，作为补偿，我的耳朵异军突起，只要轻轻一敲铸件，就能检验出隙缝与砂眼，工作慢慢顺手，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手上不忙的时候，我试着拣些情节性强的故事讲给工友听，听得两位将退休的老工人长吁短叹，另外两位有病的青工泪花涟涟。
　　闲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催促我：“四只眼的，啃你的纸皮去吧！”
　　转机悄悄到来，我身上的茧太厚，没有觉察到它温热的呼吸。临近春节，工厂检修停产，三十多位青年工人挤在阳光下打闹。我习惯性地远离他们，独自坐在铁锭上看书。
　　突然周围变得十分安静，有道长长的影子遮住了我的书本。我抬头，看见一位女孩斜着眼，撅着嘴，穿一件时髦的金黄色灯芯绒外套，站在我眼前。我认得她，她是那帮淘气包里的混世魔王，恶作剧层出不穷，身旁有一帮人前呼后拥。她未开口，脸上已不怀好意地笑着，身后伺机而动的同伴们眉目翕动，准备大声起哄。呼吸之间她改变了主意，问我：“什么书？”“《妇女乐园》。”“借我吗？”“等我看完。”她挤了挤我，坐在我旁边，乱翻书，还我，起身回她那惊愕不解的臣民中去。奇怪，她那般神气地用手扶着臀部，一摇一摆的背影竟然表情丰富地向我传递出她内心极大的满足与欢乐，片刻里我觉得我对她洞察无遗，同时又茫无所知。
　　从此这位姑娘一有机会就遁离炉台宝座，屈尊来堆场帮我打包。
　　她缠着向我借书，我怀疑她根本没耐性看完。每天午餐她一定要拉我到堆场阁边的海滩上，诉说她自己。她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期学员，在她出生之前就被逮捕送到新疆劳改。她陪长年念佛的外婆和守活寡变得非常孤僻和神经质的母亲过日子，“连家养的一只老猫也是母的。”她极聪明，学啥像啥，写一手好字画两笔像模像样的水彩，无师自通地学会缝纫，不由分说把我的八寸宽工裤全改成紧绷绷的仔装（其时人们还不知牛仔服）。但她自觉出身极黑，没有前途。家庭气氛又沉闷，便自暴自弃，很快就以她的机警完全汇入社会的泥石流。
　　开始她被我的眼镜和书本所刺痛。接着又被我的旁若无人谨守自尊的神态所激怒。因此她一直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唆使出无数鼓点来击我这面实心鼓，非但没有击穿，连响一声都听不到，我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存在。“我服你了！”她叉着腰，烫鬈的小黄毛被海风撩得满脸都是。
　　我心中酸苦，以为我若不是失声长嚎就是扭住她当胸一拳，谁知我只是拍拍她的肩膀，走开。

　　不久，我被借去厂部描图，当推销员，每逢政治运动来，我就借到宣传组写墙报稿，刷大标语，渐渐有了点知名度，那年的最后几天我获得了宝贵的转正机会，已填了表，公司宣传科长亲自到我家要把我调离工厂当宣传干事，我经过几夜无眠的思想斗争，递了辞职书。
　　后来我又换了很多工作：水泥预制品厂、漂染厂、织布厂、灯泡厂。我一心一意当个好工人，凡有借我去宣传部门临时帮忙我都不干，甚至广播员这样一个肥缺我也断然拒绝。因为现在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人群里，第一天我就能找到朋友，很快地我就赢得一个融洽的小集体。
　　我学会了用技巧代替体力，例如在预制品工场上，我推不动料车，但我埋头苦练，几天就完全掌握了扎钢筋的技术，碰到缺强壮的男工扶震动器，我也不怕揽这条电鳗在怀里六个钟头。次日我去门诊部疗伤，浑身筋骨俱损，却得到了同伴们的尊敬和谅解。
　　慢慢地，我亲身体会到劳动带来的身心的舒展与韵律，体会到休息时清风的甜美与星空的辽阔。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温暖去接近人，而不是筑高墙去提防人。
　　通往人心的道路总可以找到，我谨记在心。看书不只为了寻求安全岛，把它摊开来，与我的伙伴共享它的悲欢离合。
　　对比在这之前备受呵护的温室以及后来较为宽松的环境，如果要给这段铸石生涯加一小标题，有个现成的正可以借用，那就是：一个人在途中。

风雨不惊——舒婷

王曦梁

提到舒婷，我对她更多的是佩服与崇敬！面对打击和变故，有些人会因此一蹶不振，从此怨天尤人，荒度一生。也有一些人，在不幸中学会承受伤痛的能力，培养出积极的态度，笑对人生的个性。舒婷就属于后者。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出生在福建石码镇一个和美的家庭。上幼儿园时，她妈妈嫌龚佩瑜这个名字不谐音，于是改为龚舒婷。小时候的舒婷生活很幸福，有父母的宠爱，安稳不知世事。孰料变故犹如骤雨般袭来。五岁那年，舒婷的父亲因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山区，无法在原单位生存下去的母亲，只好带着舒婷三兄妹回到老家厦门，三兄妹被分别寄养在祖母和外婆家，舒婷跟随着母亲在外婆家长大。

幸好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时，舒婷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十二岁那年，舒婷就读于厦门一中，然而只读了一年，她的正规教育就全部结束了。政治风暴来袭，“文革”向舒婷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刚开始时，她跟着参加了一次批斗会，场面着实让她惊恐万分。舒婷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可怕，所有的人都变得狂热而偏执，这种畏惧使她本能的回避这场所谓的革命。失意而幼小的舒婷又回到雨果、托尔斯泰等作家所创作的书中世界。当现实如此失序时，也唯有书中的世界能够给予人宁洁的，永恒的安慰。

1969年，十七岁的舒婷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被插队到闽西山区，这是她生活的一次重要转折。

在一片激扬的口号声和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中，舒婷告别了故乡，那时她有一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心情。

乡间沉重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给初经世事的舒婷很大震动。她萌发出一个想法，一定要写出一部作品，为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舒婷开始边劳动边练习写作，记了大量的日记和随笔，并不断地和朋友通信，尽可能找各种书来读，尽管这时候图书馆早已经关闭，但神通广大的知青们总能想尽办法找到各种“禁书”。

三年后，舒婷以自己姨妈的继女身份被照顾回城。或许是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离开山区前，她把几本厚厚的日记全烧了。

回到厦门的舒婷在家待业整整三年，这时的故乡对舒婷来说变得特别冷清和陌生，这期间她也做过很多临时工，泥水工、统计员、讲解员等等。也是从这时开始，舒婷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的感受，无疑加深了她日后作品的分量。

1979年4月，《诗刊》在《今天》上发表了舒婷的作品《致橡树》，就是我们如今最耳熟能详的：“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在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史上，也许再没有任何一首爱情诗比它更优秀。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创作于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作品《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从此舒婷这个名字开始被诗坛注意。

后来的舒婷越来越专注在散文的创作，并发行散文集《秋天的情绪》《预约私奔》《今夜你有好心情》等等。

舒婷早期的诗歌揭示了那一代人从迷惘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仿佛她个人的失落也映证着那一代人的失落。但她的诗歌衰而不伤，字里行间透露着宽恕和优雅，这些充满着光明和真善美的文字，仿佛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每一颗受伤的心灵，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