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做这么令人愉快的梦了。在梦里，小波大踏步走在街边的树梢上，轻风拂面，鸟儿啁啾。想不起来是谁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感到彷徨无助，不妨去梦里找找命运的启示。
他们有约在先，如果她外出，就把钥匙塞在门口地垫下。她锁好门，掂了掂钥匙，犹豫着改变了主意。房子是他婚前付的首付，当然归他，他答应她再借住三个月，今天到期，但她还没准备好搬家。为了结这个婚，她辞掉工作，离开家乡，现在，工作没有了，婚姻也不在了，他却说，还好没孩子。她又愤怒又伤心，但找工作的紧迫感冲淡了一切。
今天出门不为面试，只是想去找找梦里御风而行的感觉。风中有股醇厚的香味，毕竟快要入秋了。她在树下站了一会，转身往地铁站方向走。有树的地方，地下必定是根的世界，据说有些树根比树干还要长。在树根间穿行，算不算另一种御风而行呢？她知道这想法有点疯狂，但总比坐在家里等他来收回房子然后吵一架要好。
上了地铁，她在脑子里展开地图，意外地发现这条线跟梦中的行道树方向竟然正好是重合的。
一路出神，待反应过来时，已到终点站火车站，这时她已处于彻底放空状态，浑浑噩噩被人流卷进了本埠出发层，除了买张票出发，似乎已没什么更好的出路。她在手机上点了那趟通往北京的G字头火车，半小时后出发。这个季节，北京的树叶应该正在变红吧。什么都不要想了，先去看看那些只在视频里见过的红叶再说。
火车开动前一分钟，邻座才风风火火地冲过来，老远就闻到了香水味，她故意不朝那人看，一想到要在这种味道中浸泡五个小时，就很有压力，这人真不知道喷这么多香水对别人是一种骚扰吗？她缩紧身体，往窗边靠。窗外月台上，另一列车刚刚进站，旅客被源源不断地吐出，她喜欢看远处的人，那些无人注意时的表情和动作，比近在身边的人可爱得多。
邻座窸窸窣窣的响声终于结束，小波在余光里瞥见一只灰色笔记本电脑已经搁在了伸缩小台板上，真是个大忙人哪，但愿她不会在电话里高声大嗓谈生意。她遇到过很多分秒必争的人，健步如飞，旁若无人，一边敲键盘一边接电话。小波又往窗户那边靠了靠，现在她几乎是半个屁股对着那个人了，尽管如此，还是逃不脱香水的追击，简直就是用气味宣示主权的动物。电脑开启了，键盘声如间歇性暴雨。和这人相比，小波的行程就像个过时的老人，没电脑，没书，只有手机和钥匙，装在一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包里。她怀疑整列火车上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没有行李，没有目的，兴之所至爬上火车，似乎只是为了坐在窗边托腮沉思。失业快三年了，想法很多，此消彼长，反反复复，她急切地希望有一个想法能脱颖而出，听说人在运动着的物体上思维更活跃，她期待这个了不起的想法能在每小时三百公里的火车上横空出世。
餐车推过来了，邻座在买水，那声音让她浑身一震，她偷偷扫了一眼，天哪！果然是她！真的是她！她还是老样子，女干部式短卷发，鼻孔很大的高鼻子，颜色发紫的厚嘴唇，黑色毛衣外面挂着一根金链子，再搭一条鲜艳的小丝巾，电脑上似乎是工作界面，反正不是在看电影。有三年没见了吧？她下岗多久，就有多久没见到她。她就是在她手里下岗的。冤家路窄啊。
小波第一个反应是侧过脸去，假装没认出她来。保持这个姿势不到一分钟，小波决定还是算了，整个行程有五个多小时，她不想太为难自己。
调整一番面部表情后，小波很有节制地释放出一连串惊讶：梅——总！真的是你吗？这么巧！
梅总也很吃惊，眉毛都快飞到发际线那里去了。咦？短短几秒过后，眉毛落了下来，视线重新回到她的电脑上去：没想到是你！
你还是这么忙啊？三年前，她鞍前马后跟着跑的时候，总是称她您，现在她决定改口，直呼你。
是啊，忙死了！梅总似乎并没觉察到她已偷偷改口。
想起来了，火车开动前，她挟着一股小风冲过来的声音，明明就跟以前冲进办公室一模一样，结实的鞋跟越来越重地敲击地面，还在门外就开始解围巾，脱大衣，边走边吩咐她干这干那，一副忙得头顶冒烟的架势。可在小波看来，她根本就不用忙成那个样子的，都是她把事情做得太早了，专家还没来，她就电话指示小波订会议室、订房间、订餐馆、订标语、协调参会人员，等小波把一切都按她的吩咐做好了，贵宾都要到了，才发现与预期不符，来的人不是三个而是四个，不是三男一女而是两男两女，所有的预订都要立即改正，包括标语、站牌也要马上重新来过，因为活动主题已有微调。小波在心里抱怨：既然现在改都来得及，又何必那么早就准备呢？当然，这话她并不敢说出口，梅总一出现，就像十米浪头的大洪水，什么陈述，什么分辩，想都别想，一切的一切，瞬间化为齑粉。真是奇怪，一个女人，身上不知哪来的那股说一不二的煞气，起初小波以为自己是新来者，又地位低下，对她充满天然的畏惧，后来发现，平行部门的人也都有点忌惮她，才意识她的威风凛凛近乎与生俱来，守在这个小部门真是委屈她了。
第一次听到梅总的声音，完全没想到她会是这种人。小波是以引进人才配偶的身份进入这所高校的，虽然进来的理由让她有点不爽，但毕竟是高校，是大城市，比她那个小城的小职位更有吸引力，一咬牙，就决定了。整件事情是人力资源部在与她沟通，办妥一切人事手续，人力资源部一个温柔的女士带她去报到时，才知道她的部门负责人梅总正在出差。女士给了她梅总的电话，让她自己联系报到时间，同时委婉地提醒她，一般来说，梅总出完差，会挑红眼航班回家，到家通常都挺晚，所以最好不要太早给她打电话。看来这个梅总很敬业，也很受人尊重。
小波依照人事部的指点，在第二天下午拨打了梅总的电话，无人接，只响了三声，她就挂了，也许出差还没结束，也许正在开会。过了两天，猜她应该回来了，又在下午拨打了第二次，还是无人接，也许是出长差呢，赶紧挂掉。两次都无人接听，她有点不敢再打了，再打就成骚扰了。一个星期很快过去，还没有正式报到的小波忐忑不安，胆战心惊又打了第三次，这一次有人接了，一个柔和圆润的女声。她眼前立刻幻化出一个妆容精致、衣着典雅的女士，珍珠项链衬着白皙的脖颈，精心修剪的眉毛，淡雅润泽的唇膏。她相信这声音一个来自于这样一位女士。
不好意思我出差了，刚刚回来，等我稍微休息一下，到了办公室再打给你好吗？
这一休息又是八九天，小波心里再怎么急，也不敢打电话了，人家说得很清楚，你不要再打我电话了。终于等来梅总的电话时，已是十多天以后的下午四点多，小波又度过了焦虑的一天，正打开冰箱，开始为晚饭做准备。梅总明亮而柔媚的嗓音仿佛为房间里带来一束玫瑰色的光线。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过来我们谈谈吗？小波立刻解下围裙，拢拢头发，抓起粉饼在脸上拍了两下，就冲了出去，本来想换身衣服的，一看时间，来不及了，马上就要下班，估计梅总是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好不容易才有了点空档，可不敢耽误。
没有听上去的那么年轻，也没那么雅致，烫过的短发未经造型，有点老气，短袖西装套裙虽然笔挺，但宽松得像大了一号的工作服。她知道电话里那个动听的声音是怎么来的了，梅总是笑着说话的，只要她开口，脸上就挂着笑，那个笑似乎与她内心无关，仅仅只是嘴唇的动作，嘴唇裂开，带动笑肌，笑肌压迫咽喉，改变声道，使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在蜂蜜里浸泡过一样，甜甜的、黏黏的。
总的说来，小波的工作就是内务，接待、财务、文秘、跑腿，以及各种临时性工作。她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何况梅总说过，忙的时候可以找几个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帮忙。交代完工作，梅总突然换了个频道。你不只一百斤吧？小波脸上一热，当初人力资源部给她寄过一张表，除了基本信息，还有身高体重，在填写体重时，她稍微耍了点心机，将55写成了50，觉得这样好看一点，十斤而已，谁能一眼看出一个女人是一百斤还是一百一十斤呢？实在不行，她可以说自己是不小心临时长胖了一点，不能算不诚实。
要注意哦，我不喜欢太胖的人。
小波浑身一震，差点夺回自己的信息表，大不了不要这份工作，大不了回到原来的地方去，那里从来没人嫌她胖，从来没人敢这样当面侮辱她，一百一十斤而已，一名内务，又不是模特。当然，回去已不可能，她已经正式调过来了，真要回去，原来的单位还不一定能重新接受她呢。
回家的路，小波走得很慢，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跟梅总的相处不会那么顺利。有些人就是这样，明明只是一阵风，当你仰着脸去迎接她时，却发现风里挟带着砂石。
梅总在旁边飞沙走石一般敲起了键盘，小波咬着嘴唇给自己打气，这回一定要抓住机会跟梅总“好好聊几句”，她不是个口齿伶俐的人，每每遭遇冲突，无一例外都是含恨下场，事后才想起该这么说，该那么说，为什么不说那件事，为什么不说这件事。这两三年来，她没少在心里为“好好聊几句”做准备，可惜她跟梅总几乎没有碰面的可能，没想到机会就这样不期而遇。但是，该从哪里说起呢？
你去北京干什么呢？梅总在键盘声的间隙向她发来询问。
不干什么。梅总问得漫不经心，她也答得敷衍了事，她相信她的不敬已经通过刚才的回答传达过去了。还没想好如何开聊之前，她必须从现在开始慢慢造势。
有小孩了吗？
当她说没有时，她听到梅总停下了敲键盘的手。不打算要了？丁克族到后来也有很多烦恼的。
怒火就在这时腾的一下升起来了，如果不是梅总打乱了她的计划，她现在很可能已经是个新手妈妈，她本来的计划是结婚第二年就怀宝宝，但她后来敏锐地预感到，在梅总认可她之前，宝宝计划风险太大。事实证明，她的预感是对的。但无论如何，孩子不宜作为此刻释放怒气的切口，她跳开话题，望着梅总不大礼貌地说：第一次看到你穿裤子呢，你以前总是穿裙子，大冬天也不例外，他们都说你是在模仿英国女王。其实没有他们，只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即兴的、有点刻薄的、带点挖苦的想法，希望梅总全数收悉。
因为我退休了。退了有半年了。
小波调整一下坐姿，现在她面向梅总了。应该马上被原地返聘了吧？你们这些人，好像都是这么个套路。
干吗要接受返聘？自由自在多好。
小波朝她的电脑扫了一眼。那你还这么忙？
退不退休，我都不会停止做事的。说说吧，为什么不想要小孩？她执拗的语气让小波想到以前她催问工作进度的样子。
复制我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倒是你们这样的人应该多生。她鼓起勇气扔出了第一发炮弹。
梅总似乎根本不打算接招：怎么会是复制？肯定比你强，这是进化论决定的。
她大概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像她的儿子一样，高中毕业后进入妈妈所在的大学，本硕博连读呢。话说回来，小波一点都不喜欢那个男孩，因为不喜欢，她甚至怀疑他的高考分数并没有达到录取线，是沾了本校职工子女的光才进来的。她至今记得那个冬天，天下着雪，工会分了些水果，每人满满两大纸箱，梅总照例不在家，在家她也不会自己往家里搬，那是小波的事，端午节、中秋节分东西也是如此。那时还没有这么多跑腿送外卖的，小波只好弄来一辆自行车，将水果箱驮到梅总家楼下，她知道梅总的儿子在家，就把东西放在楼梯口，上去敲门。梅总的儿子一米八几的个头，穿一身格纹全棉家居服，脚踏一双毛绒绒卡通拖鞋，直挺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她只好像个女搬运工一样，费力抱起纸箱，一步一顿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门口，她以为小伙子会上来搭把手，帮她抬到屋里去，结果他只是把身子一侧，垂着眼皮对一米六的她说：右边，厨房里。她按他的指示放好，突然心有不甘，问了他一句：你十几了？他说：二十一。她长长地哦了一声，喘着气下楼，又搬起了第二趟。混蛋！她在心里骂：都二十几了，成年男子了，我好歹也是个女人，你站出来搭把手会死？鉴于这个印象，就算梅总提到了孩子，她也坚决不提那个家伙。
但梅总自己提了起来。
每一代人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我父亲是南下干部，七十多岁还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呢，五十五岁就退休了。再看我儿子，博士只读了一年，就出去工作了，表面看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不这么认为，比如我儿子，既然他发现了比读博士更有兴趣的事情，那就不读了呗。
为什么？硕士跟博士还是不一样的，要是我，就会让他把博士读完。她知道梅总听了会不高兴，但她根本就不想让她高兴。
看不出梅总高兴与否，她继续问小波：听说他们安排你去校报了？不错嘛。
校报那点工作是临时性的，有事情才叫我过去。我还得感谢你呢，感谢你给我贴了那个标签，有了那个标签，谁会用我啊？她突然知道怎么开聊了：“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后来才知道你找的是这个理由，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问你，我到底是哪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呢？再说了，我只是一个小办事员、小跑腿，我有权解决问题吗？还不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因为你的指挥失当，才导致我没把问题解决好呢？
她看到梅总惊讶的脸，格外快意，今天就算激怒这个女人也不怕，周围这么多人，实在不行还有乘警，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所以你今天想跟我算账是吧？
谈不上算账，有些话我真的是不吐不快。那段时间我状态特别不好，天天做恶梦，有一天我梦见我带了一把匕首，闯到你家里去了，你穿着睡衣给我开门，我一出手，就扎进了你的脖子。醒来以后我吓坏了。
梅总嘎地大笑一声，片刻，又笑了一声：把你退回人力资源部又不是什么坏事，他们会重新给你分配工作的，说不定你到了别的部门，反而干得更好呢。还匕首！也不看看你的样子，你用得了匕首吗？说着又笑了起来。
一点都不好笑！退回人力资源部？说得轻松，你那不是退，你是否定了一个人，毁了这个人的名誉。后来我总算搞清楚了，并非我“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我必须走，必须把那张办公桌空出来，以便你安排那个长江学者的老婆，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让我来呢？谁的人生经得起这种戏弄呢？
不是我让你来的，是人事部门向我推荐了你。
你可以不接受啊，你可以说，这个位置我要给谁谁谁留着。
当时并不知道要来一个长江学者。梅总的眼睛不断瞟向电脑，似乎急于结束对话，回到工作里去。
我倒想知道，那个长江学者的老婆，她后来干得怎样？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吗？我听说她年纪比较大，只有高中学历，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对勤工俭学的学生那么感兴趣了，她不用做任何事，你完全可以找几个学生来代她做事，我没猜错吧。
梅总突然诡异地一笑：我说出来你不要生气哦，我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跟找老公的能力是一致的，老公找得好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
小波从没听闻过这种逻辑，几秒钟后，她意识到梅总说的可能真有几分道理，如果说艺术的感觉是相通的，那么，人的能力应该也是相通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男女间相处的能力，而这一切，通过对比两个男人肉眼可见的差距便一目了然，她很可能真的不如那个高中生，正如自己的老公明显不如长江学者一样，至少在从职称上看不如人家。这么一想，顿时羞愧难当，从上车开始，她就在不停地说，絮絮叨叨，翻江倒海，试图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达到复仇的目的，她说了那么多，有两次似乎还赢了，结果梅总只用一分钟，就彻底掐住了她的喉咙。她再一次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沼。
对了，你刚才提到匕首，让我想起一个人，那个人叫刘晓威，他父亲是个很优秀的学者，在本校工作了一辈子，他跟他父亲完全不一样，高中没毕业，两次被拘留，看他父亲的面子，学校只好养着他，在我这里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但他根本就没那个素质，人家都在忙自己的事，他像个神经病一样跑到墙角举哑铃，举完哑铃就到电脑上打游戏，一天到晚怪话连篇。这种人谁也帮不了，只能让他下岗，结果他天天往我家打电话，辱骂，威胁，在放学路上截住我儿子，往我信箱里放动物尸体，但他还是没你狠，他没用过匕首。
小波急得喊了起来：不要把我和那种人混为一谈，那些下三滥的行为能跟我的生死对决相提并论吗？
广播里宣布餐车开始营业，梅总说：好了好了！吃饭去，一起去。
小波感到意外，她还以为她们刚才已经翻了脸。
食物的气味令她们放松下来，梅总说：今天我请你，之前我好像从没请过你。
请过一次，在你家里，我们三个，还有一个学生助理，一共四个人，你在客厅坐着，我们三个挤在厨房。那天是我掌勺，等我们终于把菜都端出来时，你尝了几口，往椅子上一靠，说好难吃啊，每个菜都好难吃，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菜。为什么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是你在打击我？
这个我有印象，真的很难吃，我以为你是结过婚的人，在家里烧过饭，总有几个拿手菜，哪知你手艺那么烂，简直是浪费食材。
小波无力反驳。就在结婚前一天，他们两人还在吃食堂，在此之前，他们两个单身多年的人谁都没有做过饭，他一直生活在高校，一年四季都有食堂可吃；她呢，除了单位的免费午餐，早晚都在外面解决，所以她最熟悉的食物，除了各种早点，就是快餐面和蛋炒饭。婚后的第一次开伙，她是完全彻底地照着书本来的，她专门去买了几本食谱，把准备实践的那几页折起来，照章操作，如同做物理实验。
梅总说：厨艺被人嫌弃，一点都不值得生气。我也不会做饭，也没打算学，做得再好也不如外面的厨子做得好，这事是你太敏感了。
比起厨艺，为你买洗发水那次才真是让人有点生气。那天你给我打电话，说你马上要出差，让我去超市买点小包装的洗发水给你送过去。我买了小瓶装的，只有30毫升，从超市出来，一路跑着去你家，你看了一眼，说，不要这个，要小袋简包装的，一袋一袋连在一起的那种。我说这个也算小包装了，而且比小简包的好打开。你二话不说把它塞回我手上，我只好再跑一趟超市，太阳那么大，三十九度的高温。其实那个超市就在路边，你出发的时候顺便拐进去，一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可我不是有你吗？有你不用也是不科学的。这一次我教会了你，下一次你就不会出错了，我是在帮你成长，你不谢我还记恨我。算了，我不在乎。
小波动摇了一下，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不可能，如果自己真有错，便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受伤的感觉，过去了这么久，只要想起那天在太阳下一趟又一趟的奔跑，她就羞耻得想要扇自己的脸。当她第二次举着几包洗发水跑进她家的时候，看到梅总的儿子正悠闲地从他的房间里踱出来，手里端着一只淡绿色的马克杯。她忍不住把憋了几年的话说了出来：为什么不让你儿子跑一趟呢？那天他正好在家，他身高腿长，又最懂你。
梅总瞪大眼睛：这是什么话！我是在为出差做准备，怎么能让儿子替我跑工作上的腿？当然得由你来做呀。
小波像被塞了个大汤圆一样，好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们，并不那么亲密呀，我觉得只有比较亲密的同事，才能彼此渗入对方的私生活。
梅总笑了：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当然不算亲密同事。有些事情看来你是真的不明白，今天我就教你一招，我，是你的顶头上司，你，是我的属员，放在部队，你就是我的勤务兵，你知道勤务员是怎么服侍长官的吗？长官起床前，连牙膏都要给长官挤好。
小波张开的嘴久久无法合拢：但是、但是、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在部队呀。
我也没有叫你帮我挤牙膏呀。
她无话可说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她感到一种轻微的眩晕，像一只磨盘，悬在她头顶，不停地嗡嗡转。
你们还真是臭味相投呢，你那个老公，有一次居然给我打电话，说我随意推迟你的下班时间，岂有此理！你是我的下属，就算他是教授，在我那里，他也只是我的下属的家属，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所以我劈头盖脸毫不客气地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没告诉你吧？我猜也是。
小波想起来了，他是抱怨过几次她下班不准时，扬言要去问问那个“姓梅的女人”，她以为他只是说说，没想到真的打电话去问了。
她有点难过，为他的电话，也为梅总劈头盖脸的臭骂。不管怎么说，那时他还是她的丈夫，就算现在不是了，她也不喜欢有人说他坏话，忍不住替他辩护起来。
其实，你那样说他是不公平的，他只是个老师，你不能用他的短处去比你老公的长处。我听说你老公是做投资的，很有钱，还听说你们离多聚少，就连偶尔聚会，也是住在宾馆里，因为你们都很忙，没有时间享受居家生活。
你想说什么？我告诉你，这种境界就叫婚内自由，没听说过吧？简而言之就是取得话语权，取得比单身时雄厚得多的经济基础。你是不是觉得你老公当年打电话质问我是在护你？是他爱你的表现？见鬼去吧，他不过是觉得家里烧饭的人还没回来，不高兴而已。说到底，他就是在控制你，软禁你，你连迟点下班的自由都没有。这样的婚姻生活，我一天都受不了。
她又无话可说了。他的确比较愿意看着她在灶台前做饭，自从结了婚，他就告别了食堂，一张嗷嗷待哺的嘴总是指望她。周末睡个懒觉起来，十点多钟，她提议出去逛逛，他明明答应了，一看表，已近午餐时间，说还是吃了饭再出去吧。现在想来，她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她到底是如何被他说服的。说到底还是她太草率，她三十三岁那年才经朋友介绍见到他，朴实而土气，语言稚拙可笑。如果是个普通男青年，她肯定会不屑一顾，掉头就走，但在他面前，她做不到。她那时迷信高学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正的教授，仿佛捡到了一块被众人遗漏的金子，不假思索地装进兜里。虽然他的衣着和外表，谈吐和交往，没一样达得到她的要求，但她统统都用书生两个字给他忽略了，美化了，她对自己说，书生就是这样，象牙塔里的赤子，不这样就不配叫书生。何况他还有难得的诚恳。有一天，他给她打电话，你过来吧，除了身份证和毕业证，其他什么都不用带。他声音不高，语调也谈不上深情，听起来只是一句寻常的吩咐，可实际上，这是一个求婚电话。这时他们相识才不过四个月。她心头滚过一阵哽咽，轻轻地说了个好字。她也提过一次她的遗憾，她工作了那么久，她的经历，她的成绩，她的朋友，但他一句带过：那些都没什么价值。他的话像一根高压水龙头，瞬间给她暴力洗了脑。简单而执著，这是她从他身上发现的美德，但很快她就发现，简单而执著，也可以等同理解为粗暴而固执，甚至，它本来就是粗暴而固执，只是被她错误地当成了简单而执著。比如她刚刚知道的他给梅总打电话的事，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俯拾即是，多得她无法列举。
电话响了，是他，她就知道他差不多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找她。
门口地垫下面没有钥匙啊？听起来他刚刚把地垫的每个褶缝都找了一遍。
这样吧，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好吗？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而且我现在在外面，今天肯定赶不回来。
他大声质问她为什么说话不算话，问她是不是想赖在那里不走。我告诉你，离婚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不执行我可以去起诉你！
她马上失控了：随便！你砸门也可以，起诉也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要破坏我的私人物品。
挂了电话，梅总直直地瞪着她。看来她都听见了，他讲电话素来是个大嗓门。
小波只好解释：从你那下岗以后，我们就一直互相埋怨，吵个不停，然后就离了，今天他来拿他的房门钥匙，可我还没找到可以搬的地方，好惭愧呀，弄得我好像要赖在那里一样。
他的房门钥匙？房子是他的？全都是他的？胡说！婚不是这么离的，有些付出是无形的，却比有形的东西更有价值。梅总的眉毛竖了起来，一副想要替她出头的表情：这样不行！你不能这么软弱！要我帮你找律师吗？
算了！我希望自己尽快忘了那些。小波扭过头去，她实在厌烦了。离掉之前，他们一直在为这些事争吵，她陈述自己的种种委屈，据理力争，他搬出婚姻法，嗤之以鼻。那段时间，她险些堕落成杀人犯，最后关头，她清醒过来，后退一步，遂了他的意。
离了也好，那个人，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当年到底欣赏他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好过他。你相信我的眼光，你没做错，相反，你能及时醒悟过来，自我纠偏，这是了不起的能力。
小波的筷子在饭盒里划来划去，眼眶一阵酸胀，她想使劲咽回去，眼泪反而任性地淌了出来，沿着脸颊一路滑到嘴边，落到饭盒里。
梅总赶紧放下筷子，拿起面前的餐巾纸，在她脸上沾了几下。
别难过了，不破不立，否极泰来。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回老家？
你怎么敢说让我回老家？我哪里有脸回老家？你害死我了，我本来就不是那种敢闯敢干的人，我以为这边有单位接收我，我以为这一步走得很稳妥，早知道是这样，我才不要来的。你真的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吗？你彻底把我打倒了，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是不会了解那种感觉的，你什么都有，全世界都是你的，你什么都不怕，你怎么会了解一个一无所有者的感觉呢？
梅总的眼底也有了些潮意：冷静点，没事的，你只是需要一份工作而已，大不了我帮你找一份。去我老公的公司怎么样？投资公司待遇很不错的，你去了以后，边干边学，说不定几年以后，都能独立出来开自己的公司呢。他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不知道，我连你那里的工作都不能胜任。
这是什么话！每种工作的要求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别小看我那里的工作，陈星浩你知道吗？他以前就在你那个岗位，他当时也是很不适应。
陈星浩她知道，是机关一个部门的副总，难怪他每次看到她，眼里总是有股古怪的热情，现在想来，她误会了，那很可能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同情。
你的意思是，我还得去北京？她擦干眼泪，也许不应该放弃任何一种尝试。
你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想离他近一点？
小波瞬间振作起来，她想起她的梦，想起她毫无道理的北京之行，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么？她忍不住说了真话：没想到你还会帮我！请原谅我刚才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才是你呀！梅总说：本来是要去别的地方办事的，今天就先带你去他们公司吧，让他先给你安排个面试，后面的事情你就按他们的程序走吧。
小波再三道谢，同时在心里琢磨，面试会面些什么呢？她之前是做过财务的，但财务跟投资公司的业务应该相去甚远吧。无论如何，还是在下车前做个准备比较好。
与此同时，梅总在手机上大力划拉起来，小波直觉她可能是在为自己的事跟她老公联系。
她起身收拾好餐盒，放进垃圾桶，又去买了两听红牛饮料，梅总都开始帮她找工作了，献这点殷勤理所应当，可惜餐车上的储备有限，不足以让她表达谢意。
拿着饮料回来时，梅总的脸色不太好，她打开饮料递过去，梅总只喝了一口，就放在小桌上。
你在这里好好准备面试，我回我们的车厢去打几个电话。
小波找服务员要了纸和笔，幸好手机里面存着以前的信息表，她费了很大劲才把整个表格用自己认为还算满意的文字组织起来。她越来越激动，一种奇异的热情控制住了她，她脑袋发热，身体发抖，简直像在做梦一样。糊里糊涂地爬上了高铁，恍恍惚惚地碰上了梅总，前一秒钟还在跟梅总绷着脸斗嘴，下一秒梅总变成了恩人、贵人。唉！看来自己在识人方面真是欠水平，以为可以白头到老的老公，现在成了催她搬家的恶房东，而“仇人”梅总，却成了她为难之时唯一愿意出手相助的人。
回到车厢时，她们的座位是空的，梅总大概上厕所去了。她往车厢两头看了看，两处都有人排队。她坐下来，看向窗外，天空蓝盈盈的，格外高远，胸口像有一只鸟，扑闪扑闪想要飞出去。没错，梅总的逻辑充满了势利的味道，但她敢于大大方方把自己的势利逻辑亮出来，不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坦荡吗？难怪昨晚会做那么好的梦呢，原来梦真的是现实的预兆。
乘务员已经开始整理车厢，还有十几分钟她们就要下车，跟那个传说中的投资公司经理见面。小波在手机里打量自己的脸，有点后悔出门时什么都没带，连只润唇膏都没有，粉饼更不用说。她开始盘算，火车站里也许有化妆品超市，也许可以去那里蹭一次试用品。
车厢两头已经没人排队了，估计梅总是最后一个使用者。小波决定也去用一下。到了门口才发现，那个小牌牌是绿的，里面没人。又跑去车厢另一头，也是无人。难道梅总去了别的车厢？
她心里升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刚一露头就被自己扑灭了，不可能！虽然梅总的座位上空空如也，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她记得去餐厅的时候，梅总似乎把电脑收进了随身携带的包里。她想看看架上的行李，但梅总进来的时候，她故意没往这边看，所以并不知道哪只行李箱是梅总的。
她再一次摁灭那个荒唐的念头，回到座位上，静等梅总从某处匆匆返回，她一定是遇上了什么人，聊上了。她常年出差，在火车上遇见熟人一点都不稀奇。
她想打梅总的电话，点开通讯录才发现，当初因为满腔愤恨，她已删掉了梅总的电话。
终点站到了，梅总还是没回来。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挨个挨个从架上拿下自己的行李，小波站在对面去，不错眼珠地盯着她们的座位上方。行李箱都被拿完了，每个人都拎着自己的行李，只有小波两手空空，一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包包，被一根鞋带粗细的链子挂着，锐利地斜穿她的身体，搭在她的胯部。
她知道这是徒劳，还是执拗地站在出口处。二十分钟后，出口处彻底安静下来。现在她对那个评价彻底服气了，她“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很有限。
她对自己说：来都来了，不妨照原计划行事，去北京的街头走一走，去有树的地方走一走。
当她用手机一路拍着那些被秋风染红的树叶时，一个拖着行李箱、响亮而孤单地行走着的女人吸引了她，她看上去跟梅总差不多年龄，大概是走热了，她把围巾解下来，拿在手里，一甩一甩地往前走。
梅总现在在哪里呢？
从北京回来后不久，小波反而顺了，高铁上的那份面试准备，似乎给了她灵感，她去试了几家之前从未考虑过的投资公司，很快就有了回应。工作问题解决了，人马上有了精神，她做了头发，添了新衣，换了新的住处。去大学办人事手续时，接待她的人，刚好就是那年带她去找梅总的那个温柔的女士。
女士笑眯眯地说：那么，祝你有一个新的美好的开始！比起冷淡，她现在更受不了的是善意，喉咙不由得一阵梗塞，同时斗胆提出一个要求：请不要把梅总当年对我的评价放到档案里去，好吗？
不等她说完，女士就轻柔而果断地打断了她：不会不会！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喉咙梗塞得更厉害了，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女士一边送她往外走，一边安慰她：梅总的个人风格算是比较强烈的，能适应她的人真的不多。
这话提醒了她，她忍不住讲起了高铁上的偶遇，讲起梅总不计前嫌主动提出要助她一臂之力的打算，讲起梅总的突然消失。我实在想不明白，难道她突然后悔了？还是她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
女士微微一笑：这正是典型的梅总的风格。
小波睁大眼睛：这算什么风格？
女士笑得更厉害了：你可以说她很真实，也可以说她很孩子气，还可以说是……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
那么，她丈夫在北京这事是真的吧？
是的，信息表上是这样的，但生活中一直只有她和儿子两个人，后来跟儿子好像也处得不太好，儿子前两年从家里搬出去了，也不上学了。
电梯来了，她下意识地跨了进去，竟忘了跟那么温柔的女士挥手再见，也没有伸手按电梯，电梯犹豫了一会儿，像看懂了她的心思一样，稳稳地把她送到一楼，打开了门。
【姚鄂梅，湖北宜都人，现居上海。中短篇小说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排行榜。曾获《人民文学》等刊物优秀作品奖、湖北省屈原文学奖、汪曾棋文学奖。部分作品收入《家庭故事》《基因的秘密》《一辣解千愁》《红颜》《老鹰》《两棵花椒树》《摘豆记》等小说集，著有《像天一样高》等长篇小说九部，《倾斜的天空》等儿童文学作品两部。有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日、韩等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