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同志指导红军作战，硬生生把装备精良、武器种类繁多、军队人数多于红军数倍的国民党部队打得找不着北。
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对战十万国民党士兵，将敌军击退。第二次反围剿，蒋介石提高了重视程度，亲自让何应钦上前线指挥。结果是红军不仅没有损失反而顺势解放了很多地区，根据地越扩越大。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亲自上前线指挥，还邀请了日本德国英国的军事顾问去帮忙，结果被红军俘虏了一万五千多人，歼灭了国民党7个师、17个团，缴获了两万支枪！
尽管不清楚毛泽东同志具体读过哪些华夏经典兵书，但是他的战术战略从太公兵法乃至孙子兵法里都能找到一些影子。毛泽东将军事理论与实际战斗相结合，他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干扰，也不逞匹夫之勇，在军事素养上已经达到古圣贤军法大家的高度。
所以前三次反围剿，红军大获全胜，越战越勇，越打根据地越大。然而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就在这个时候，王明上位到核心领导层，博古李德等坚持苏联教条主义的人把控了领导层，没收了毛泽东同志的兵权。
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遭遇重大失败，根据地即将不保，红军可能会全盘覆没。就在危急关头，大家想起了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同志，发急电把他请回前线，红军于是连打胜仗。
于是红军从上到下纷纷开始疑惑，既然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那他为什么会被没收兵权？中途又为何要让他再度出山，是没人可替么？毛泽东同志又是如何指挥红军连打胜仗的？
答案隐藏在红军解放赣州的作战中。
毛泽东被没收兵权，红军遭遇重大失败
1931年7月份，第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之后，毛泽东同志遭遇了坎坷。
按理讲，当时名义上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担任。然而由于周恩来领导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分身乏术，于是让项英代理。项英是在1922年加入的党组织，1931年先后担任代理书记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职位。
项英领导全局之时，中央苏区的发展势头是迅猛的。然而1931年5月份，项英大权旁落，然后让毛泽东暂时担任代理书记。毛泽东同志代理书记真的只是一个过渡，是共产国际要给王明铺路。当王明在十月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红军们的日子其实都不好过。因为“将军无能，累死三军”。
王明、博古等人盲目信服共产国际和外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经验，对毛泽东这种实事求是、理解中国国情、纵观全局、不偏听、不盲从的人才“不放在眼里”。
毛泽东在红军的队伍里是有很强的威望的，他的权威与名声是靠取得一次次胜利堆积起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更是让毛泽东的威望更上一层楼。
王明、博古起初对毛泽东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他们的国际路线是时髦的、先进的、前卫的、能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相对而言，就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狭隘的、没见过世面的、经验有限、没有大局观、只能成功一时不能成功一世的。
这两条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王明和博古这时候还是比较和气的。他们和毛泽东套近乎，希望毛泽东能够带头支持他们的路线，施行左倾主义方针。
毛泽东全面了解了博古王明的想法和方案，实事求是讲，他认为行不通，会把红军带到不归路上去，所以他和气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王明看出来毛泽东和自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于是开始一步步“架空”毛泽东。王明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委任和支持，当时的红军领导上层还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王明、博古等人同共产国际建立了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在他十月份抵达中央苏区之前，王明的领导班子已经搭建完成。
从九月份到十月份回到中央苏区之前，王明发过很多电报，主要以批评为主，点名批评毛泽东同志。回到苏区一个月之后，赣南会议召开。会议上，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大批特批，先是批评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又是批评所谓的“富农路线”，认为毛泽东不对富农赶尽杀绝是不合理的，然后又批评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秉持的战术是单纯防御和右倾机会主义。
如果第一个批评是需要实践和历史来证明，那么第三个批评就有点“鸡蛋里面挑骨头”了。毛泽东秉持“敌疲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的战术方针，多次运用诱敌深入策略，那是因为知己知彼所以制定的最合适的战术。
但是王明认为诱敌深入有点右倾机会主义，是小打小闹。他批评毛泽东是本本主义，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本本主义。战术的制定是一定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各方面都要兼顾，而不是照本宣科去打他脑子里的理想战争。
王明认为苏联那种大城市作战才是值得赞赏的，可是中国不是苏联，国情原本就不同。明明适合打游击战，非要打大城市攻坚战，是可以打，但是输了怎么办？连累无辜的红军牺牲了怎么办？
孙子兵法里面提到过一点，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所以作为将领的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爱护士兵。王明的脑子里有没有这个想法？谁能够对战士的白白牺牲负责？战士们的生命只有一次，王明并没有这个资格拿红军的生命和革命前途去练手。
他大概率是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传世兵法的，但凡读过一点点他就会明白，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兵书举世无双独步全球，只是后人没有传下去或者传好罢了，但是不代表古代的兵书落后。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兵书的问题。
王明当时秉持对富农、地主赶尽杀绝的方针，毛泽东不赞同。毛泽东认为应该给富农和地主一个出路“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毛泽东同志的策略是极其高明的，这是一种顶级的思维方式，但王明和很多人是看不懂的。地主和富农阶级是可以改造也可以改变的，他们也是人，所以给个出路，而不是赶尽杀绝。
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应该是杀人如麻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大放小，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是满脑子喊打喊杀。这就是毛泽东和王明的思维区别，毛泽东只是想解决问题，王明是有点泄私愤的苗头。
毛泽东同志不考虑个人情绪和情感，客观看待问题，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王明则像个没有长大的被宠坏的小孩子，情绪冲动，完全凭个人好恶行事。王明这种人当领导，其他人必然遭殃。要是指挥战役，何止累死三军。
王明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狭隘经验论，他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话恰恰说的就是他自身的缺点。但他目前的思维是无法意识到自身思维的局限性的，所以他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错误。
毛泽东同志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说主打游击战是因为敌我力量不同，没必要非得正面对抗，对自身不利。而且要避开敌军主力，打其虚弱之地，而不是硬碰硬。在紧急必要的关头甚至要放弃已经拿下来的阵地，这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不要在乎一个阵地一个城池的得失，而是要把眼光放长远。
可惜，毛泽东讲的这些真理，王明、博古等人根本听不懂。听不懂所以理会不到高明之处，理会不了所以拒绝接受。因此一意孤行，排挤毛泽东。
形势比人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这场会议后被拿走。并且还被踢出了核心领导层。王明、博古等人认为红军现在的实力可以打大城市攻坚战，指挥红军去解放赣州。
周恩来同志在12月份从上海回来，对此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他将赣州的地形以及反动派的防御形势娓娓道来，指出现在解放赣州是极其冒险的。
但王明、博古等人坚持己见，还是去解放赣州了。这场战役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为结局，牺牲了三千多名红军，花费一个多月，但是依然没有打下来。
几万红军被困赣州，到了这个时候，核心领导层突然又想起了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同志。
急电毛泽东回前线指挥，红军连打胜仗
毛泽东参加了提出反对红军们去解放赣州的那场会议之后就去东华山养病去了，他那段期间得了疟疾，很虚弱。虽然他在养病，但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前线。
收到前线的急电，他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研究如何破局。这一次，王明和博古太心急了，书生意气，想要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急不可耐的想法导致了红军腹背受敌。
赣州是反动派扎在中央苏区胸口的一把匕首，这把匕首肯定要拔除，但不是此刻不是现在，需要静待时机。假如解放了赣州，那么苏区之间可以全线贯通。但是赣州易守难攻，地形靠山傍水，只能智取，不能蛮拼。
解放赣州的红军总指挥是彭德怀同志，他当时认为拿下赣州从军事层面考虑是可行的，所以他领命去了。然而一个多月下来，红军很多军官和战士们牺牲，赣州却如铜墙铁壁一般屹立不倒。
彭德怀迷惘了，他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今日，彭德怀开始怀疑究竟是谁错了。
赣州城里的敌军远远超过军队开拔前王明、博古等人的预估，而且红军的武器是没办法攻破赣州城墙的。敌军对赣州的重视程度远超他们的想象，王明以为他们此举是去解放赣州，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敌军也在对他们“诱敌深入”啊。
赣州城里有反动派第12师坐镇，还有八千多地主武装。北边，安插的有蒋介石五个师的嫡系部队，南边有粤军十几个团。只要赣州打起来，周围的反动派部队立马可以赶来增援。如此安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反动派不是怕你来，反而是怕你不来啊！
敌军将赣州当做一个诱饵，想要全歼红军的主力。毛泽东看出来了敌军的计策，可是王明、博古等人没有看出来。
因为前三次反围剿的大获全胜，让王明等人的心态飘了，飘飘然忘乎所以因此不接地气，回头一望，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泥足深陷，可是却不知道如何跳出泥坑。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红军腹背受敌，要救，但如何救？
项英带着警卫员就站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同志希望我们立马赶到前线”。
毛泽东跟着项英出发，他在路上询问红军现在的情况，还看了电报了解形势。这期间，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给朱德同志，探讨用兵方案。沿路找到红军学校的教员郭化若，把解困的方案发出去。
毛泽东见到了朱德同志，朱德感慨万千，告诉毛泽东已经按照电报上的吩咐让红三军团撤回，让红四军去支援，把红五军团第13军给顶上去了。朱德同志办事如此迅速，毛泽东表示非常感激。
然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开会探讨进一步的对敌方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了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直言：“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了。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
这是直接对解放赣州的战役进行了盖棺定论，只要撤兵回来即可，不要再浪费一兵一卒了。
接下来，毛泽东提出要进攻，要选在敌军分布力量最薄弱的赣州东北方向进行袭扰，避开敌军主力。但这次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而打而是为了扩大中央苏区，并非打一场绝对的城市攻坚战。
毛泽东的方案务实而且能解前线的红军之困，然而会议上，很多同志又否决了他的提议。大家认为“夹赣江而下”解放周边的城市更合理。毛泽东表示此举不可取，但是少数服从大多数。
毛泽东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方案，他跟着部队行军，从江口到了唐江镇，然后与聂荣臻、林彪汇合。
庆幸的是林彪和聂荣臻同志是非常务实且有远见的军事家，前三次反围剿他们和毛泽东默契配合，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很佩服的。
毛泽东很有耐心地和他们沟通战术，走了一路讲了一路。恰巧，林彪和聂荣臻多日来也在反思为什么解放赣州的战役遭遇重大失败。聂荣臻说：“屯兵于坚城之下，不图消灭敌人活的力量——城外之增援部队等。而专围着死的城池，极容易被敌人出击一点，遭受打击。”所以他认为应该打起精神，提升红军的战斗力，消灭敌军。
毛泽东在这时不早不晚地出现，他们三个人是想到一起去了。聂荣臻和林彪听完毛泽东的应敌方案之后沉思半天，他们也认为“夹赣江而下”是非常冒险的策略，因为敌军在赣州周围加大了部署，增加了兵力，如果他们此时去赣州那里，非常危险。相对比之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围攻赣州东北方向的敌军才是最可取的。
林彪、聂荣臻听从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并且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了安排。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改编成中路军去了赣江东北对战敌军，第三军团和苏区的地方武装改编成西路军。
毛泽东是跟着红一军团行动的，他研究漳州、闽南地区以及闽西的地形和敌军兵力分布情况后发电报给中央苏区。他建议让东路军去解放龙岩，然后直接到漳州，打败反动派的第49师，顺势解放漳州。这一次，中央苏区赞成毛泽东的作战方案。
林彪和聂荣臻带领东路军去解放漳州，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第49师，然后解放龙岩，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会师之后，毛泽东让东路军围歼剩下的敌军，13军坐镇龙岩，保证敌军无法从侧面袭击东路军。
闽西苏区的红12军和粤军作战，让粤军无法分身赶去赣州支援。这场配合默契的连续作战，红军大获全胜。他们俘虏了反动派的旅长和枪支、飞机，还扩大了苏区根据地。
林彪和聂荣臻发电报给朱德、彭德怀等人告诉他们红军在外线打赢了，解了赣州之围困。他们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扩大了根据地。接连的胜利，让红军战士们信心大震，让王稼祥、彭德怀、周恩来等同志再次看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多么强悍。
战争胜利后的总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尽管毛泽东同志在战役胜利后依然没有恢复军事指挥权，也没有重回领导层核心，甚至又走了一段坎坷的路。但是他对红军的贡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都被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聂荣臻等同志看在眼里，这为他日后成为红军的领袖打下了坚实了基础。
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内心没有任何个人情绪化的影响和所谓个人英雄主义的干扰，更没有教条主义的困扰。他不忘初心，始终记得为了什么参加革命，只要红军需要他，中国革命需要，他义不容辞。他从来不是为了他自己，已经做到了全然忘我，所以才能用兵如神，百战百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