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怀明
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但风格卓异。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上午，他的夫人何香凝47年之后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廖仲恺夫妇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是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
南京中山陵
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何香凝一样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嘱托、安排。
孙中山灵柩抵达灵堂前
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设于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灵堂，守灵者为宋庆龄（右一）、孙科（左一）、孙治平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此后，这种无聊没有了，但所谓“名分”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树静风息），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
她父母的墓地在“文革”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爱泼斯坦的三条补充措辞相当谨慎，分别用了“她会认为”、“这也许可以”、“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等推测、揣摩传主心态的说法。廖承志的解释也没有引述宋庆龄的原话。
晚年宋庆龄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据爱泼斯坦考证，她只是“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不存在“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49年10月宋庆龄拜谒中山陵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1949年，当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已与之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
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
宋庆龄北京故居
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选自《作家文摘25周年珍藏本·绝代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