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路人张彭春
1925年,爸爸进了南开新剧团。鲁韧,他当年的同学,看过他演的易卜生的《娜拉》,不是演丈夫海茂尔,真的是演娜拉。鲁韧说:“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下不出来的,因为你们没有看过他演戏。”
在南开新剧团他演了很多角色,有男有女,张彭春作为导演,作为剧团的领导人,不由自主地倾心于这个学生,赞赏他,让他感觉到自己在发光,并且想发更大的光。在此引用一段我爸爸自己的话:
张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带决定性的,我不是非搞戏剧不可。在中学时代,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从小喜欢戏剧,也仅仅是喜欢。入了南开新剧团,在张先生指导下演戏,他器重我,培养我,把我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让我对戏剧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热爱。
单单表演已经不够了,光说出角色的话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意识到舞台其实是一个世界,可以变为他的世界,非他莫属。一切都在积极的酝酿之中,在判断、构架、组织之中,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雷雨》。那年我爸爸23岁,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喜欢清华
田本相先生是《曹禺传》的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当年我爸爸也在南开读大学,只是没有读到毕业,又考到清华大学去了。
田本相向他提过一个问题:南开大学对您那么好,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爸爸说了几条明确的理由,比如他在南开读的是政治系,实在不喜欢,读不下去,再有……他憋不住了,向这位校友吐露了真心话,“我很感谢南开,但是我不喜欢南开,我喜欢清华。”说着他不由自问:“我甚至想过,如果一直待在南开,我是否能够写出《雷雨》?”怕伤了母校,他希望田本相不要把这些话写出来。事实是南开不愿意放他走,最终定下一条:考不上清华也不准再回南开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犹豫。
他喜欢清华。好吧,让我们看看他为什么喜欢清华。
用他自己的话:一进清华就感觉呼吸到一股清新自由的空气。在这里,自由,不是一个词汇,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为人方式。学生在清华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可以自己挑选老师,上课不点名,想听课就去,不想去悉听尊便。图书馆是更大的课堂,把时间花在那里是一样好的。谨记,清华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学习,都能发展各自的爱好。爱音乐吧!那将是人生美好的享受。请到大礼堂来,你们每一个人都来,来听听贝多芬,巴赫,莫扎特,舒伯特,清华在大礼堂里定时为学生播放交响乐唱片。当你爱上了音乐,太好了,请加入乐队,乐队里的乐器随意挑选,玩一样乐器绝不是耽误时间,是为生活增添美的韵味。
更令人称奇的是,清华有一笔款,专门安排毕业班的学生去国外游历,只有一个要求,睁大眼睛,敞开心扉,眼睛能睁多大就睁多大,心能敞多开就敞多开,去看去体验去感受,去丰富自己。
1933年春天轮到了我爸爸那一届。那年资金有些紧,先生钱稻孙安排他们去日本。一个多月里,这批学生跑了7个城市,横滨、神户、大阪、奈良,在京都,他仿佛看到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场景,一株株樱花树下,一簇簇的人们喝着酒,弹琴唱歌,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
重回清华
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北京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我爸爸的专题片,我陪着他回到清华大学。进校园之后,摄像师扛着机器前前后后追着他拍,我有意落在后面,只想做一个旁观者。
图书馆门口,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还有一位副书记已经在等候了,自然还有图书馆的负责人。拍摄队伍变得大了,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影响到爸爸。这地方他太熟悉,完全不需要带路和介绍,进门后他径直上楼,引着大家来到右侧的报刊阅览室。
为拍到人物的正面,摄像师在前面快步倒退着,随他走到一张长桌前,捕捉住关键的一刻,“对,我就坐在这里,我一来就坐到这个位子上,我有我固定的位子”。他四下看看,再看看,然后很小心地在桌前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要试一试,感觉一下,以确定这是他写作《雷雨》的座位。他说:
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
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哦不,我记得,他姓金,这位金先生允许我进书库随意翻书,还允许我闭馆以后还待在这儿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当时我没有一点别的想法,一门心思就想写出来,没想过发表,也没想过演出。
在大学读书光靠老师讲是不行的,必须自己找先生。图书馆里有许许多多的先生,大先生,老先生。一进了图书馆的海洋,就觉得个人是渺小的,世界是那样地丰腴、灿烂。
写《雷雨》的时候我还年轻,现在你们要我讲蘩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原载《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