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杨永康：故乡寻梦录

故乡寻梦录

文 | 杨永康

一大早尚志珍就拉着架子车出发了。

架子车是西北农村六七十年代常见的一种车子。车厢与架子是木质的，轮子开始也是木质的，后来由单木轮车演进成橡胶双轮车了。

我家原来就有一辆单轮木轮车，也叫木轱辘车。推起来很费力气，身体要尽可能往前倾。父亲常用这辆车子在院子里运土。这种车子只能推着走，没有经验的走不了几步就倒向一边了。父亲离世后木轮车一直闲置在老院子一孔破窑洞里。前几年我在老家院子里转悠，还看见那辆木轮车了，只是木轮子被卸走了，车厢仆倒在地上，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夏天的大场平整光亮。我们常常卸下车子的木架子，推着车轱辘满场子乱跑一气。我们把打碾麦子的场地叫大场。最过瘾的是去村里饲养场的大坡上 “跑火车”。两个车轱辘间绑一块门板，劲大的人在坡头使劲一推，“土火车”就一路呼啸着冲下饲养场的百米长坡。我们就坐在“土火车”上一路随风呼啸。

这面坡算是我们村最长的坡了，一个丁壮劳力拉着车子往上走很费力的。若装载了东西，那就更费劲了，坡的最下端就是大场。

傍晚的时候，尚志珍拉着一架子车牛下水回来了，满身是汗。牛下水被席囤围着，隐隐有血水从席囤的缝隙里渗出来。席囤是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用芦苇编织而成，除了储存粮食也可储存其他东西。

大场上早站满了人，村长吼了一声说，点汽灯！哗的一声树上的汽灯亮了。汽灯是村里演样板戏照明用的，平时就架在树杈上，村里有大事才破例点亮一回。

一阵喧嚣之后，开始分牛下水了。村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什么与什么的关心下，大镇上的冷库破例给我们村一架子车平价牛下水，现在……话未说完，汽灯下早已感泣声一片。

然后是出纳讲话，出纳第一句话也是感谢的话，然后开始结结巴巴讲牛下水的分配办法。劳力多的人家主张按劳力分，工分多的人家主张按工分分，人口多的主张按人口分。大头他爸说人均一斤下水，还是按劳力分三分之一，再按工分分三分之一，人口分三分之一吧！

村长说今天就按大头他爸说的办。大头他爸是贫下中农代表。

我们家幸运分到一盆下水，全家都高兴坏了。不是新鲜下水，而是被冷冻过的下水。一盆子不错了，有些人家只分到半碗呢。

父亲接过盆子的时候，早有白色的虫在盆子里窜动了。正是盛夏，我一路担心着。父亲说没事，母亲接过父亲手中的下水盆子也说没事。母亲说没事，应该就没事了。即便里面真有蛆虫母亲也有办法对付的，母亲撒了一大把青盐在盆子里，青盐可以杀虫。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碘盐，只有青盐，就是颗粒很大的那种矿物盐，质地很坚硬，食用前必须用瓷碗磨碎了。

若是腌酸菜就不用磨碎了。

腌酸菜，就是把萝卜叶子洗净放在缸里、坛子里，用青盐浸泡几个月，再食用。一般人家大半年都在吃这个，没法谈营养的。村里的孩子不少都营养不良，大头，就是个长期营养不良的例子，只长头不长身子。

有酸菜吃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我一个异姓叔母，饿啊，见什么吃什么，看到一地的苜蓿根，就蹲在地上狠狠吃了一通，直到嘴巴实在嚼不动了，最后栽倒在自家大门口死了。村里人说，我这叔母有一晚回去在大门口看见“黑桩桩”了。意思是看到鬼了，其实是饿得六神无主了。

大头他爸饿得慌就遛进村里的玉米地，一顿乱啃，连玉米的芯子也吃了。最后得了肠梗阻，疼得在玉米地里叫唤了一个晚上。做了手术，保住了命，只是留下夹不住屎尿的毛病。

我家也常揭不开锅。有一年过年母亲硬着头皮向七叔母借了半簸箕秕麦子，就是打碾后带麦衣的那种麦，收成好的年份一般用来喂鸡的。母亲在碾子上舂一舂，再去石磨上磨细了，就算是过年的面粉了，吃起来有小沙粒与小石头碜牙。

县上每人每天按四两计口粮，也有说八两的，全是从外地调回的红薯干，有几年我们家就是吃红薯干过的年。这东西吃了肚子容易虚胀，特别是老人与妇女。

大头也整天饿得慌，曾偷吃过同学的馍馍。这同学的爸爸是个国家干部，不缺馍馍吃。

有一天放学后大头拉着我还有二丫的手说，走，看耿老头去。耿老头是村里一女人的父亲，女儿嫁给了我们村，没有其他子女，就随女儿借居到村里。村里原有古城一座，后来被村长带人挖了。城墙很厚，全积肥了。城门外有一间土箍窑，耿老头就住箍窑里。

耿老头常炒鸡蛋吃。箍窑门口是一堆煤灰、煤渣，老头吃过的洗锅水就倒在这煤灰煤堆上。每天放学路过我们都要围着煤灰煤堆闻一会儿，煤灰煤渣里有好闻的炒鸡蛋味儿；有时候还可以闻到炒土豆丝与炒大葱的味儿。大头喜欢闻炒鸡蛋味儿，二丫喜欢闻炒大葱味儿，我呢喜欢闻炒土豆丝味儿，特过瘾。比亲口吃一顿炒鸡蛋、炒土豆丝、炒大葱还过瘾。

每年就数二三月的日子最难熬，新麦没有下来，家里能吃的都吃了个精光。最作难的是母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就唠叨着让父亲去看看姐姐，姐姐家在另一个村里。毕竟姐夫有公职，吃公家粮，有粮票，吃饭可以看到油花花。长期不吃油，肠子会粘连在一起的。

整个70年代之前我们家吃饭很少见油花花的。那时候土地产量低，种小麦每亩就是六七十斤的产量。放卫星拔白旗的时候，专署领导给我们县提的口号是亩产千斤，结果谁也吃不饱。

我们家应缴的公购粮差不多要装一架子车，父亲天不亮就拉着车子去镇上缴公粮。公粮很难缴的，在家收拾干净，收粮干部还要折腾多半天。每次缴公粮回来天都黑黑的了，我们村到小镇有十五里地。到更大的一个镇上是五十里。尚志珍拉牛下水去的是大镇，来回需一天时间。

缴完公购粮家里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

村里有个卡车司机叫王冰玉，黑茬茬胡子。人很好，常去一个叫安口的地方给公家拉煤拉炭。碰到山民在路边卖自己种的红薯干、大米什么的，就捎一些回村里，收点成本费，有时候连成本费也不收。

大米白花花的，吃起来肯定要比红薯干好很多，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捎大米了。父亲与母亲商量，想请王师傅给我们家也捎点大米，就是凑不出几块钱来。王师傅知道我家情况后，捎回了几斤大米，还送了半袋子红薯干给我们。母亲把红薯干磨成面粉，做成钢丝面。这种面开始很好吃，后来见吃钢丝面我们头都大了，这东西吃了肚子也发胀的。

那时候种什么都是县革委会说了算，一度村里全种高粱。县委书记是陕北人，陕北人常吃高粱，这书记就在我们这里大面积推广高粱了。这东西一点也不好吃，好多人因为吃这个便秘，不是一般的便秘而是满院子吼叫打滚就是排不出便来，好多人因这脱肛了，走路特痛苦。

后来又来了一位喜欢种玉米的县委书记，村里又满山遍野都是玉米了，玉米比高粱好吃点。秋天夜长，前半夜女人们在大场里剥玉米棒子，后半夜的时候，女人就开始往自己的衣襟里塞剥好的玉米棒子，回家的时候腰间都鼓鼓的，当然我的母亲也在其中。

那时候常开批斗会。

有一户地主家里的财产被没收了，包括粮食。在村里的三佛寺展览过。那天人山人海，我也随大人去看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金银财宝，金子银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金光闪闪，用本地话说，看起来土不拉叽的。当时很想不通地主老财占有这些东西有啥用！不能吃也不能喝，至于地主家的粮食确实够多的，反正几马车也拉不完。人太多，有人趁机抓起一把白米塞进自己的嘴里，然后疯也似的冲出人群，基干民兵在后面喊着追着，最后这人被逮住了。

村里也常开批捕大会，批捕对象大半都是小偷小摸的人。

有一个人口号喊得最响亮，是个结巴，说话不利索，喊口号全县很出名，常被请到别的村喊口号。口号喊得响亮肯定饿得快。实在受不了，就偷吃了村里喂驴的黑豆，被人发现，批捕的时候，头上戴着一顶报纸做的驴头，驴头上写着这人的名字。

偷不得，抢不得，那就去走走亲戚吧。

一到春天母亲就唠叨父亲去看看大姐，大姐夫有公职，家里吃的喝的宽展一些，更不差油水。我们家很少炒菜，炒菜也很少放油的，没有油啊，父亲明白母亲的意思，就去大姐家了。父亲性子直，大姐问父亲吃了么？父亲说吃了，大姐也就不再提吃的事，这样父亲总会饿着肚子回来。

我在镇里上学，要带馍馍的，就是馒头，周三还要回家再带一次馍馍。母亲没少为我上学带馍馍的事犯愁，劝我周末去看看小姑姑，意思是混一顿饭，外加够几天吃的馍馍。小姑姑家子女多，吃的也不宽裕，我去吃没有问题，带却有些困难。

我们家姐妹四个，还有父母和奶奶，分家的时候所有粮食对半分了。艰难时日，母亲与几位叔母们都想着法儿过日子。

叔母做的蛋花臊子面、喇麻肉，母亲做的凉粉鱼，在村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蛋花臊子面，一是要有蛋，就是鸡蛋；二是要有臊子，就是肉；三是要有白面。叔母家三样都有。

叔母做蛋花是一绝，能做出好多花样来。

那时候村里很难找到养鸡的人家，养鸡得吃粮食啊，没有粮食怎么喂鸡？叔母家有一只母鸡，好多天才会下一个蛋出来。叔母常在她家庄前屋后的草垛中找鸡蛋，叔母老怀疑鸡蛋下在别人家了。

叔母人硬气，想去谁家找鸡蛋就非得进去找不可，偏偏有一户人家不买叔母的账。叔母原本以为自己理直气壮进去找鸡蛋没人敢吭声的，偏偏这家女主人，我叫老嫂子的，就是不让叔母进她家的门。

叔母说找鸡蛋。老嫂子说上别处找去。

叔母说我就认定你家了。

老嫂子说凭什么在俺家找？

叔母说凭你们家有公鸡。

叔母临了也没有找出自家的鸡蛋。

全村就这家有一只公鸡，全村也只有叔母家有一只母鸡。你说下蛋归谁？

老嫂子说没有我们家的公鸡，你家母鸡凭啥下蛋？叔母说没有我家母鸡你家公鸡能生出蛋来么？

为鸡蛋叔母与这家人没少吵架，最后还是没分出个胜负来。

不管怎么说全村人都知道叔母家有鸡蛋，因为这个原因，村里常把工作组安排到叔母家吃派饭。

叔母最拿手的是蛋花臊子面。叔母可以把一只鸡蛋打碎和一些面粉，擀成很薄很薄的鸡蛋面，然后用刀切成若干菱形小蛋片，这样人人碗里都可看见鸡蛋花。一个鸡蛋吃几十个人没问题。

叔母还发明了一种喇麻肉。就是和一盆子面，把鸡蛋打碎和进去，做成面团，再油炸一番，又黄又大的喇麻肉就做成了。看起来很好看，吃起来也蛮可口。堂弟结婚的时候，家里请了大厨，叔母觉得不值。叔母说，让大厨炒肉，那得多浪费呀！就亲自掌勺做了几盘喇麻肉。现在的年轻人哪吃过这东西呀，个个吃得欢天喜地。

叔母有拿手饭，母亲也有拿手的。

母亲会做一种面筋鱼。这种面筋鱼外观很像鱼的形状，吃起来软软的，实际上是用面粉做的。大体是和好面，用清水煮一下，捞出来，再与香菜炒炒，滑溜溜的口感挺像鱼。

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盛夏自酿的稠酒。收麦天气，喝一碗特解渴，稠稠的特别像现在的醪糟，收麦期间，父亲与七叔都特爱喝这种酒。

母亲还发明了一种茶，我叫果叶茶，就是把新鲜的果树叶子洗干净，切碎放在锅里干炒一番，炒到果叶与果枝略微上色后就出锅了，用开水一冲一泡，红亮的果叶茶就做成了，盛夏的时候也挺解渴。

我们家在大路边，过路的客商很多。爷爷喜欢熬茶喝，客商多的时候爷爷就把自己的茶炉搬到大路边摆起了茶摊。我呢就在爷爷的茶摊边上摆个小茶摊。母亲做的果叶茶盛在白亮的瓷碗里，特别鲜红透亮，一碗大概是二分钱，比爷爷的浓茶稍微便宜些，还真有人喝，卖下的钱就用来补贴家用了。

母亲还会做浆水面。浆水面实际上不需要啥菜，只需要几根菜叶子就行，特别适合无菜的年代。夏天吃起来特爽口，尤其受下乡工作组干部的欢迎。

村里按工作队干部的人头补助鸡蛋，这样就有很多个鸡蛋了。母亲高兴，我们姐妹也高兴，毕竟家里可以闻到鸡蛋香了。我们建议母亲学叔母的样，一个鸡蛋做成蛋花就够几十个人吃了。母亲说咱要给上面的干部落个好名声,咱们自己不吃鸡蛋死不了。我们姐妹只能眼巴巴看着工作组干部吃完一个又一个鸡蛋，有一个干部，一口气吃了四个鸡蛋呢。

整个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一次吃蛋经历，得感谢我的陈姓叔母。她就住我们家隔壁，大个子，人漂亮，饭也做得好。叔父是教师，有工资，所以家里吃穿没啥问题的。她家常吃鸡蛋臊子面，平时也吃臊子面，只是没有诱人的鸡蛋花而已。臊子面的汤是用辣椒油泼的，看起来红红亮亮的，有几片鸡蛋花，就更好看了。我放学回家，常看到一碗辣子红红的蛋花黄黄的鸡蛋臊子面，不用问肯定是这位叔母送的。

有一次只有我一人在家，叔母亲手送过来两碗臊子面。一碗是给祖母的，一碗是给我的。祖母是居士，一直吃素，我从小吃素，不过我吃鸡蛋，所以叔母送过来的两碗臊子面一碗是有鸡蛋花的，一碗是没有鸡蛋花的。

叔母还送过来一大块和好的面团，与一根大葱。我从小不吃大葱大蒜等辛辣东西。也从不让肢体触碰大葱大蒜。有一次去伯母家，伯母正忙碌着做饭招待堂哥媳妇娘家的人。伯母看我闲着，拿来几瓣大蒜，还有一个倒大蒜的东西来，让我把大蒜捣成蒜泥。我忍受不了那味，找借口跑了。

因为很难吃到蔬菜，我长期营养不良，父亲带我去看过一回医生。

村里有两个赤脚医生，都姓韩，都和我同辈。一个去世得早，一个现在还在村里看病，就是现在还健在的这个韩医生给我做的检查。韩医生对父亲说，你这儿子缺维生素。父亲说到底缺啥维生素？韩医生说啥维生素都缺。韩医生从维生素A说到维生素E,缺的最多的是B12，开了一盒B12针剂。打了几天，屁股疼，就把剩下的两支扔到了草里。

韩医生当时还叮嘱我父亲，记着，让孩子多吃肉。在哪吃肉去啊？闻一闻肉香也是很大的福气了。

有一年村里的一头黄牛死了。那黄牛性格特别温顺，原来是我们家的，后来被村上收走了。村里的孩子常牵着牛走几里山路去泉里饮水。泉水很清澈，是一点一滴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里面蝌蚪很多，绿苔也不少。父亲叮嘱我牵着这头黄牛，说黄牛脾气好。走最陡的那一段山沟路，别的牛要尝试好几次才能顺利爬上坡头，牵牛人还要不停用鞭子吆喝。黄牛不用那么费劲，你只消轻轻摸摸它的头，它就轻松迈过最陡的那一段山路了。

有一天放学回到村里，大场边围了好多人，大头他爸正赤裸着膀子蹲在地上磨一把杀牛牛刀。

大场边上有一棵粗壮的树，遭雷击了，只剩下半截黑乎乎的身子。树下栓着的正是我牵过的那头黄牛。黄牛正一声不吭咀嚼着什么，等到大头他爸磨好手里的刀，对着头顶上的太阳晃了晃，黄牛这才哞哞叫了两声，声音很是凄惨。

蹲在黄牛旁的父亲上前给大头他爸点了一锅子旱烟。父亲一辈子不抽烟，也很少给人点烟，母亲后来说父亲不忍心黄牛太受罪。

大头他爸也杀猪，杀猪的时候膝盖常跪在猪的胸脯上，一刀捅进去，刀子还要在猪的心脏部位转几圈。猪一直号叫着。父亲希望大头他爸下刀利落一些，这样老黄牛也少受些罪。

看到黄牛因年老要被杀了，父亲心里难受，我也心里挺难受。只希望刀口小一点。

心里难受，憋得慌，就去庙里烧香，一炷香功夫就听不到黄牛的吼叫声了，我明白黄牛已经去了天界。母亲说过好人死后都会去天界，我祈祷黄牛能就此去了天界。

回到大场的时候，大场里只剩下了父亲。

父亲一直在大场边蹲着，手中是一串黄牛的心肝肺。

大人称呼动物的心肝肺为“一串拎”，我称之为“一串灵”。它确实是一个肉体的灵魂所在，那一串暗红的东西一直挂在我家老院子的一孔窑洞里，直到有一天风干成一串类似植物根系的干藤。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头的头越来越大了。赤脚医生也告诉大头他爸，能吃肉就让孩子多吃肉吧！

蔬菜也没得吃，别说肉了。

春天青草刚露出尖芽，我们就去田野里挖野菜，不是因为野菜营养价值大，而是没得选。每人一个篮子，女孩子早早就挖好了一篮子，男孩子总找不到野菜，特别是我，早上提着篮子出去，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还是空篮子。

漫山遍野都是挖野菜的孩子，手慢的早就没有多少可挖了。男孩子发明了一种让自己篮子有野菜的办法，就是站在远处投掷挖野菜的铲子或者刀子，扔到谁的篮子里，那篮子野菜就归谁。

我有个堂弟挖野菜手特别快，一会儿一篮子，他也特会赢野菜。我能赢的几率算是最低的了，反正我篮子里的野菜是最少的，你们要赢就赢吧。若是别人赢了我篮子极少的野菜当然归人家了；若是堂弟赢了，一般不会拿走我篮子里少得可怜的野菜，而是从他篮子里抓一大把野菜放我篮子里。这样傍晚回家的时候，我篮子也就不空着了。

入夏的时候苜蓿菜就可以吃了，苜蓿是村里专为牲口种植的。口粮接不上的时候，一到晚上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去苜蓿地里偷苜蓿，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碰见了，也都不吭声，村长碰到只是咳嗽几声，意思是不要太贪。

苜蓿菜可以蒸菜疙瘩吃，也可以蒸馒头，还可以与萝卜做成菜汤，那时候很难吃到清油，所以最容易便秘。村里男人便秘的不少，我父亲就是。男人还好说一些，女人更是苦不堪言。

入秋以后，就有萝卜叶子可吃了。萝卜叶子一般用来腌酸菜，常吃酸菜容易碘缺乏，容易掉牙齿，还容易长出“引瓜瓜”。村里有个人我小时候见过的，脖子上长出一大块赘肉，我们叫“引瓜瓜”，像冬瓜那么大。

有人说萝卜营养价值大，大头他爸就种了萝卜，遗憾的是快收割了，被一只野兔闯进去啃了个精光。

常有野兔跑进村里，反正饿坏了，逮着啥吃啥，碰着啥吃啥。那天这只野兔在村里溜达了几圈，没有找到一样吃的，最后一头栽在了泥土里。一声炸雷在它的头顶炸开了，好像劈开了一棵粗壮的树，树上掉下一样东西来，正好砸在它旁边的一块稀泥里，一下飞出许多泥花来。有一滴泥花啪的一声落在它的脑门上，野兔从泥地里打了个激灵，爬起来一看，身边全是又大又白的萝卜，它觉着自己交了狗屎运，满地雪白雪白的萝卜哎，那就使劲啃呗。

大头他爸回来看到这一幕，坐在萝卜地里干号了一下午。

有一次差点吃到肉了。

村里有几圈羊的，我们都叫几圈羊，不叫几群羊。一圈归熊兆祥放养，一圈归刘兴才放养。其实羊也并非那么难放养，你跟着羊群移动就是了。羊移动你移动，羊在山泉边喝水你在山泉边喝水，麻烦的是碰上老鹰。一路尾随着羊群，你得特别小心才是，稍打个盹说不定一只羊就被老鹰俯冲下来叼走了。

对于老鹰，大头有对付办法的，大头身上有个布袋子，里面装满了石头与干硬的土疙瘩。

我们常与邻村的孩子打土仗。邻村放羊、拾羊粪的孩子一大群呢，星期天一般由孩子们放羊。不放羊的，就跟着羊群拾羊粪，羊粪是上等的肥料，种韭菜长得快。

我一个堂弟拾羊粪是一把好手，不一会儿一个大筐就满满的了。我一个异姓堂弟也手快，反正返回的时候筐里的羊粪早就满满的了。手慢的要算我与大头，大头是懒，我呢是老找不见羊粪。羊粪外形很特殊，比黄豆稍大一些，一般是一堆一堆的，也有七零八落的。新拉的羊粪斤两重一些，时间久的羊粪，重量轻些。大家都抢着捡拾新拉的羊粪，这样斤两重一些。斤两重一些，自然工分多。

我们也跑到邻村羊群里拾羊粪，邻村孩子很恼火啊，两村的孩子常为此干仗。所以远远看见邻村孩子与邻村的羊群，双方就土疙瘩伺候。一旦打起仗来，土疙瘩满天飞。有时候我们村的孩子被土疙瘩打得鼻青脸肿，有时候邻村的孩子被土疙瘩打得鼻青脸肿，也没有人哭鼻子，都是心甘情愿的。真受伤的，我们就把自己筐中的羊粪分给对方一些，这样大家也都和和气气的了。

我们村最能打土仗的是大头，大头打土仗最凶，所以最易遭对方攻击，每次大头都鼻青面肿。我们都说大头的头长得大所以易受对方攻击，大头摸摸自己的头笑笑也就完了。

印象最深的是韩新堂放羊。韩新堂长得文文气气的，在村里演过样板戏。只是干其他农活好像老出岔子，村长就让韩新堂放羊。

放羊有讲究的，每天一大早就得赶羊出去，傍晚的时候才能赶羊回圈，这都没啥问题，只是要提防露水草。羊喜欢吃带露水的草，吃几口没啥问题。吃一个上午，问题就大了。

韩新堂没经验，既然羊喜欢吃露水草，就让它多吃一会儿呗！他也顺便吼几嗓子样板戏。想唱《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感觉嗓子有点哑，最后唱了一段杨白劳，刚入戏，有一只羊在地上打滚。还没有唱几句，又有几只羊在地上打滚，喊来村里人一看，是羊胀了。

羊胀很恐怖的，一个个肚子圆鼓鼓的，而且越来越鼓，不想办法的话，羊就这样被撑死了。一般人没办法的，刘兴才有办法，就是烧红铁针，然后刺进羊的肚脐里，寒气排放出来，羊的肚子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大家赶紧喊来了刘兴才。刘兴才往烧红的铁针上唾了口唾沫，铁针上冒出一股青烟。刘兴才说，还得找助手来，今天他的唾沫阳气太足，村里人都知道他的助手是谁，就是马爱。

劳作之余大家没事找乐子，就鼓动刘兴才去抱马爱。村里人只有刘兴才敢抱马爱，村里也只有刘兴才抱得起马爱。

看着马爱的身板，刘兴才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刘兴才好像一辈子没有成过家，独身。满工地的男女都在喊，刘兴才抱一个，刘兴才抱一个，刘兴才在手心里唾一口唾沫，然后抱起了马爱，眼睛里满是笑。

刘兴才会搞乐，也会“打撒子”，相当于针灸术。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特别是感冒，我们叫凉了，打一次撒子基本上就手到病除。

刘兴才也给羊打撒子，有好几次羊吃了带露水的草躺在地上打滚，都是刘兴才用铁针治好的。一般用烧红的铁针扎进羊的肚脐眼，羊在地上打个滚就好了。

这次刘兴才对一只肚子鼓起来的羊连续扎了三针，羊啥动静都没有。刘兴才摸了摸羊的鼻子说，没救了，大家等着吃它的肉吧。村长摸摸羊的鼻子，知道断气了，就安排人剥了羊的皮，肉嘛也找一口大铁锅炖了。

这应该是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吃到的唯一一次肉了，已经记不大清自己是怎么吃的，抑或一口都没有吃。只记得自己与大头在村里一路喊着要吃肉了，吃羊肉，直到跑得喘不过气来。

有几年村里可以养鸡鸭猫狗了，可以杀年猪了。我们就一家一家地去看杀年猪的热闹，顺带呢闻闻猪肉的香气。

印象最深的是叔母家杀年猪，院子里到处热气腾腾。

叔母家的猪品种叫乌克兰，体型大。一般人家都是黑色的老品种猪，所以叔母家杀年猪帮忙的人最多。男人们主要负责逮猪，然后用绳子绑了猪的四条腿，早有一大缸滚烫的热水等在那里。

傍晚的时候煮好的猪肉出锅了，杀了年猪的人家，早早关了自家的大门。这时候最不欢迎来人，好不容易可以吃一口香喷喷的猪肉，你来了不是要分一口么？

偏偏有人趁着这时候来给叔母拜年，村里邻里间互相拜年的，就是拿上自己做的好吃的送给邻家，邻家再送一样好吃的给来人。杀了猪的人家一般不直接送你猪肉，一般送你一两节用猪血做的灌肠，就是把猪血和上面粉，灌进猪的肠子里去蒸熟，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这样不是不用送猪肉给你了么？

拜年一般是同姓本家之间互相拜拜年，异姓间没有这个讲究，村里有个人，喜欢给人拜年。一般选择你家刚煮好肉端上盘子，这时候他来给你拜年。主人当然不好意思给这人脸色，因为人家也没有空着手来。这人一般手里带一样自己家的枣子给你，过年嘛，肉刚出锅，主人呢只能让来人坐炕上一起吃个饭，一般是一盘新煮的肉。

这人在叔母家一顿好吃，叔母心疼啊。走的时候叔母还是送一点自己油炸的果子外加一节灌肠。过年来不能空手去也不能空手的，这人抹抹嘴巴上的油就走了。

这人也给我们家拜过年的。我们家杀年猪的时间比叔母家要晚几年的。

新肉出锅的时候，母亲特意叫上喜欢给人拜年的那个人。母亲说新肉出锅了，让他也来喝碗肉汤吧！母亲给来帮忙的客人都是满碟子满碗的肉，包括这人，临走母亲还给每位来帮忙的邻里每人半斤生肉。

那天七叔父吃得满头大汗，嘴里一个劲说老五家的年猪不错，比老九家的年猪肉更好吃。满院子的人都吃得特别香。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他是蹲在墙角吃的，边吃边用手抹抹额头的汗，父亲那天吃得醉醉的了。

父亲吃了一大碗肉，又喝了一大碗热好的黄酒。母亲酿的黄酒也很好喝。我几个堂哥回家过年，一般都要找个借口来我们家端一大盆我母亲酿的黄酒回去，肯定比买回的黄酒好喝，喝多少都不伤身子。几个叔母伯母也都会酿黄酒，堂哥说只有我家的黄酒最好喝。

为了让父亲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肉，母亲把一部分肥肉炸成了臊子，这样吃饭或者炒菜的时候，就有肉了。还专门在罐子里腌制了两方肥一点的肉，主要用于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拿出来给父亲解馋。

因为有井水之便，我们家做的豆腐也很好吃，村里人说能与叔母的膘很厚的猪肉有一比。

自己做豆腐很麻烦的，先要用小石磨把豆子磨成糊状，然后用纱布包起来反复挤出豆汁。豆汁滚开，里面加入浆水，泡酸菜的水，相当于后来的卤水。浆水点出的豆腐特别白嫩软和，吃不起肉的时候，我们家过年节就以豆腐为主。

做豆腐的小石磨现在还在我们家老院子的一棵槐树下倒立着。

红君，这是石磨吧？

我说，这是专做豆腐的石磨，比磨面的石磨要小一些。

我们家老院子门前以前有棵大柳树，有一年下暴雨，被雷击坏了。后来柳树的旁边长出一棵槐树来，每年的槐花都很繁盛。

这槐树也几十年了吧？

红君问我。

我说，几十年了，是我家搬离后自生的。

而此刻红君就站在老宅院的槐树下。

我认识红君不久，他想帮我把院子里能用的东西都搬到城里。包括一对明式椅子，一把蓝色茶壶，一把银色酒壶，一个缝纫机加机油用的小漏斗，一个雕花相框。相框是祖父与祖母的照片，祖父穿很长的袍子，祖母穿大襟棉衣。

红君对着雕花相框发了一会儿呆，又对一个黑色的柜子发了一会儿呆。

他想打开黑色的柜子看看。

我说你打开看看吧。

红君最后在黑色木柜子里找出一叠纸来，里面有几份很特殊的纸张与小本子。

一个小本子是某某地区旱作百万亩冬小麦丰产田合同正。

有一张2001年度的某地区农民负担明白卡，后附一张村委会的手写紧急通知。有一张1982年付给1981年粮款现金支据，及一张某某省收取村提留乡统筹统一收据。有一张某某市粮油入库结算单，还有两张选民证，一个是父亲的，一个是母亲的。

红君还在废墟中挖出几个菜坛子。有一个釉色特别好，用来装咸菜的，咸菜一般是萝卜叶子腌制的。有一个小点的坛子放过一小块猪肉。四个很大的灰陶面缸，已经被人翻墙偷走了，母亲使用了一辈子，外面油光发亮。

父亲用过的农具，大半已经衰朽在土里。有一把铁镰刀，还在一面墙上挂着，木头手柄已经坏了。我与姐姐用它打过猪草，姐姐、堂弟打猪草都是一把好手。

我们家对门就是堂弟家，堂弟家的院子也荒废着。七叔父叔母就这一个儿子，孩子去外面谋生活去了，媳妇脑溢血去世，堂弟就搬到镇上去了。

七叔母半身不遂好几年，临去世的那一年，躺在炕上老看见屋顶的电线冒蓝色的火焰，整晚与村里去世的人说话说个不停。堂姐就去三佛寺要了一道符，回来在大场场心烧了，七叔母自此安静，一年后卧床四五年的七叔母去世。

七叔母家南边就是陈家叔母了。她是我们村的大美人，个子大，脸也长得好看。叔父教书，农活与五六个孩子全靠她一个人担着，前些年因肝病去世。病危的时候我与母亲看过叔母一次，叔母已经衰竭得不像样子了。我当时在机关工作，找民政局给叔母家救济了一点，听说只有一百块钱。

九叔母二伯母都住我们家北边。二伯母活了九十四岁，小脚，害了一辈子病，晚年得了糖尿病，堂哥没有少给老人家买好药。有一年差点去世了叫神汉背过魂，之后又活了几十年。所谓背魂，就是神汉带起角子，下到阎罗殿，找到生死簿，直接把你的阳寿时间改了。

二伯母家的北面就是曾祖父时候的魁星楼了，五十年代应该还在。我一个异姓老哥有一次过年一起拉闲话，说小时候他们几个人无聊不知怎么就晃悠进了魁星楼，魁星楼满墙都是壁画。几个人就用小刀去剜壁画人物的眼睛，晚上一闭眼眼前都是红人，差点头疼死。

魁星楼北就是九叔母家了。九叔母活了八十多岁，晚年一直心脏不好。

母亲下世后，我回家常在九叔家的大门口说好长时间话。每次返回城里，老人家总要收拾一袋她亲手种的菜给我。我们家门口有一溜黄花菜，也有一溜花椒树，她老人家一直给我们家义务看护着，还为此与人吵过架。有一次电话告诉我，黄花菜被什么什么人摘了，花椒被什么人什么人摘了，我说有他们摘的，就有你老人家摘的。你有时间就去摘了吧，反正我们也懒得摘。

九叔父也活八十多岁，行了一辈子医，老问我台湾解放了没有。我们还小的时候，他老找着给我们剃头。子侄们头发稍微长一点，他就得给剃光了，老说光头凉快。还给我买过写字本，写字本的纸张很薄很透明。

为我的婚事老人家没有少操心，我结婚较晚，每次见了我父亲，九叔父总要提及我的婚事，我父亲听了，就在我母亲面前叨叨个不停。母亲也没好话给父亲。

有一次九叔父与叔母拿来一块奇奇怪怪的东西让我吃。我没有好意思推辞，咽到肚子里，叔父叔母才说，是狗食，就是喂狗的狗食。叔母说吃了好，吃了狗剩下的食物，就好找媳妇了。

多年后我讲给我的孩子听，孩子说真有这回事呀？我说真有这回事。

叔母家东侧就是古城的南城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