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父亲带到莫斯科，不是个容易的决定。他牙不好，对食物也就挑剔得很。嫌弃食物常常变成对人发火，脾气愈发显得古怪。她怀疑父亲跟她一样，习惯用愤怒掩盖不适，牙齿只是借口。比如，他总是埋怨把他一口好牙弄坏的庸医，只因是某位熟人介绍，才错信送上门，把好牙变坏牙。错信这回事，在父亲的人生中发生的次数不多也不少。在小地方，公共空间的缺失让信任变成吊诡的事。医术好坏的评估，往往夹杂了几辈的人情世故。细究下来，如果信了谁，事后被证明是错误，那只暴露出当时处境的难堪。弄牙时父亲才三十出头，私人牙科诊所远不如现在这般普及，他那时还没什么钱。她能分析原因，但一口好牙生生被弄坏了的终究是父亲。而且，跟他那些隐秘的、沉睡在记忆底层或心湖深处的烦恼不同，牙既暴露于人前，也日日使用，才成了发泄的出口。
现在，父亲就在她对面咀嚼。一张圆桌，七八人围坐。其他人都三两熟人挨着，只有她跟父亲隔桌相对。早上，父亲不听她劝，在红场边上的百货公司买伏特加。她说回国前再买不迟，酒瓶子这么重，一路颠簸碰碎了麻烦。父亲坚持买下来，说要回头找东西太麻烦了。她吼了父亲几句，转头就后悔，但也不肯就此道歉。旅程才开始，她还执意一切由自己做主。
三十七人的旅行团，再赌气，吃饭还得回到一张桌子上来。一对夫妻隔在她和父亲之间，年龄比父亲略小。挨着她坐的那位妻子让她多夹菜，显得亲热。她也就留心了对方的样貌穿着。平常的休闲服，没有化妆，包是名牌，不知真假。
她客套回了几句话，得知对方姓柴。柴女士让她看邻桌，一个狮子鼻的女人在高声说话，笑闹之余伸手拍打相邻老年男性的肩膊。
柴女士说：“她老公。”
“不是她爸吗？”
“她老公。”柴女士拖长尾音。
“是她爸吧？”
“咿……她自己说的。”
“年纪太大了吧？”
“你听她口音，哪个乡下。” 她仔细听了听，回看柴女士一眼。
柴女士似笑非笑：“你妈妈没来？”
“我妈妈啊……”她像往常那样答道，“去世了。”
“不好意思。”
“没什么，都二十几年了。”
父亲还在慢慢咀嚼。父亲虽然快六十了，但没秃顶没发福。而她呢，嫌室内暖气太足脱了外套，是年轻饱满的身体。她跟父亲长得一点也不像。狮鼻女人声音又高了起来，倚着老人撒娇，五官挤在一起像揉皱的漫画。柴女士用手肘顶顶她，意味深长地笑了。
旅行团里的人混乱又古怪，嘴上说是夫妻的有多少是真夫妻，大概只有导游知道。虽然人天性就喜欢议论别人的坏处，但暂时聚集的人不需要确认那么多真假。被误会了也谈不上冒犯。她看向柴女士，柴女士正给丈夫夹菜，而丈夫瞟着她。或许，让人误会她是父亲的情人也不是坏事。至少，柴女士的丈夫就不会在列宁墓门口搭讪她。
她大喇喇开了罐啤酒，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这下父亲倒是瞪着她了。她冲父亲举杯，算打平。
更年轻的时候，她总在别人的目光和自己的观察间摇摆。她知道邻居和同事们怎么议论父亲。那些人的孩子鹦鹉般把父母的话传递。而她把男孩子打了几次后，就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包裹住耳朵和身体。爸爸只是她一个人的爸爸，只有她才了解他。
在她和父亲生活的小城，跟世上其他小地方一样，处处有欠缺，却不欠缺正常人。正常人没了妻子后，很快再娶，生养新的孩子，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而父亲呢，却执意让自己的伤疤不平复，人们也就难以忘记。还有，正常人务实，要算得失，也就不喜欢不愉快的记忆，哪怕这记忆可以比对出他们短暂的幸福，却会消磨掉他们太多时间与感情。总是不值当。
所幸，父亲的植物学专业和教书匠的职业，让他抵抗住了九〇、〇〇、一〇年代的变革，中间虽受过穷，但搞农学的人始终没有失业。人的流言和轻蔑，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生存的根基。他做实验、讲课、下乡、种植，靠工资养活自己及女儿。而正常人们，在几十年里，间或被钱冲散家庭，走向他们没有想过的离婚或噩运。如白炽灯泡里的钨丝，某一刻忽地断裂、黯哑了。
于是在别人口中，父亲的形象渐渐转变，从“败坏”变成了平常人。是啊，后来婚姻再不能约束性行为了，父亲又算什么呢。
而她也长大了。谈了几次恋爱，失恋过也背叛过别人后，她对父亲反而轻松了。既然她不是个完美的女儿，更不是个完美的人，那么父亲也尽可以自私度过他的一生。只是她希望，这个跟自己一样自私、时而软弱时而倔强的父亲，不要那么快离开她。父亲如果不听话，比如现在，又固执买了酒，她就气回他。然后两人对饮，把一瓶啤酒分了。酒喝得见底，跟父亲的怄气也就消散了。
离开饭馆前，她挽着父亲的胳膊走向大巴。狮鼻女人在她前面，年迈的丈夫腿脚不灵便。跟其他团员各自打量着伴侣之外的人不同，狮鼻女人被丈夫的身体牵绊住，亦步亦趋，像被动的刑罚。嫁给老头子的年轻女人就是这样吧，被人看不起，无论是美还是丑。道德的天平倾向于定性这婚姻是出于利益，而非感情。即使在这么一个对他人知之甚少的临时小团体里，人们也迅速建立起轻易的道德鄙视链。坏话比人想象的传得更快。女人们都站得远远地看着，似乎道德瑕疵是种病症，会传染。
母亲逃走是因为这个么？母亲后来嫁了个外科医生。听说外科医生在国外都很有钱。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彻底取代了她。在枫叶之国加拿大，没人计较母亲的前史，也无从知晓吧。
卡通式地拼凑出母亲的全貌并不是件难事，可她常常怀疑，这么做跟真实相距甚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能到达什么程度？就算是跟她共同生活的父亲，她又了解多少呢。从她记事起，就不乏陌生的阿姨试图照顾和讨好她。她从高中开始寄宿，偶尔回家时，会发现女人过夜的痕迹，水池里长长的头发，或者一把新的牙刷。
她试着去喜欢她们，但又不敢真的喜欢她们，担心她们迟早会从她生活里消失。而她就会像弹簧坏掉的玩具一样，被失控的余震摇出一颗更破碎的心。父亲向她示范着爱，但这是对女儿的爱、血缘之爱，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无关的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需要忍耐、渴望恒久的爱。
父亲问过，为什么非得现在去旅游，我不爱旅游。
她说，你去年跟团去台湾不是很喜欢吗，回来唠叨了半年。
父亲说，你工作也挺忙的，不用陪我。
她说，谁要陪你啊，我抽奖抽中的。
父亲说，那叫鹏远跟你一起去。
他啊，她说，他去过了。
她觉得在她成长的日子里，父亲也是这么哄她的。
双人旅行套餐是年会抽奖抽中的，不过不是她，是陈鹏远。兑换券过期前，他们打算一起用掉，反正他们也很久没有一起旅行了。
他大方让渡东西给她，自己搬出去，车留给她，还有一屋子零碎。其中包括这张该死的双人旅行套餐兑换券。
瓦力还是黏她，蹭着她腿绕圈，每三天吃一个罐头，只是陈鹏远的衣服上再也不会粘满瓦力的毛了。
跟父亲说了后，她又有些后悔。上一次跟父亲旅行是什么时候？这两年，父亲自己倒是去过台湾、新疆，但都是她去旅行团报了名，父亲独自出发。她搬出去跟陈鹏远同居后，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半径，父亲也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但这次，父亲却早早开始准备起来，上网查资料、听俄罗斯民歌，她也没太当回事。周末她回家吃饭，楼道里遇见邻居，跟她说，你要带爸爸去俄罗斯啊！真是厉害。
她厉害么？她点点头侧身走了。那天父亲做的是炝锅鱼，她最喜欢的菜之一，但失了手，辣得两人掉眼泪。她放下筷子，让父亲也别吃了，伤胃。父亲像没听到，把她剩的半碗米饭扒拉进自己碗里，吃得满头大汗。她擦干净鼻涕、眼泪和汗水，问父亲，你前两天听的那首俄罗斯民歌叫什么来着？
父亲站起身，手机很快响起旋律。她听了一会儿说，那就去吧。父亲没听清，问，啊？她摇摇头，跟着哼了一句歌曲的旋律，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好歹，旅途开始了，带着抽象的意味，投影在她的身体上。大巴车载着他们沿莫斯科河往前走，手机地图里闪烁的蓝点显示他们在城市里爬行的痕迹。陌生人们拥有共同的旅途终点，时间进程也被设定，一切将结束于五天之后。完美的出逃。
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就像填入境表时，父亲认真看她写英文，其实多半是拼音。父亲小心把入境表夹进护照，又仔细看起护照来。跟她已快没有空白页的护照不同，父亲的护照是崭新的。
她没法开口跟父亲说什么，多半是羞愧。或许她在等候时机。飞机上密闭相处的时间里不行，新圣女公墓的阳光和阴影下不行，克里姆林宫围墙与卫兵的包围中不行。他们滑过这些空间和时间的表面，前方有什么隐隐在呼唤他们。
昨天，抵达谢列梅捷沃机场时已入夜，大巴车拉着一团人往城里去。导游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迎接他们。并不动听的歌声从麦克风传导至头顶的喇叭，再被窗玻璃回弹进车内封闭的小世界。零星灯火闪烁，俄文字母确认着异国的身份。父亲暂时拘谨着，并不像其他团员一样在导游的带动下跟着唱歌。也许只是累了。先飞到乌鲁木齐，从乌市出境飞莫斯科。折腾了十来个小时。
现在，父亲在团友众目睽睽下跟她争吵再和好后，反而松弛了。早早暴露出他们的身份，突然争吵，又很快和好，内向的父亲一开局就亮了底牌。在导游的领唱下，父亲唱起《喀秋莎》：“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车窗外偶尔闪过教堂的金顶，天空阴沉。上午参观完列宁墓后，导游带队去天使报喜教堂。东正教圣人们的骨殖装在镀金的骨匣里，在枝形吊灯和烛台的光影间沉默。地板华丽，燧石、玛瑙和碧石像要隔绝尘世的哀喜。中国人对此并无感知。不远处，列宁的遗体在昏暗光线中被士兵守护。她和父亲放缓了步伐，转山一般绕着列宁凝视。
她对着父亲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父亲应道。
……
郭爽，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出版《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获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诚品年度最期待作家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