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政府，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各个部门都在安排撤离。然而，有3名军统特务却不愿跟随国民党军离开，就这样留在了大陆，隐姓埋名生活了64年。

直到2013年，3人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相约见面。此时的3人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次见完面，有生之年不知还能否再相见。3人一致决定要拍一张合照。随着“咔嚓”一声，3人此次珍贵的会面被永远定格。

三位老人

当有人问他们当年为何不愿离开大陆时，他们如是回答：

“宁恋故乡一捻土，莫恋他乡万两金。我一定要留在这里。”

“我年迈的母亲每天都会在门口等我回家，我不能抛下她，就这样离开。”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家乡是我唯一的眷恋。”

在时代的洪流中，任何人都做不到独善其身。然而，当面对抉择时，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家乡故土就是他们最后的底线，他们宁愿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

他们是谁？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坎坷遭遇？留下来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战争年代，有口饭吃，已是最大的幸运

三人见面后，尘封已久的往事，像一帧一帧发黄的老电影按了播放键，开始缓慢地上演。

据王庆莲同志诉说，她是浙江江山县人。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母亲还是靠着微薄的收入，一直供她读书，直到日本侵略者入侵了她的家乡，让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家雪上加霜。

王庆莲

王庆莲动情地说道：“1943年，军统来我的家乡招人，那年我15岁。因为战争，我的学业也无法继续。但是，找活计谈何容易，我和母亲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

回忆起当年的辛酸，王庆莲哽咽了，稍微顿了顿后，她继续说：“为了维持一家人能够活下去，有口饭吃，母亲就让我去参加特务考试。没想到，我一考就考上了。”

“随后，我先被安排到了磁器口造纸厂，每天就是打印文件。后来才被调到译电科做译电员，工作内容是，把截获的电报翻译出来。这份工作不像那些体力活儿，每天只要坐在那里，翻译电报就行。”

“而且，还不用冒生命危险，拿枪杆子上战场，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在那时也称得上是‘高薪’了。所以，关于军统的性质，我根本没有深入去研究过。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一份既稳定，工资又高的工作维持生计，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到底何为军统？

民国时期，军统是国民党为了能快速准确的掌握信息，设置的情报机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身是国民党党团组织复兴社下属特务处。它的性质相当于现在美国的CIA。

戴笠

军统的主要负责人是戴笠，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务人员有50000多名，还能自主派遣军队。因此，大家都称戴笠为“特工之王”。

除了人多，权利大，军统的福利也很好，这也是王庆莲选择一直在译电科翻译情报的主要原因。

军统局对待职工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不仅能拿高薪，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军统局也会帮着解决。所以，在这里工作的职员，基本都非常竭尽全力，非常认真负责。

其中，在军统局，负责收发情报的都是些没有权利的小职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收到的情报翻译一下，再分门别类发给其他主办部门。

通常，情报会根据机密程度和是否紧急进行分类，白色是一般情报，黄色是速件，红色是最速件，紫色则是最机密的。

王庆莲在军统局就算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小职员”。王庆莲说：“为了生计，我对这份工作没有其他要求。而且我读过书，根据不同的密码本破译电报，我很快就上手了。”

说到这里，王庆莲说起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当年，在译电科工作的职员都是江山县的，大家说的都是江山家乡话。有一天，来了一名共产党，因为听不懂我们说的江山话，最后只能无功而返。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原来是戴笠为了防止其他人来探听情报，专门招收江山县的译电员。”

王庆莲在译电科工作了3年。期间，她破译了有关日本侵略者的情报有800多种，为抗战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戴笠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时不幸罹难，飞机坠毁在南京附近。王庆莲就在此时离开了译电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她在译电科的同事来找她，让她也去台湾。然而，王庆莲却拒绝了。

对此，王庆莲说道：“我的母亲年纪大了，生活习惯都没法再改变，而且也经历不了长途奔波。母亲辛苦将我拉扯大，我不能为了自己，在这个时候离开她。”

后来，在党政府的安排下，王庆莲到江山县粮食局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也归于宁静。王庆莲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退休后，儿孙满堂，王庆莲也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王庆莲和其家人

最后，王庆莲动情地说：“感谢共产党，给我安排工作，我才有了之后的幸福生活。当年我选择留下，是对的！”

因为热爱，所以无畏

王庆莲为了有口饭吃，误打误撞才去做了军统的特务。祝仁波与之相比应该是幸运的，毕竟，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真正的热爱。但是，把“幸运”用在祝仁波身上好像又不太贴切，他的身世比王庆莲更加坎坷和曲折。

祝仁波

祝仁波1922年出生，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年幼无知的他，就经历了父母双亡、家庭破碎的沉重打击。他小小年纪只能找一些收童工的地方，靠力气赚一点生活费。

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已经是老人的祝仁波眼睛里噙着泪，他说：“不管怎样，我还是长大了。后来，在姐夫陈一白的帮助和推荐下，我就去了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虽然对刚接触通讯技术的祝仁波来说，自己对通讯只是略懂皮毛，但却架不住自己喜欢。“因为可以学习通讯，那段日子真的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

如果祝仁波自身是一匹千里马，那陈一白就是他的伯乐。

当时，陈一白在浙江警官学校当教官，当他看到祝仁波刻苦学习的样子时，就知道祝仁波一定会学有所成。

陈一白

陈一白作为数一数二的电信专家，不仅给了祝仁波很多鼓励，而且还帮助他理解晦涩难懂的电信知识。看到陈一白如此帮助自己，祝仁波对他说：“虽然我现在的成绩有点儿落后，但是我一定会赶上去的。”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陈一白也对此深信不疑。后来，祝仁波的成绩果然赶了上去，而且一直名列前茅。

祝仁波像是一块吸水量极大的海绵，迫切吸取更多的专业知识。随后，祝仁波又学习了难度更大的机务内容，不仅需要学习物理和微积分，还要学习英文，因为发报机是从国外采购回来的。

强烈的热爱加上勤奋苦学，祝仁波也很快就掌握了机务精髓。

当说到他是什么时候进入军统局时，祝仁波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那是淞沪会战之后，我进入了军统的第四处第二科，负责为那些接收电报的职员制作和修理发报机。”

“大家觉得制作和修理发报机属于幕后工作，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日军的轰炸下，冒着枪林弹雨完成的抢修任务。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死定了，但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祝仁波和工作人员

后来，军统的机要人员撤离时，祝仁波毅然地选择留了下来。问其原因，老人思索了好久才说：“有一句话特别能表达我的想法：‘你问我为何总是噙满泪水，那是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自幼父母双亡，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舍不得离开。”

选择留在大陆的祝仁波，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在那里，他靠着之前所学的电信知识做起了生意。有了一定积蓄后，在朋友的介绍下，祝仁波娶妻生子，享受这平凡生活里的幸福。

然而，幸福的生活短暂得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由于祝仁波在军统的身份和工作职位特殊，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隔离审查。一朝锒铛入狱，妻离子散，陪伴祝仁波的，又只剩下脚下的这片土地，和他热爱的电信。

祝仁波说：“只要我的双脚能踏在这片土地上，做我喜欢做的电信，我无悔亦无憾。”

10年劳改结束后，由于祝仁波精湛的通讯技术，改造的农场继续将他留用了16年。

1980年，孑然一身的祝仁波获得自由，在政府的安排下，于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虽然被审判被劳教，但祝仁波却满怀感恩，他一脸知足地说道：“就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还在这片土地生活，还拥有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我感谢党，感谢新中国。”

祝仁波和工作人员

2013年，等到相关部门找到祝仁波时，他显得异常激动和高兴，急不可耐地想与其他两位老人见面。也许在祝仁波的内心深处，只有和他同样经历过残酷岁月的王庆莲和戴以谦，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想要留在大陆的心情吧！

祝仁波的一生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孤苦无依。然而，他从未一刻有过放弃的念头，他内心的坚定与强大，让他的一生虽然有过坠落，但也不失斑斓。

2019年10月9日，祝仁波老人溘然长逝，享年98岁。

身份最特殊的特务

与祝仁波和王庆莲的坎坷身世相比，戴以谦是正统的军人出身，家境算是三人里面最优渥的。而且，他与当年的特务头子戴笠还有一层亲属关系，如果论辈分，他要喊戴笠一声“十叔公”。

戴以谦

战争时期，也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戴以谦被任命为军统局的机要参谋，不仅对重大机密事件有决策权，而且在生活中也处处被优待。

随着世事变迁，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职位曾经带给戴以谦多么无限的风光，如今也因此让戴以谦无法摆脱新中国法律的审判和制裁。

1958年，在老家务农的戴以谦被当地相关部门带走，经过审查后，戴以谦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对此判决，法官问戴以谦是否要上诉时，戴以谦淡定回答：“我无条件接受，毫无怨言。”

其实，当年的戴以谦只是为了抗日才去参的军。年少有为的他，很早就上过战场，打过日寇。他英勇无畏，奋勇杀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他与戴笠是如何相遇，并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机要参谋的呢？

戴笠和同事

戴以谦回忆说：“年轻的时候，心思灵活，也会说话。还上过战场，杀过日寇。到了1943年，刚刚18岁的我，就被提拔到了江西铅山，国军设立的一个办事处工作。”

“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叔公戴笠。当时的他，已经是国民党内的‘风云人物’，老蒋特别信任他，派他来江西视察工作，我们就这样碰见了。”

据戴以谦诉说，戴笠见到他，亲切地问他：“你这个小伙子，在这里干什么？”戴以谦就说自己刚被派到这里工作。

结果，不久，戴以谦的上级领导就接到了戴笠传达的命令。命令说，因急缺人手，现特将戴以谦调到军统局工作，请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做好工作交接。

要知道，军统局在当时可是国民政府极为看重的一个部门，不是哪个人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像戴以谦这样空降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去了之后也不是直接当的机要参谋，而是先去专门的特务培训班学习培训，结业之后，我又去了军统局的东南办事处工作。”

“也许是看我做事踏实，头脑又灵活，戴笠很快就将我提拔为他身边的机要秘书，负责各种重要的情报工作。”

戴以谦

看着戴笠一路直升，周围人很多都想求他办事，当时的戴以谦可以说是炙手可热。而对戴以谦极为器重的戴笠，面对戴以谦的需求，也会尽量满足。对他推荐的人，他大多都会采纳重用。

在戴笠的推波助澜下，戴以谦进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可以说，是戴笠成就了戴以谦。知恩感恩的戴以谦，一直忠心耿耿为戴笠提供情报，甚至在内战时期也依然跟随戴笠为国民政府服务。

后来，戴笠乘坐的飞机意外坠毁。紧接着，国民党被迫退至台湾，接连而至的噩耗，就像一盆冰冷的水泼到了戴以谦头上，他瞬时清醒。想到自己最初的初衷只是为了打跑日寇，如今自家人打自家人，实在违背了他本意。

当军统局的昔日同事都劝说他一起去台湾时，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两位老人

“想明白的我，去了北平，遇到了傅作义，我俩决定一起向共产党投诚。”如今已经年迈的戴以谦说道，“这真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如果不是这个决定，如今我也不会被党政府这样优待，住这么好的养老院，每个月还能领补贴，我感恩啊！”

接受判决的戴以谦，刑满释放后，妻子已经改嫁。此时的他，无依无靠，年纪大了，又体弱多病，如果没有党政府的关怀，或许戴以谦的晚年比祝仁波和王庆莲都要凄惨。

戴以谦的一生，是成也戴笠，败也戴笠。不过，就如他自己所说：“《西游记》里，唐朝皇帝对即将西天取经唐三藏的说：‘宁恋故乡一捻土，莫恋他乡万两金’，我知道去台湾可以受到庇佑，也可以免受责罚，或许还能生活得更好。但是，即使那里再好，终究不是我的家啊，这里即使没有一个跟我有血缘的亲人，也是我最牵挂的地方。”

孤寡老人戴以谦住进养老院后，工作人员怕他孤独，总是跟他聊天。有一次，无意中说到在军统局当特务的事，戴以谦觉得，当年肯定不止他一人选择留在大陆。他说，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跟他一样，当年在军统局工作过的人，有生之年好想见见他们，叙叙旧。

在各个相关部分的帮助和协调下，很快，就找到了祝仁波和王庆莲这两位军统特务的消息。

两位老人

2013年10月，一个惠风和畅的上午，3位老人纷纷出发去相约地点碰面。

虽然当年同为特务的他们从未谋面，但是，经历了岁月变迁后，如今面对同样的身份，他们之间无形中搭起了一座默契的桥梁。3位耄耋老人碰面后，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样，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诉说着自己当年如何身为特务，又是如何走过这些年。个中滋味，用言语是无法完全表达出来的。旁边陪同的工作人员将他们的对话一一记录了下来。

临走时，3人一致要求旁边陪同的工作人员为他们照一张合影，以纪念这次跨越几个世纪的约会。

周国平说：“信仰是一个人内心的光，它照亮了人生的路。没有信仰的人犹如在黑暗中行路，不辨方向，没有目标，随波逐流，活一辈子也只是浑浑噩噩。”

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王庆莲、祝仁波和戴以谦，3位老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以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命运的裹挟，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信仰，死守不离开家乡的底线。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等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他们这种“越是苦，越是坚韧”“越是艰难，越是坚守”的精神，即使经过多少岁月蹉跎，依然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