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卓然、聂荣臻、刘伯承、林彪、杨尚昆、李富春等人聚集在一起召开遵义会议。

召开的前提是反动派不仅造成了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且已经摸清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红军一方面面临的是保不住眼前的革命根据地，如果还要遵守李德、博古、王明等人的错误领导，很可能共产党和红军将会全盘覆灭。

在这个危急关头，周恩来、朱德等意识到必须终止左倾错误，紧急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之前一直被隔离在领导班子之外，而且受到李德等掌握领导权的同志的排挤。就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处境还是非常艰难，最终是那关键一票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但就是这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权，挽救了党，挽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挽救了中国。

那么究竟是谁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这关键一票？

毛泽东被边缘化：红军危在旦夕

熟悉历史的我们很清楚最终毛泽东同志带领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推翻了三座大山，然而历史正在进行的那段岁月中，毛泽东早期同志在组织里的处境非常不好，甚至受到部分同志的排挤。

为什么会受到排挤甚至一度被封锁发言权？

这要从共产党的建立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共产国际在早期的中共展开的各类革命运动中都投入了一些金钱。也因为中共是在沿着十月革命等已经成功了的苏联等共产主义者的经验上进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在摸索、借鉴的过程中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牵制与干预。

那造成的结果有好有坏，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比如蒋介石在反革命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征兆，但是当时是共产国际在当中共的家。这就导致了中共所遭受的惨剧，共产国际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陈独秀被排除出中共中央，他的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他也意识到一些问题，他实际上并没有“一票否决权”。他拒绝参加中共六大，因为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陈独秀很不解。

他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陈独秀在看到很多同志们无辜牺牲后，历尽千帆后，他看清了问题的本质：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由中国人来领导，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人。

可惜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几年，中共依然受到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和干预。但毛泽东同志也在摸索和失败中明白了，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掌握。

1931年赣南会议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拿下了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政治局委员席位，推举王明上位。王明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并且取消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苏区领导人职位，取而代之的是项英。

共产国际和王明之所以要让毛泽东同志退出领导班子，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没有去过苏联没有参加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说白了，就是王明的思维和共产国际在一条线上，毛泽东的思维则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当时的国情。王明的思维脱实入虚，毛泽东的思维是符合实际的。

思维的不同带来思维的碰撞，火花四溅。如果是学生时期，思维观念不同也许还会惺惺相惜相互借鉴、学习，但是在革命运动中，思维的不同是会引向巨大的冲突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旦某次运动失败，就意味着有同志牺牲，意味着离目标越来越远。所以王明对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认为毛泽东的思维观点是错误的，对组织不利。

当王明和共产国际认为他们的思维绝对正确的同时就不可避免认定毛泽东思维是绝对错误。所以毛泽东被排挤出了领导班子，在这次会议之后。

但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并没有被完全架空，因为随着反动派的五次反围剿铺天盖地，项英的指挥能力露出了短板，所以又让毛泽东到前线指挥红军的战斗。对比之下，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能力确实是超出常人的出色，大家都看在眼里。

可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开始膨胀了，他真的以为反围剿的胜利是自己领导得当的缘故。所以他提出要去围攻大城市，像苏联的十月革命学习。

毛泽东一听就知道不可取，顾顺章叛变之后，党组织从大城市转到农村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根基薄弱。说难听点，压根没有基础。贸然去解放反动派势力最强的大城市，不能说以卵击石吧，但至少是极大的冒险，可红军目前的处境哪里还有冒险的成本？

王明在会上提出了解放大城市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并且给出了充足的论据。但是，此时此刻已经膨胀了的王明是听不进去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之前就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没有见过大世面”，带有偏见吧。如今，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更加不好，从偏见变成了对个人的人身攻击。

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就在1932年年初，毛泽东对同志们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就大概率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且客观。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不仅没有被听进去而且被严厉批评，顾作霖等人认为日寇会先去攻打苏联而非全面侵华，言辞激烈且一点情面也不留。毛泽东很无奈，大家沟通意见，每个人的思维天花板都是不一样的，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想要说服其他人其实是很难的，除非是他的论点被验证了。但是眼下，他如何给大家证明自己的揣测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观点没人赞成，也没人听，他也没有领导权。加上有段时间得了疟疾，所以提出休息一段时间。王明、项英一听正好，让他去山上休息。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也被架空之后，蒋介石亲自上前线，带来了一百万的国民党部队，就为了全面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王明依然照搬苏联的经验，第五次反围剿就在他的指挥下失败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依然上前线出谋划策，他给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代表李德沟通战术，然而李德也好，王明也好，都嘲笑他是农民暴动出身，只懂游击战不懂大兵团作战，永远不懂什么苏联红军的战术。

当红军已经面临巨大失败的时候，李德、王明、博古居然想到了和反动派“同归于尽”，毛泽东眼看着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可是他的意见是不被领导班子采纳的，他多次心痛到仰天长叹。

同归于尽？这个词是可以乱喊的吗？只有红军的有生力量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革命才有希望，明明可以活下去为何要因为错误的指挥白白牺牲那么多红军战士们的宝贵生命？为什么革命还没有成功就想到与敌军同归于尽？可是目前来看，敌军不可能跟红军同归于尽，明明红军的处境更危险。

眼下的红军危在旦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朱德等人意识到必须要召开大会讨论一下，红军该何去何从？红军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中国的革命究竟该谁说了算？

遵义会议上，他投下了关键一票

1934年，毛泽东因为疟疾还在养病，遇到了受伤留在一处的王稼祥同志。王稼祥看到毛泽东非常高兴，嘘寒问暖一番后，王稼祥直接问：“毛泽东同志，你对眼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沉默半天，也许是他发言被打击了太多次吧。这一次，他反问王稼祥。

王稼祥是个直性子，他直言：“不能再让李德、王明他们继续指挥下去了，不然就完了。”

王稼祥

毛泽东继续问：“那你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摆脱险境？”

王稼祥回答：“我没有想到破局之法，所以想请教你的看法。”

毛泽东一听，心里有数了，王稼祥这个人是能听进去不同意见的。他就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都讲了出来。

王稼祥越听越激动，兴奋地说：“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毛泽东同志继续说：“蒋介石已经预判到我们下一步的行动了，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我们还是往里钻，后果不堪设想。”

王稼祥说：“我也知道这个情报，但是博古他们一意孤行，如果不改变路线，那中国革命还有未来吗？”

他们两个越聊越深，讲话越来越直接。他们都意识到了如果还按照李德他们的指导方针继续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就完了。

越谈到后面，毛泽东越心痛无奈，“可惜，我改变不了眼前的局面”。

王稼祥看着毛泽东，“你能！现在很多同志都赞同你的意见，你之前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许当时我们不这么认为，但现在经历的惨败验证你之前的高见”。

末了，王稼祥告诉毛泽东：“我和政治局一些同志交流过，他们很赞同你的建议。这几天，我会继续跟其他人交流。我们危在旦夕，不能再拖拖拉拉。”

王稼祥果然和政治局其他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把毛泽东的方针和建议都据实已告。越来越多同志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能够带领大家脱离险境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也进行了交流，大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王稼祥又和聂荣臻讲了毛泽东的战略意见，聂荣臻这个时候正在养伤，他一听很高兴：“早就该让毛泽东同志上去领导了。”

遵义会议召开前，组织先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探讨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是不是可取，是不是应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应对目前的困境。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应该采纳毛泽东建设性意见。

这次紧急会议召开后的几天里，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周恩来等同志极力主张要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方案，毛泽东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李德、王明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可是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反对无效。

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避开了蒋介石早已安插在湘西的敌军，反而解放了遵义。毛泽东正确指导让众人意识到拿掉王明、李德的指挥权刻不容缓。

于是在1935年一月五号，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时，避重就轻且把失败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上。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听，心里很有数。

实际上，召开会议不是为了批评李德、博古和王明等人，而是要给中国革命找个出路，解决眼前的险境。但是博古等人的态度，更加让大家意识到，最高领导是必须要换人了。

博古发言后，张闻天和周恩来站起来阐述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看法，明确指出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了失败。李德等人的脸色非常不好看。

接下来毛泽东同志站起来表述自己的看法，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战术得当实事求是，但是第五次是因为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想法才导致的失败。

然后毛泽东把五次反围剿的战术一点一点讲得清清楚楚，说王明等人的战略指挥是防守的时候很保守，进攻的时候太冒险，撤退以逃跑为主。

毛泽东的发言就把两种路线的对立完全挑明了。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必须要为了中国革命能够转危为安选择一条最适合红军的道路。只是大家很难做那个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意见和主张的人，一时之间没人发言。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了！

“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见，以前他多次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没人听。如果早点采纳，也许我们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

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稼祥身上。王稼祥接着把他对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目共睹，在危急时刻他提出的你们都不听，就是因为不听，所以导致了失败”。

王稼祥讲话讲话直接得不能再直接，他批评某些人的指挥能力是脱离实际的，只知道遵守教条主义，完全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

王稼祥这话一说，李德立马抬头了，他晓得说的就是他，投去了不开心的目光。但是王稼祥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所谓了。他继续说：“李德一个人掌握了领导权，听不进去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而且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还会受到惩办和压制。这种领导方式给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

王稼祥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最后他表示：“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切实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经验和国情，他虽然没有去过苏联，但是不代表他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革命，他才是最懂中国革命的人。必须要由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我们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实现革命目标！我建议，现在就该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让毛泽东同志搞军事指挥，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的发言掷地有声，如同平地响起一声雷。因为王稼祥发言在前，刘少奇、彭德怀、朱德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的意见，而且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给组织带来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