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义乌佛堂人，1922年出生，1942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77年，1982年离休。 爱好剪纸，曾获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一级剪纸艺术家称号、浙江剪纸艺术终身荣誉奖，被誉为“金华第一剪”。

讲述 王风

主笔 牛牛

6月30日，我刚过完100岁生日，比党的百年华诞早一天。

上个月，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来看望我。

袁书记称赞我，离休后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说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不仅是金华的宝贝，也是浙江省的宝贝。

袁书记属虎，我送给他一副，我1998年创作的“老虎”剪纸。

金华城很多认识我，是因为剪纸，大家称我为“金华第一剪”。

我却很少张扬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义乌从事秘密的地下党工作的事情。建国初期，我还担任了义乌县佛堂区的区长。

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01 一颗炸弹，在人群中爆炸

1941年4月17日，大晴天。

早上8点，我在安头村小学给孩子们上课，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声音，和打雷一样。我很奇怪，太阳这么大，哪来的雷声？

紧接着，“哐”一声很沉闷的响声，像空煤油桶砸在地上。

9点半，路上一排排的死人，从佛堂镇的方向抬出来。

路过的人说，日军的飞机来了，炸弹丢下来，在人群中爆炸了。

安头村离佛堂镇4里路。10点，我赶到佛堂镇。

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

那是一条江边的路，尸体已经抬走了。

地上坑坑洼洼的，像一只只破碗，盛满了血，暗红色的。血不断往外溢，顺着江岸流到水里，把江水染成浊色。

岸边的杨柳树上，还挂着人的肠子。

这天，是佛堂镇集市的日子，镇上人山人海。日军的飞机来了，大家没来得及逃跑，炸弹就丢下来了，当场炸死120余人。

才过了两个礼拜。

5月4日，大晴天，日军的飞机又来了。

我在家劳动，远远看到四架飞机，在佛堂镇上空。

老百姓怕了，一听到飞机声，就四散而逃。

这几架飞机很厉害，像悬停在半空中一样，直直往下面丢炸弹。有人说，这是日本向意大利买的飞机，很先进。

这次轰炸，炸毁房屋80多间，佛堂镇一片废墟。

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毁。我恨啊，想去抗日打鬼子。

佛堂镇曾驻扎过一支国民党部队。

表哥带我去看过。他们吃掺着沙子的糙米，个个面黄肌瘦。

很多士兵，身上长虱子，生疮流脓。一场痢疾，就死了两百多个兵。

据说，一个士兵死了，只要名单一上报，就能拿到15块的丧葬费。

他们把尸体抬到荒山上，挖个坑就埋了，钱进了当官的口袋。

大官们带着姨太太，整日搓麻将。中下级军官，带着勤务兵，到河边用手榴弹炸鱼。未没见过他们军事训练。

这样的部队如何抗日？

我回到家，拿起一块木炭，在墙上画了一匹骏马，写上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2 他没说什么，就带了几本书

我接触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个巧合。

1942年5月，义乌沦陷，家中断粮了。为了换粮食，我挑着家里刚收获的一百斤油菜籽，到离家不远的赤岸镇上卖钱。

到赤岸镇没多久，过来了一个人。

一米六的个头，身材肥胖，头滚圆。

他叫冯耀奎，是当地有名的恶霸。

儿子冯在光，是奉化县的警察局局长，奉化是蒋介石老家。冯耀奎仗着儿子当官，干了很多坏事，老百姓很痛恨他。

冯耀奎在镇上有油坊，酒坊。

见我的菜籽油颗粒饱满，冯耀奎便说，这些他全都要了。

我把油菜籽挑到油坊，准备和他结账。

冯耀奎拿出一张壹百元的伪币（南京汪伪政府发行的）。

百元伪币，面值过大，普通百姓根本用不出去。

我说：“能不能给（面额）小一点的钱？”

没想到，冯耀奎不但不换，还骂我：“脓包，有钱用不来的笨蛋。”

我说：“你不给我换，我就不卖了！”

我挑起担子，准备离开。

这时候，冯耀奎过来抓住我，说：“这由不得你！”

他抬手扇了我一巴掌，把我鼻血打出。

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抄起扁担朝冯耀奎打去。两人缠斗在一起。

老百姓围上来，对着冯耀奎指指点点，说他欺人太甚了。

在众人的压力下，冯耀奎拿出10张拾元伪币，往地上一丢。

我蹲下来，把钱一张张捡起来，在手里叠好，朝冯耀奎离开的方向说了句：“等着吧，以后会有人来收拾你的。”

巧的是，这一幕被朱恒卿看见了。

朱恒卿是永武（永康、武义）地下党的负责人，看到我与冯耀奎争斗，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就派朱西行来找我。

朱西行，是我的小学同学。

他来我家，也没说什么，只是带了两本书给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我全部读完，觉得太过瘾了。

1943年春，我去看望表哥和同学，他们已加入金萧支队第八大队。

他们穿着新四军的灰军装，雄姿英发，在田野上训练。我既羡慕又激动。

回来后，我和朱西行说，我想去参加“八大队”。

朱西行劝我说，你父母年纪都大了，你是家里的老大，是顶梁柱，你参加八大队可以，但得为你的父母考虑一下。

他又说，想抗日的话，其实还有个办法。

03 守坟，砍柴，上学

我住的地方叫“麻雀蓬”，是个坟庄。

父亲叫王三德，在田心村有四个舅舅。娘舅们家境贫寒，没娶老婆。于是，在父亲小时候，太祖父就把父亲过继给舅舅。

父亲长大成人，四个舅舅相继离世，留下了两间老宅。但父亲赌博，为了还债，以三百块银元的价格，把两间祖宅当了。

我原名王初章，1922年出生。我3岁时，一家人搬进了坟庄。

坟庄是王氏家族的。祖上留下十六间房，我们住进去时，只剩下东西各五间，且二楼的楼板都不见了。北面的房屋，只剩下木架和屋顶。

坟庄东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石桥。过桥就是墓地，有上百座坟墓，松树林立其间，松树粗大，要两个胳膊才能抱住。

整个坟庄上下，只有一张木床，是老祖宗留下的。木床上有顶，挂着一顶蚊帐，上面一百多个补丁。

父母睡木床，我找两条凳子盖上木板，再铺点稻草当床。

夏天“蚊子市”（蚊子多的像赶集市），太阳一落山，蚊子密密麻麻飞出来了。我早上去割艾草，一天就晒干了，晚上点着熏蚊子。

冬天跳蚤多，我拿着被子到石桥上，拿一根竹竿敲打被子，跳蚤一只只掉进水里，小鱼浮到水面上来吃。

我们一家人住在坟庄，一边守坟，一边靠开荒、种地、砍柴过日子。

父亲砍柴，早上出发，走十几公里去南山，晚上才回来。第二天，他再挑着柴，去佛堂镇上卖。这样一趟接一趟，周而复始。

父亲天生一副好嗓子，会唱婺剧“大花脸”。山上砍完柴，休息的时候，他就要喊上两嗓子。声音可以传到对面的山头上。

锣鼓班会请他去唱戏。但父亲不识字，不懂戏文的意思，只能学个声。在台上，唱到一半忘词了，他就咿咿呀呀，乱唱一通。

父亲觉得读书太重要了，自己再苦再累，一定要让孩子掌握文化知识。

我7岁时，父亲把我送到溪西村一家私塾念书。

进私塾要拜孔子。先生把他的书箱放在台子上，我拜了下，就算拜过孔子了。

9岁，我到赤岸镇双岩小学上学。

冬天很冷，没鞋穿，我两只脚上长满了冻疮，烂的连筋都看到了，白白的一条。

父亲采来金樱子的根，熬水，给我擦洗。

有一次，我在校图书馆里看到一本窗花样本，被里面的图案吸引。回家后，我就模仿书上的图案来剪。

我坐在门槛上，一把剪刀一张纸，可以玩很久。

04 日军像青蛙一样飞上天

1943年，在我向朱西行表达了想去“八大队”的想法后。

朱西行和我说，“麻雀蓬”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非常适合隐蔽。他劝我留下来，留在家里，同样可以抗日。

后来，朱恒卿和朱西行，他们经常带人来我家，借宿、开会。我和父母，不但给他们站岗放哨，还烧茶做饭，接待他们。

大家都称我母亲为“革命妈妈”。

义南区委书记黄潞，女的，一米七的个子，比我小两岁。每次她来坟庄借宿，父母都会让出木床，让黄潞睡床上。

金华特派员陈雨笠，义乌特派员江征帆，八大队的季鸿业，他们都曾在坟庄里住过，当然，身份是保密的。

每次有共产党来，父母也不多问，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的。

1943年下半年，我接到一个任务，数日军的车辆。

日军占领赤岸镇后，在赤岸镇上建起了一座炮楼，留下一个联队的兵力驻扎在赤岸。每天都有卡车，运载着士兵，在佛堂镇与赤岸镇之间往返。

公路上有座石拱桥，弧度很大，卡车开不过去。

石桥离“麻雀蓬”不远，日军就来墓园砍我们的松树。上百年的松树，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就这样被他们砍了。

他们把树架在石桥上，搭起了一个木架子，车从上面过。

我家有两只羊要放。早上我把两只羊牵到山顶，羊管自己吃草，我找块石头坐着，远远地盯着公路，等日军的车来。

11月28日，傍晚，坟庄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是附近村的。

三人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也没多问。他们在坟庄休息了一会，没有过夜，当晚就离开了。

第二天，我出去放牛，弟弟（王初汉）在路边割草，日军的卡车又来了。

车轮压在木架子上，“轰”的一声，地雷爆炸了。

卡车在半空中翻了一圈，几个日本军人像青蛙一样，被炸上了天。

前天晚上来的三个人，是抗日游击队，任务就是来这埋地雷。地雷埋在桥东的木架子下面，我在桥西放牛，还好没有过桥。

爆炸后，离石桥最近的溪西村，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

这是日军常见的手段，哪里有反抗，他们就屠杀百姓，烧毁村庄。

一把大火，把溪西村烧个精光，五十多户住宅付之一炬，粮食、猪牛羊鸡全部抢光。五个老百姓被日军枪杀，其他人逃到山上，才幸免于难。

溪西村的老百姓说，只要能多杀几个鬼子，村子烧掉就烧掉吧，人还在就行了。

1944年10月，赤岸镇上已经没有日军了。

朱西行把我叫到赤岸镇，告诉我，他是中国共产党。在朱西行的介绍下，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情况特殊，没任何仪式。

入党后，我改名王风，开始中共地下党工作。

05 黄潞离开前，给我三个任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国共双方举行“重庆谈判”。共产党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八块革命根据地。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奉命北撤。

我，朱恒卿，朱西行等一批地下党员，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决定让我们留下来，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义南区委书记黄潞，个子高，形象好，在人群中非常醒目。

在前期工作中，黄潞的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成了国民党通缉的对象，组织上安排黄潞去湘湖师范读书了。

黄潞离开前，给我下达了三个任务：

1.深入金华师范，发展中共党员，开展中共活动；

2.查清以佛堂镇为中心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3.加强政治宣传活动，动摇国民党军心，争取他们弃暗投明。

省立金华师范学校，原址在金华城，日军打来的时候，迁到了武义。根据情报，1946年初，金华师范将迁移到佛堂镇办学。

这是一所国民党办的学校，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有，组织上要求我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在学校里发展党员。

我筹了一笔钱，在学校附近的鱼市街，开了间文具店。学生来买文具，我就有机会接触到学生，寻找发展对象。

以文具店为掩护，我发展了二十多位中共地下党员。

在金师打开局面后，我又安排徐英、肖丁、陈惠及等同志，对佛堂镇的特务组织，进行了摸底调查，报告给上级党组织。

但物价飞涨，小店难以为继，半年后文具店歇业。

1947年，我找了朱元书、朱荣炎两位恩师，让他们推荐我到雅西村小学教书。这样既可以维持生活，又能在佛堂乡下，继续开展工作。

傅亦僧，是当地的大地主，在雅西村有3000多亩土地，雅西村小学，也是归傅亦僧所有。

早年，傅亦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与孙中山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党国会议员。抗战开始后，他组织抗日武装“义南联防办事处”，担任主任。

傅亦僧对老师要求很高，经常换老师。老师教得过严，学生们不敢来上课。教得太宽，学习成绩又上不去，一般很难在那里久留。

但傅亦僧很欣赏我。他比我大三十几岁，我称呼他“老先生”。

傅亦僧说：“老已休矣，还是叫先生吧。”

1947年，我经朱元书老师介绍，认识了新屋田畈村的朱秀锦（原名朱囡囡），并与朱秀锦结婚。

傅亦僧担任了我们的征婚人，用他家的“被笼轿”给我迎娶新娘。

傅亦僧这样的名人，为我主持婚礼，说明了他对我的信任，这为我在佛堂地区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保护。

06 傅亦僧的不断试探

1948年，我因工作，离开雅西小学一段时间，请金师的地下党肖丁同志来代课。傅亦僧因此认识了肖丁，知道他是我介绍来的。

后来，肖丁在金义县当政府秘书时，地下党身份暴露，国民党在《东南时报》上刊登了通缉肖丁的内容。

傅亦僧看到后，拿着报纸来质问我说：你怎么认识肖丁的？此人参加共产党，已经被登报通缉了，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早有准备，便说：“我和他认识是1946年，我在佛堂镇上开文具店时，他经常来买文具，我们就认识了。我请他来代课，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傅亦僧“哼”了一声，走了。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傅亦僧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几个月后，傅亦僧为他的老婆办丧事。

出殡前一天晚上，傅亦僧家来了很多人。我一边打探他们的身份，一边编排了一首挽歌，教学生们歌唱。

没想到，这天晚上，“银戒指”向傅亦僧报告，有一支共产党部队经过义南，行军路线和第二天出殡路线相同。

“银戒指”是原“南联”中队长施瑞发展的一支特务组织。

成员佩戴一只刻有“安分守己”的银戒指，遍及佛堂、田心、赤岸、毛店等地，是一张非常庞大的情报网络。

得到消息后，傅亦僧调来三中队，加入出殡队伍。我得知这个消息，也带着学生，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后，观察情况。

出殡队伍浩浩荡荡，所有人穿着白衣，还有一百多名士兵护送，与我在《红色娘子军》里看到的“南霸天出殡”场面相似。

回来后，我把学生解散，一个人去傅亦僧家。

傅亦僧坐在沙发上，刚抽完鸦片，见我进来，他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十分严肃地和我说：刚才有情报说，共产党又回来了。

他一边踱步，一边像指挥作战一样，在空中比划：“就是来了也不怕，我已经叫人在各个路口防守了，共产党就是来一个营，我也不怕。”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傅亦僧跟我说这些，一定是想看我的反应。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傅亦僧演的“一出好戏”，可能根本就没有情报。

我说：“据我看，共产党没这么大胆。凭傅先生的威望，他们一定不敢来。他们昨晚不敢来，今天一样不敢来。”

听完我的话，傅亦僧又坐回到沙发上，一句话不说了。

1948年9月，济南解放。

傅亦僧的小儿子傅诚，从外地回来。他是国民党的军官，年龄与我同年，个头魁梧，体重180多斤，外号叫“老虎”。

有一天，我，傅亦僧和傅诚，在他家客厅外的院子里喝茶。

傅亦僧叹了一口说：“老蒋吃不住了。”

儿子傅诚说：“父亲放心，盟国（美国）有安排。”

傅亦僧摇了摇头，显然不赞成他的说话。

07 解放前夕，身份彻底暴露

1949年4月7日，在地下党的策反下，国民党自卫第三中队起义，投向共产党，编入金萧支队第八大队第三中队。

三中队起义后，佛堂地区还剩下一支武装，就是傅亦僧的家丁。

我和另一位地下党徐英同志，拿着缴枪证，去傅亦僧家缴枪。

这一下，我地下党的身份，就算彻底暴露了。

一进门，傅亦僧脸色铁青，瞪大着眼睛，与我四目相对。他哼了一声，朝我说道：“你们来我家，有何贵干？”

徐英说：“请你把家里的枪支、弹药交出来，支持我们的革命武装。”

傅亦僧不愿意交枪，三人在客厅僵持了半个小时。

最后，傅亦僧对我说：“赶快走吧，一中队马上来了，不走就来不及了。”（三中队起义后，伪县长郑慧卿调驻上溪的一中队来佛堂补防）

我意识到，要完成任务，必须趁热打铁。

从傅亦僧家回来，我马上向大队长季鸿业汇报。当晚就要行动。

季鸿业派人，抓到了一个傅亦僧的保镖，叫杨老五。

傅亦僧宅邸，戒备森严，四周都是高墙。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大门两公尺多高，门板厚重，下面有滑轮，只能从里面打开。晚上8点以后，大门关闭，门外还要上一道铁栅栏，只有小门可以进出。

晚上9点，行动队压着杨老五到南门外，让杨老五喊门。

里面人一听，是“老五”回来了，随即打开小门。四个行动队员鱼贯而入，控制住开门人，缴了他腰间的手枪。

开门的叫丁新灿，是傅先生的保镖，他大喊一声“傅先生”。

这下打草惊蛇了。

行动队员当机立断，举起“20响”，朝天上打了一梭子。

枪一响，包括傅亦僧在内，宅里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行动队员在“鸦片房”里找到了傅亦僧，又动员他的家丁，用“被笼轿”把傅亦僧抬到了第八大队的驻地，安置在毛店的定力寺。

暴露后，我也不能回雅西小学了。

我去定力寺探望傅亦僧，说：“傅先生，你受惊了。”

傅亦僧对我说：“季鸿业对我还是不错的，杀了只鸡给我吃。”

傅亦僧要抽鸦片，在庙里关了几天，他就受不了了。

十几支枪全部上缴。

第八大队一中队、三中队，与来补防的国民党自卫第一中队，在佛堂镇一家当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国民党部队被杀了个片甲不留。

佛堂镇顺利解放。

08 悬赏三百银元，要我王风的人头

1949年5月8日，解放大军解放义乌。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八专员公署颁发委令状，任命我为佛堂区区长。

1950年初，“清匪反霸斗争”开始。有土匪交代，冯耀奎私藏土匪。

冯耀奎的家人来找我，为冯耀奎的事求情，他们说，希望我不要记恨当年（卖油菜籽）的事情，放冯耀奎一条生路。

我只回了他们一句：“共产党人不报私仇。”

解放后，傅亦僧离开义乌，前往上海。

此时，吴山民已经在上海担任上海市长办公室主任，傅亦僧向吴山民请教出路。吴山民让他写一份自传，一式三份，由吴山民寄给浙江省政府、义乌县政府、田心乡政府。

义乌县把报告转到佛堂，我们经过讨论，对傅亦僧的评价是：爱国不反共，民主没行动。因此没有对他进行追捕。

1950年，傅亦僧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投亲。

佛堂镇一带的傅亦僧追随者认为，傅亦僧是被我王风下了枪，失去了反抗能力，不得已才亡命天涯的。

特别是我担任佛堂区区长后，公开了共产党的身份。他们把我当做要铲除的对象，还出现了悬赏令——王风的人头，三百块银元。

有一次，葛仙村的地下党送来情报，有一批土匪在葛仙村集结，手上拿着枪，晚上就要来攻打佛堂区政府。

当天晚上，土匪们来了，街道上挤满了人。

我带着干部们隐藏在区政府楼上，透过窗户观察下面的情况。窗台上，放着一排排手榴弹。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就往下丢手榴弹。

最后他们没有强攻，待了一会就作鸟兽散了。

1950年9月，上级党组织为了保护我，安排我去杭州，浙江省委党校学习。

我从义亭火车站上车。一上车，我就发现不对劲，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跟了我一路，还不停朝我的方向看。

我与火车上的乘警取得联系，一到杭州站，警察就对两人进行了抓捕。

经过审讯，他们承认自己是佛堂地区的土匪组织成员，任务是跟随我到杭州，伺机对我进行暗杀。所幸被我及时发现，又逃过了一劫。

09 朱西行被诬告，我党籍被停

1950年底，党校学习回来后，我担任义乌县团委副书记，兼顾佛堂镇工作。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我调到义乌三反办当副主任，王杰是主任。

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一位干部在南下过程中贪污。金额不大，但共产党人眼里容不得沙子。

我向王杰汇报后，马上找这位干部谈话，意思是，这是南下时发生的问题，暂时没法核实，一旦查清存在问题，你个人负责。

没想到，这个干部回去说：当地干部，老三老四。

1953年“肃反审干”。朱西行遭举报，说他有“叛党行为”，理由是朱西行在地下党时期，曾介绍过一个表弟加入国民党“三青团”。

举报人就是我找来谈话的干部。

朱西行在江山公安局当警察，遭到举报后，马上枪就被下了。朱西行的这把枪，还是我给他发的，德国枪牌手枪。

朱西行党籍被暂停，作为朱西行介绍的党员，我的党籍也被停掉了，理由是：叛党分子介绍的党员，不予承认。

我被调职，从三反办调到金华房管会当主任。

其实，问题几个月就查清了——地下党时期，朱西行介绍人加入三青团，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组织上是允许的。

朱西行的枪也还给他了，但朱西行和我的党籍，却迟迟没有恢复。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觉得气氛很难受，写了张大字报，主动要求调到农村去工作，我觉得还是和农民打交道开心。

我在雅畈大公社当副社长。1959年，安地水库开建，我任民工营营长，带领村民们一起去安地修水库。

刚开始，还出了点状况。

农民们挑担子，两个簸箕装满是200斤，挑到山顶给两块竹筹，装不满、差一点都给一块竹筹，凭竹筹去兑换工分。

有一次，农民把担子挑上去，发筹的小姑娘说，没装满，只能给一块筹。农民觉得装满了，应该给两块。冲突就来了。

小姑娘还被骂哭了。

带头的农民，是个一米八的大块头，我提出和他比挑担。

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从小上山砍柴，一捆捆柴从山上挑下来，力气很大。两个簸箕装满，两百斤的担子，我一下子就挑起来了。

一担担挑，十几担下来，大块头吃不消了。

大家都心服口服，工作也顺利进行了。

我因工作表现出色，被评上“积极分子”。省委组织部人事厅干部处的处长李满堂，在雅畈大公社考察，他发现了我。

了解我的情况后，李满堂说，你应该恢复党籍。

李满堂马上让我写报告，由他交到县监察委。

县监察委讨论了几次，都通不过，理由是：介绍人还没有恢复党籍。

我又申诉到地委监察委。监察委书记李子正是南下干部，了解我的经历，他亲自到金华县开会，督促解决王风的党籍问题。

最后结论是：叛党分子在叛党以前发展的党员，予以承认。

1961年，我的党籍终于恢复，这是比我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10 农民们都喜欢我的剪纸

1961年，我恢复党内职务，调任多湖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

我得过三次肝炎，第一次是在安地修水库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干，染上血吸虫了。用的药物叫锑，伤肝，我得了中毒性肝炎。

第二次是到了多湖公社，1969年发洪水，东盛村洪水决堤，我三天三夜没睡觉。得了黄疸肝炎，照镜子，眼珠子都是黄的。

第三次是病毒性肝炎，1974年，医院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好在医生们非常专业，把我抢救了回来。

1950年，我曾参与“打虎”行动，到金华福音医院，担任打虎队长。

金华福音医院，是教会办的医院，1910年建的，有一大批美国回来的医学专家。上级给我的指示是：要让他们惊醒，但不能打死。

在我担任打虎队长期间，医院一个人都没被打倒。后来，这批医学专家留在金华，都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医生。

在他们的“保护”下，我的肝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1971年，林彪事件结束后，要解放一批老干部。10月20日，我结束审查，在多湖公社担任党委委员，主管文教卫。

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之余，我又拾起了剪纸这个爱好。美好的农村生活，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

我看到农村一些年轻的赤脚医生，勤奋好学，东奔西走。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以他们为原型，创作了《乡村医生》剪纸作品。

还有《美餐一顿》，是我看到一只鸟在吃虫子，就把这个画面“剪”了下来。

农民朋友都喜欢我的剪纸，拿纸来让我剪。

他们喜欢喜鹊、蝙蝠等一些喜庆的图案。我随身携带一把小剪刀，空闲的时候，就剪出来，送给他们。

我最喜欢剪的还是大公鸡，“一唱雄鸡天下白”嘛。

还有农民朋友的饭盒，上面要刻名字。我把锯条磨成一个尖头，一个个帮他们刻。

现在，多湖村许多村民家里，还保留着我的剪纸和刻字作品，我很感动。

剪纸表达的都是美好的人或事，你对生活心存感激，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之处。题材好了，剪出来的作品也不会差。

11 离休后，我主要干两件事

1982年，我60岁，离休了。

第一件事，就是剪纸。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创作剪纸。

走到哪，我都揣着一把剪刀，几张纸。想剪了，就拿出来剪一剪。剪纸的时候，心变得很平静，很多事情也就想明白了。

1986年，金华老年大学开办，请我去做书画班的班主任。到1989年，老年大学又开办了剪纸班，让我去授课。剪纸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

2003年初，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市文联的支持下，我发起成立了市民协剪纸艺委会，有了组织，剪纸队伍逐渐壮大，金华的剪纸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剪纸是依托生活的一门艺术，我的作品也反映了国家的发展变化。

解放初，我剪《社会主义好》，赞美祖国。改革开放后剪《高楼万丈平地起》，表现建设的盛况。这一类作品还有《只生一个好》、《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创作了一幅《东方巨龙喜迎奥运》的剪纸，在《庆祝2008北京奥运会全国书画联展》中获得一等奖。

大家称我为“金华第一剪”，我总觉得惴惴不安，能让金华的剪纸艺术繁盛起来，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女儿王爱民和孙女王奕成了我的接班人，她们不仅自己剪纸，还经常到学校义务教授剪纸技术。看到剪纸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我非常欣慰。

第二件事，是种“木槿花”。

有一年，组织上派我给陈双田（全国劳动模范）当联络员，经过汤溪的一家照相馆时。照相馆的围墙里，露出一枝花，粉红色的，很好看。

秋天的时候，我又去这家照相馆，问主人要了几根枝条，回去往花盆里一插，没想到就种活了，我就开始“研究”木槿花。

木槿花喜欢阳光照射，不喜欢阴暗的环境，对温度的适应性很强。

我住的房子前面，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我种满了木槿花。

我不光种，还拿木槿花炒菜吃。木槿花吃起来黏黏的，带一点甜味。

2007年，我85岁了，老伴朱秀锦82岁，我们想住到养老院去。

子女们都很孝顺，让我们不要去，他们在家轮流照顾我们。

我和他们说，这是我的选择，我下定决心了，这次过去，就定在那里了。

到了养老院后，我把养老院的空地上，都种满了木槿花，随便大家采摘。谁想吃了，或者想拿回去种，就剪一点回去。

2019年6月16日，父亲节，儿子带我故地重游，去安地水库玩。

车辆缓缓行驶在湖边，湖水碧波荡漾，树木郁郁葱葱。

安地现在是“桂花之乡”，水库现在叫仙源湖，是继千岛湖、莫干山之后，浙江省第十二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让我惊讶的是，很多七八十岁的老百姓还记得我，见面就喊我“王书记”。

我想起1961年，我在安地当移民办副主任。

那是梅雨季节，大坝即将合龙，还有很多老百姓不愿撤离。

我带着干部们，踩着泥泞的山路，一个个村跑，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实在不愿离开的，我们帮助他们转移到更高的山上。还有一些老百姓，在我们的工作下，愿意搬离家园。

我站在半山腰上，远远地，望着老百姓们坐竹筏离开。

他们朝我挥手，呼喊着：王书记，王书记。

我也朝他们挥挥手，然后走去下一个村庄。

01 可爱的王老先生

前段时间，丑故事发了《在浙大30年，同事知道我的家世后，说我隐藏太深了》一文，讲述王尽美一家三代人的故事。

王风的儿子王爱国，看到文章后联系丑故事。王爱国说，王尽美的儿子王杰，是他父亲王风的老领导，父亲记性很好，王杰一家的名字，他都记得。

1949年，王杰刚到义乌，任义乌组织部长，兼团委书记，王风担任副书记。1951年，王杰任三反办主任，王风是副主任。

王杰常对王风说，你什么都好，就是不会写总结。

这是王风在地下工作时，落下的“毛病”。地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为了更好地隐蔽，工作期间，他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写过一天日记。

6月17日7点31分，我坐上杭州到金华的动车，去听王老先生讲故事。8点28分，我到达金华站。王爱国开车来火车站接上我，再一起去养老院。

王爱国今年67岁，也退休了。

退休后，王爱国常带父亲去故地重游，去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王爱国说，每次出去，父亲到一个地方，都能讲出一大堆故事。

王爱国和我说，父亲的经历很丰富，老爷子又喜欢讲故事，他就给父亲创造机会讲，正好我过来采访，也是让老爷子过过瘾。

在养老院，我见到了王老，王老和我握手，老先生的手很柔软。王老状态很好，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百岁的老人。

“王家小院”去年装修完。名字是王老先生取的，子女问为什么不叫“大院”，王老先生说，小了才能大，大了就不能小了

采访开始，王老先生说话有金华口音，我听不明白。王爱国就坐在边上，全程当我的翻译，王老说一段，王爱国给我翻译一段。

聊到坟庄与佛堂镇、赤岸镇的位置，王老用画图的形式和我交流。

王老记性很好，连90年前佛堂镇上一块钢洋换三十斤米，都记得清清楚楚。

中午，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王爱国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王老先生坐在后座。

到达目的地后，手机导航上的“林志玲”说：“到达目的地了，下次再见咯！”

王老先生，模仿志玲姐姐语气说：“再见咯！”

02 朱秀锦收到邓颖超的亲笔信

王风的爱人，原名朱囡囡，1925年出生于义乌佛堂镇新屋田畈村。朱囡囡的父母生了十二个孩子，四个夭折了，留下五男三女。

8岁时，朱囡囡被父母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18岁，因为遭婆婆毒打，逃回娘家，在其哥哥的帮助下，朱囡囡解除了与夫家的关系。

1947年，朱囡囡与中共地下党员王风结婚，由傅亦僧担任征婚人。傅亦僧说，新娘子嫁入王家后，做新人，走新路，建议王风给朱囡囡改名。

王风在得到朱囡囡大哥的允许下，给朱囡囡改名“朱秀锦”，寓意新娘秀丽端庄，两人的婚姻前程似锦。

在封建社会，妇女分娩只靠旧接产婆用土法接生，致使新生儿破伤风、脐炎、产妇产后出血、产褥热等屡屡发生。

1948年，朱秀锦产下第一个孩子，因患“脐带风”夭折，朱秀锦也得了大病，差点死去。1950年，朱秀锦参加“反匪反霸”等工作，由于工作辛苦，第二个孩子早产夭折。

1952年2月，朱秀锦进入金华卫校学习妇婴保健工作，学习“新法接生”。学习结束后，成为了一名新法接生员，当地百姓把她比喻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1952年，朱秀锦写了一封关于“新法接生”的工作汇报，寄给全国妇联。12月8日，朱秀锦收到了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的信。

邓颖超在信中写道：看到你的信，你由于从切身的痛苦中体验到妇女的痛苦，因而你在党与人民的教育下，以自己刻苦的努力，学会了技术，并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全心全意地为劳动妇女服务……希望你继续努力，成为中国的柯沙阔娃！

2001年，朱秀锦和王风把这封信捐赠给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经鉴定为邓颖超的亲笔，纪念馆将其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2015年，朱秀锦去世，享年90岁。

03 当兵前，与父亲告别

1954年7月，王风因“朱西行被诬告”党籍被暂停，调职到金华任房管会主任。朱秀锦陪王风一起到金华，在金华妇幼保健院当妇产医师。

12月，王爱国在出生。王爱国在家排行老二，上面还一个姐姐。

1956年，朱秀锦响应号召，精简退职。一家人只能靠王风的73块钱工资生活。困难的时候，朱秀锦就在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新法接生，一个孩子2块钱。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王风去农村工作，朱秀锦带孩子们在金华城。

王爱国说，小时候他很少见到父亲。仅剩的几次，都是深夜，父亲骑着一辆黑色的，上面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回家说不上几句话，就睡觉了。

父亲在他心目中，一直是非常威严的形象。

1967年，王爱国13岁。因父亲王风被关牛棚，造反派给王爱国定性为“不可教育好的子女”，王爱国读到小学毕业，就没有继续上学了。

辍学后，王爱国回到佛堂镇的外婆家，学习编麻。王爱国动作很快，一天可以做大半斤，送到供销社，可以赚七八毛。

1970年，王爱国回到金华继续读书，上初中，只读了一年，又下放到金华偏远山区，在农村待了4年。

1974年11月，王爱国验兵通过，要去当兵了。出发前，王爱国穿着绿色的新军装，回到金华，与父亲告别。

王风患肝病，刚刚抢救过来，在金华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

那是一间隔离病房，阳光从窗户外投射进来，王风坐在床上，安静地剪纸。

王爱国走到床前，和父亲说，他要去当兵了，让父亲保重身体。

附：王风剪纸作品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