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陵两冢 举世无双
文丨伍嘉祥
远离京畿的南方有座明帝陵？匪夷所思——明朝276年历史中有16个登过基、掌过权的皇帝,除了朱元璋的陵墓在南京、他的长孙建文帝没有墓葬、代宗葬在北京玉泉山，除此之外其余13个皇帝都魂归北京的明十三陵。何以远在湖北的钟祥又冒出座“明显陵”来？于是怀着满腹孤疑驱车1200多公里赶去看个究竟。
站在这座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显陵门前的外明塘边上窥见，那大红宫门、逶迤墙垣、龙形神道、宝城层楼，无不透着皇家陵寝的庄严气势，还有门前那块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为严嵩手笔，足见墓主人身份高贵显赫。放眼四望只见青山环抱，秀水绕行，顺着两边夹道苍松翠柏，一幅经典的皇陵画幅舒卷而去，1200多米长的龙形神道一路排开，望柱对峙高耸，前后５道汉白玉桥拱架在九曲御河之上，棂星门神道两侧列立狮子、獬豸、骆驼、卧象、麒麟、立马、卧马等石兽8对和文臣、武将石仲翁各2躯，全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形态生动决不亚于其他明清皇陵。再前瞻，更有内明塘水静如镜，大明楼、宝城墙仪态不凡，终目处便是巨大的茔城墓冢了，宝顶是一个郁郁葱葱荫蔽下的圆形土丘。典型的帝陵形制岂容置疑！
夕阳印衬在烽燹历劫仅余颓砖败壳的高大御碑楼萋萋蒿草与残碑断碣上，极具残缺美，堪媲圆明园残柱，实在撼人心魄。历经闯王之火、日寇之劫、文革之乱，棱恩门棱恩殿已废，但遗基上的断壁残垣、孤柱废础和琉璃影壁的凋零琼花、斑驳双龙，最是撩人以缕缕思古幽情。今人赋予这里的矫情粉饰甚少，西风残照、朱家陵阙，因而肃穆中带宽容，静美中见质朴，颓败中现真实，给人以更多的遐想空间。
登上大明楼环顾眺望，占地达600多亩的陵园一目了然，形势竟与其他明陵迥异：一是有前后两座宝城（茔城、墓冢），可谓“一陵两冢”；二是修筑了“内外罗城（围墙）”， 开后世明陵双罗城之先声；三是有深谙风水意念的内外两个明塘；四是先后设新旧两座大红宫门，且不在一条中轴线上。此等特点可谓明代陵寝之绝版孤例矣。为何明显陵建筑如此怪异、样样都“打孖（成双）来”？它是哪个皇帝老儿的长眠寝宫，竟如此特别？细究其由，正是我这次不惜千里寻古的原因。
徜徉在棱恩殿的废墟上，它那须弥座台基的简练精美石雕纹饰犹存，抚摸着虽已残缺发黯但雕刻技法甚为精湛且全是用汉白玉所凿的门券龙纹、云龙丹墀、散水螭首、祭台五供及回廊雕栏，回望着神道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铺设，我想象得到当年的富丽堂皇奢华气派。若然以之与前茔城孤独的藩王土冢相比，帝之高贵与王之普通，便立见分明，岁月的封尘始终无法湮灭那场血肉横飞的“皇考”之争。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那个建“豹房”遍括良家妇女和西域美女、纵情淫乐近乎变态的武宗朱厚照纵欲过度一命呜呼，尽管生前嫔妃如云，死后却无子嗣。谁是皇位的继承人？按明朝皇位嫡长继承制和兄终弟及的原则在皇族中挑选，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按顺序排列上推下选，最后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在湖北安陆（今钟祥）做藩王的兴献王朱佑杬的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其时朱佑杬已死）。这真是“冷手拾了个热煎堆”，15岁的朱厚熜就这样“一个不留神”捡了个皇帝来做。1521年3月，朱厚熜昼夜兼程屁颠屁颠地进京黄袍加身，这就是那个后来终日荒淫无度、乃至沉溺于用宫女的经血炼丹、差点儿被宫女勒死的嘉靖皇帝，是为世宗。
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父亲只是个藩王，他是作为其大伯、孝宗朱佑樘的继承人入继大统的，因此按礼法他该称大伯、孝宗为“皇考”。但朱厚熜既已为帝，自然想为老爸脸上贴金，力主其父称“皇考”， 只称大伯为“皇伯父”。此议一出，当然遭到遵循封建礼法和儒家礼仪的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强烈反对，由此便引发了长达3年之久统治集团内部的大辩论——“皇考”之争。这一重大事件史称“大礼仪”，其间因此而廷杖致死官员17人，134人下狱，夺俸、充军、戌边、革职的官员数以百计，最后以嘉靖皇帝获胜而告终，而迎合他的那一派也因此取得了内阁首辅之位。而后，朱厚熜便将其父追谥为“恭睿献皇帝”，在太庙的位次列于武宗之上；并将其父的藩王墓升格为真真正正的皇帝陵，取“献”的同音字“显”命名为“显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前后46年，耗银上千万两。
藩王墓与皇帝陵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规格上都是无法比拟的，在兴献王墓原来一宫门、一罗城、一明塘、一地宫（宝城）的基础上扩建，大兴土木却又不能“惊动”地下的老人家，只好因地制宜“易黄瓦、修明楼、添碑碣、增红门、增围垣、定圆塘（内明塘）、建恩殿、设石像生、造石祭器”，于是便生出了几样“打孖来”。尤其是墓冢，嘉靖皇帝亲临显陵，“遂骑登陵山，立表于皇考陵寝之北”，又“亲定新玄宫之式”。新宝城建成后，才将朱佑杬从旧宝城移出，重新装殓后迁厝于内，与其妻章圣皇太后合葬。新旧宝城之间建有一条长长的平台相连接，取名“瑶台”。鸟瞰双冢瑶台，状似哑铃，气势恢弘，成为中国古代皇陵中“一陵两冢”的孤例。
后世之人为何将名份看得那么重，原来400多年前的嘉靖皇帝就“有版睇”了。君不见，以前香港“祥哥（新马师曾）遗产”的母子之争、“小甜甜（龚如心）老公遗产”的翁媳之争等多少豪门恩怨都与名份有关。朱佑杬生前未过个“皇帝瘾”，身后不过是白骨一堆却享尽帝陵之厚葬，当年的朱厚熜真是孝心所致么？非也！父称“皇考”，便是独家自立统嗣体系矣。世间但凡名份之争，大都为利益驱动是也。然“大礼仪”之争还酿成了官僚集团争夺内阁首辅权位的利害冲突，并由此开了明代“党争”之先河，而后愈演愈烈，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方止。
当社会结构中的血缘亲族关系纽带适应了千百次社会变革，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尊尊”和“亲亲”已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时，宗族伦理便被推广为政治伦理，等级制的亲缘关系支配了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作为封建中国政治制度根本的“礼”及其道统宗法，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高统治者赖以奉天承运的“命门死穴”和主宰天下的令牌，真正的“孝”已退居其次。“显陵”显然不是“孝”的象征，而是巩固帝位、“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正名”之作。但“大礼仪”衍生出来的“一陵两冢”，却让明显陵举世无双。
2021.10.7
伍嘉祥，满族，文化学者，散文作家，旅游策划及文化传播资深人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旅游文化传播协会常务理事，广东民俗文化协会理事，广州市滿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国内大陆及港澳地区报刊发表论文及散文200多篇。著有《无为而歌》《行成于思》《多彩海丰》《从化行》等多部散文集和旅游文化书籍；主持编纂、编撰《驻粤八旗史料汇编》、《花城旗语》、《粤海滿韵》等满族文史研究学术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