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加害者：美籍华裔作家李怀瑜以《生命暗章》讲述性侵遭遇

记者 | 罗广彦
编辑 | 黄月

“她刚被强奸了。她从没想过她用得到这个词，从没想过这适用于她身上一辈子。”

在《生命暗章》一书中，这是涌入女主人公薇安脑海的一个最强烈的念头，那时她已离开犯罪现场并报了警。

2008年，美籍华裔作家李怀瑜受邀前往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参加北爱尔兰和平里程碑《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李怀瑜独自前往城市西边的科林幽谷森林公园（Colin Glen Forest Park）远足，途中被一位15岁少年殴打并强奸。在遭遇暴行之后，她发现自己不仅要忍受强奸在她的身体与精神上留下的累累伤痕，还必须被医疗体系、警察部门与司法系统反复审视、检查与询问，被旁人的目光与窃窃私语所包围与困扰——这一切带来的伤害，并不比施暴者带给受害者的少。

作为一个写作者，也为了让所有人看到社会对待强奸受害者的漠然与有害态度，李怀瑜重新翻开她生命中最黑暗的章节，完成了这部《生命暗章》。尽管是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她还是拉开了冷静的叙述距离，以虚构的方式展示了受害者的痛苦经历与创伤。

《生命暗章》当然不仅仅是一部对性侵受害者经历的窥私之作，李怀瑜并不想只是叙述她自己的故事，她想讲的是所有受害者的故事：在她的眼中，作为施暴者的钱宁同样是受害者。这本书用不断交错对比的视角，展示了加害者与受害者双方各自迥然不同的生命历程，并在此过程中向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尖锐发问：谁该为此负责？

受害者的视角：性侵发生后，伤害仍在继续

与近年其他讨论性侵的作品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暗箱》相比，《生命暗章》中受害者的故事无疑是最“普通”，同时也是最反常的。其普通之处在于它完美符合了人们对于强奸案的刻板印象：劣迹累累的青年游民钱宁用暴力殴打的手段，在偏僻的森林公园中强奸了瘦弱的年轻女子薇安，事后薇安迅速报警，警方很快抓获施暴者，法院也成功将其送入监狱——典型的街头犯罪，典型的法制节目结局。

受害者薇安也与完美受害者的形象高度契合：她在一个偏僻但也是热门散步地点的森林公园中远足，这样的活动正当且完全不应该危险；她瘦弱并且受到暴力殴打；两人素不相识；薇安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社会地位，能够清晰叙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并且赢得他人的同情。这些要素符合大众心目中“正常”的强奸案与受害者的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薇安的遭遇再“普通”不过了。

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薇安的故事实际并非常态。首先，钱宁与她素不相识，而国际上多项研究统计数据表明，绝大部分性侵案都是熟人作案。美国司法部在2013年发布的《性暴力中的女性受害者：1996-2010》报告中就曾指出，只有22%的强奸或性侵案是由陌生人犯下的。中国目前并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数据统计，但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曾在2015年发布《顺德区性犯罪调研报告》，报告指出该地区84%的强奸案由熟人犯下。

其次，遭到性侵后的薇安迅速报警，并最终成功通过法律途径制裁了钱宁，这也与大部分强奸案受害者的遭遇大相径庭。由于社会对受害者存在审查，加之性侵案难以取证，受害人往往不会报警。有数据显示，性侵案件的报案率在暴力犯罪中是最低的，报警后也很难完成定罪。美国“全国性侵热线”（National Sex Assault Hotline）通过梳理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发现，在美国，每1000起性侵中只有230起的受害者报警，其中大多数案件警察甚至认为没有逮捕的需要，所以只有46起案件的嫌疑人会被逮捕，其后还有漫长复杂的司法流程等待着双方，而到最后受害者能够说服陪审团与法官、将性侵者送进监狱的，还不到5起。

尽管薇安的遭遇如此“模范”且广受同情，但并不意味着她受到了警察部门、司法系统、医疗系统与媒体的全方位关怀与帮助，恰恰相反，她受到的是来自社会的“二度伤害”。薇安在离开森林公园的时候就意识到，从性侵现场离开并不是被侵害的结束，而只是个开始。比起性侵者在她身上施加的暴力与侮辱，在案发后她经历的“标准流程”恐怕带给了她更漫长也更繁复的痛苦。她必须对警察、对医生、对律师、对危机应变中心、对评估她是否需要治疗的心理保健委员会以及她的心理咨询师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并讲述被强奸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专家们不断地将她的创伤翻开、观察、剖析并评估下一步的处理方案。她还必须接受侵入性的身体检查以验伤，求助太过忙碌而没有回复的性暴力庇护中心，服用让她恶心呕吐但可以隔断艾滋病毒的药物。

诚然，专家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有其正当理由：警察需要根据受害者提供的具体细节抓捕犯罪者，医生需要仔细检查受伤部位才能留下证据并提供治疗，迟迟没有答复薇安的性暴力庇护中心由于缺少人力，所以才无法提供及时的救护服务。但遭到性侵之后的薇安迅速被抛进了晦暗不明的黑暗森林中，独自面对支离破碎的生活。

李怀瑜清楚这些都是必要的工作流程，但从薇安在向医疗系统求助时琐碎又痛苦的过程来看，作者对处理性侵受害者的庞大系统怀有强烈的质疑：性侵受害者的最大创伤，并非来源于身体受到的侵害，而是来源于心灵的重创与社会生活的彻底搅碎。而社会既没有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受害者的脆弱，甚至也无法面对她们的存在本身。例如，按照标准程序接诊的专业医护人员要么“只出现五分钟，然后就走了。仿佛他不想留在这里，仿佛处置强奸受害人很不舒服，他宁愿去看别的病人”，要么由于太多性侵受害者需要诊治，他们无法给予更多情感关照。受害者的身体可能在一次次的诊疗中慢慢复原，但她们的心灵亦在这个漫长而重复的过程中被缓慢践踏。

实际上，整个社会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恰当与性侵受害者相处。薇安的朋友们尽管想向她表现出关心，却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只能表现得小心翼翼或完全避开这个话题。他们并非冷漠无情，但性侵受害者在自己的生活中出现的事实，粉碎了他们安全的中产阶级幻象。他们很难想象自己可能会和有着体面身份的朋友一样，在任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在环境优美的公园中，突然被陌生人以暴力的方式强奸侵害。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平稳安定的生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如此巨大的危险，因此他们只能努力表达同情，但又在真实的性侵受害者面前畏缩退却。而薇安也在日复一日地讲述“安全版本”故事的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情感能量。

这是一个苦涩的反讽，对性侵案的追查与对受害者的诊疗与关心，反而让她们遭受了更漫长的精神创伤。但更加苦涩的是，这正是现实的常态。已经有诸多研究指出，正是由于受害者考虑到，如果寻求正式的社会机构介入，而专家们不相信她们受性侵，或并不关心她们的遭遇，这会对她们的心理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所以绝大多数性侵受害者拒绝寻求包括司法体系与医疗系统的帮助。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薇安的经历中，警察、医生、咨询师与朋友并没有因为她被强奸而贬低她的人格，更没有对她进行荡妇羞辱。很遗憾，荡妇羞辱是性侵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例如在警务与司法系统中，性侵迷思以及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受害者在寻求司法介入时不得不忍受对方对自身意愿以及性侵细节的反复盘问，甚至可能由于自己的打扮而被怀疑“不像受害者”，这种对受害者人格的质疑往往使得她们已经很脆弱的社会信任彻底崩塌。

加害者的视角：“强奸文化”如何制造性侵者？

《生命暗章》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非作者对亲身经历的精彩叙述，而是她以交错对比的方式，向读者同时展示了这一案件中加害者与受害者双方的视角，并且将其与他们各自的生命成长联系在了一起。国内舆论在面对媒体挖掘加害者背后的生命故事或社会背景时往往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为犯罪者开脱罪责的一种方式。但正如李怀瑜在接受“Openbook阅读志”访谈时所说的，如果要预防性侵的发生，社会就应该将加害者当成人看待。考察加害者的心理问题与社会背景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阻止下一个加害者沿着相似的路径成长起来。

从《生命暗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要强调的是，钱宁并非生来就是怪物，是社会环境中的“强奸文化”促使钱宁成为了一个强奸者。澳大利亚的两位研究性暴力的学者Anastasia Powell与Nicola Henry在《防范性暴力的框架：挑战“强奸文化”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出，“强奸文化”指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话语与实践，在这套话语中，对女性的性暴力是色情化的——这意味着女方其实也想要这样粗暴的性爱，正如钱宁向警探编造的说辞——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无足轻重的；而受害者表达自己的遭遇要么是为了利益恶意诽谤，因此不值得信任，要么应该归咎于自身在性方面不检点、打扮不得体、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等等。

钱宁成长于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中，他所居住的整个社区都以阳刚的男性气概为傲；无论是自己的哥哥还是玩伴，都极力地向他表达女性就是男性的玩物，因此用谎言与暴力迫使她们与自己发生性行为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其实女性都“爱死这件事了”。案发后，钱宁面对父亲的质问“你有强奸她吗？”，他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事，只是耸了耸肩：“这有什么差别？我有跟她打炮，她看起来也蛮喜欢的……或许她喜欢粗暴的风格。”

当人们缺乏正确的性别与性的教育、仅有的性爱知识只来源于色情影片以及周围男性的厌女言行时，钱宁对女性令人愤怒的粗暴行径也变得没有那么难理解了。作者在此想要告诉读者的是，当人们被错误的观念包围时，大家并不能谴责一个个体的错误，真正应该改变的是整个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各种理由忽视或抵制性教育推进的人们，其实正在培养着潜在的性侵者。

值得注意的是，钱宁这群少年并非无差别地掠取所有女性，他们不会碰“我们的女孩”，也就是那些与他们同属“漂旅人”社区的女生们，即使她们“化着浓妆、露出肚脐、穿着紧身短裤”。这就引出了性暴力中的阶级因素，钱宁的愤怒源于成长过程中饱受社会与政府部门的欺凌，他们仇视警察、破坏社会道德守则、对上层阶级充满仇恨，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自然成为了其复仇宣泄的靶子。我们当然可以谴责并惩罚钱宁所犯下的罪行，然后呢？他所处的社区被整个社会排斥，没有人关心他的未来，“直到我妨碍到其他人的生活”；家人对他漠不关心，连他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也不知道；他没有接受基础的教育，在审讯时根本听不明白警察与法庭在说些什么。既然世界不在乎他，他为什么还会在乎其他人？将他投入监狱是一个最容易的判罚，但作者希望我们看到的是，钱宁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的背后还有许多和他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

这是否意味着只有低阶层的男性才会性侵女性？当然不是。“强奸文化”弥漫在整个社会空间之中，潜移默化塑造了人们的性别观念和性意识。在钱宁的妹妹克莱儿前来探监时，狱警在旁不屑地说：“我会好好用力干她一顿的，既然她是你妹妹，我敢说她一定很喜欢。”这是“强奸文化”与阶级交织作用的最好体现：既然是底层女生，那么她一定是放荡的，而哥哥是一个强奸犯又为这个可能的性侵害提供了合法性。

在主线故事之外，李怀瑜在小说中也多次提到了女性的其他性侵遭遇：19岁的薇安在德国旅行搭便车时，曾被一个金发碧眼又干净的男性要求上床；而她的朋友凯洛琳尽管出身显贵世家，在华盛顿实习时却被朋友性侵……这些故事在文中的穿插为读者刻画出了在“强奸文化”的阴影之下现代女性的矛盾处境：女性一方面希望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一方面却要时时保持小心，保护自己免遭来自或陌生或熟悉的人的袭击；既不能太敏感，否则会被人看成神经过敏的保守怪胎，也不能太放心，否则在遭遇侵害后还会被嘲笑“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