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重庆拥有着十分灿烂的文化。并且,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还曾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54年,随着国家的逐渐解放,经中央批示,重庆市被并入了四川省。
但在邓小平指导思想的影响下,1997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至此,重庆市成为了中国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自此不再归属于四川省。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重庆会突然与四川省分了家呢?而邓小平为何会做出这一提议呢?
在重庆近3000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上,中央政府曾3次对重庆进行直接管理,而这一意味着,在历史上,重庆曾3次成为直辖市。
第一次是在秦朝之时,早在3700年前,在重庆地段一代的人们以巴蛇为图腾,成立了巴族,并在这之后成立了巴国。而在这之后经过历史的发展,秦国统一了六国,并将重庆设立为“巴郡”。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彼时的日寇来势汹汹,平津、京沪的相继失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从南京撤离,将易守难攻的处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点的重庆作为彼时战争时的中心。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各国驻华使节以及援华军事人员的进驻,让重庆一度成为彼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心。
1940年,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官的“特别市”,并在这之后还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
而第三次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之时,因为国民党残余分子负隅顽抗,彼时西南等地均未解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党政机关常驻重庆,剿匪平乱,巩固边疆,而这也让重庆作为西南重镇,与其他14个城市一起同为中央直辖市。
经过3年的发展,此时的新中国各个局势已经稳定,所以在1954年6月,经多次讨论后,最后决定将西南等大区撤销,将重庆与其他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直辖市,至此重庆正式并入了四川省。
在这其中,考虑到重庆的历史地位以及特殊区位的优势等方面,中央为了帮助重庆发展经济,曾多次对重庆实行经济计划单列。在第一次计划单列时期,重庆市由中央和省的双重领导,将重庆市的各项经济计划管理纳入全国的综合平衡。这期间,凭借中央的帮扶以及自己身的优势,重庆取得了极为瞩目的成就,甚至到1957年之时,重庆的工业总产值就已经占据四川省的四分之一,而这也奠定了重庆成为中国内陆工业基地的重要基础。
可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等问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所以这一时期,毛主席从长远出发,对于彼时我国全部的轻工业以及重工业有70%的在沿海,这一极为不合理的状况进行了审视。
而这其中,在1964年之时,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美国对中国的蠢蠢欲动,以及周边国家和盘踞在台湾却依旧叫嚣不已的国民党等方面的威胁,让我国面临着十分危机的形势。在这一危机中,为了避免战争爆发时,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战争之初就被敌人侵占炸毁,进而陷入被动局面,于是主席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总构想,并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生产和科研支持前线”的要求。
因此,重庆再次进入国人的视野,这其中,中央编制了以重庆为中心进行工业布局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至此,大批军事和民用基础性项目的兴建,大量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迁入,300余亿集中投资,让重庆一跃成为彼时中国最重要的常规武器工业基地,以及中国西南工业门类最齐全、经济科研综合实力最强劲的地区。
可是作为一个身处祖国内陆的老牌工业城市,再加上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这让重庆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的矛盾不断浮现出来。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重庆连片的老屋、拥堵的交通、又脏又乱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更为注意的是在彼时重庆有六分之一的占地,但是却容纳着四川省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时,因为同处于四川中,但是很多的经济资源等方面,都没有轮到重庆,所以在众多的限制下,让很多人在考虑投资时,大多都不会以此为重点考虑对象。
因此,究竟要通过什么样的转变才能改变当前的形势,让重庆就此能得到腾飞呢?这就成为了彼时上至政府官员,下至群众百姓关注的重点。这其中,众人最为普遍的希望,就是能让重庆重新回到直辖市行列。
而众人的这一希望,随着三峡工程这一契机的出现,也让重庆重新成为直辖市成为了现实。彼时的新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其中在实施沿海开放政策后,又敲定了重点开发长江的战略决策,并同时还启动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及新建三峡工程。
但这其中,国家领导人也在同一时间关注着,因为身处内陆不如沿海等地发展得那么快速的中西部。因此,为了让国家的发展得到更好的平衡,实现人人都能过上小康生活,所以中西部发展战略也被提上了日程。
对于这三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延伸,彼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为“弓形战略”,即沿海就是一张大弓,西部地区就是弦。将这些政策共同实施,就如同张弓射箭,将我国的沿海、沿江、西部完美地联接到了一起。
这其中,有专家,在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局势进行分析后表示,中西部发展战略是需要靠长江开发战略推动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位处中国内陆的中西部发展有保障。并且,从地图上看,长江的开发,龙头在上海,而龙尾则在长江下游的重庆。
所以,随着我国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位处长江动脉上游,云贵川三省交界点的重庆,便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让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点以及长江发展战略的支点落在了重庆身上,所以在这一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对重庆直辖市一事进行酝酿讨论。
1981年1月19日,邓小平曾向相关人员询问关于三峡工程的事宜。在进行汇报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曾提出,为了做好淹没区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以及用行政力量支持三峡工程建设等建议时,邓小平曾表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而关于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一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最初设想,也为这一工作的后续推进点明了方向。但设立重庆直辖市虽然存在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因,却也并不完全是这一原因所致。
因为实现全国小康一直是邓小平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而全国的均衡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这其中重庆的地理位置,让其拥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如果能设立它作为直辖市的话,其辐射范围将会十分广阔,这对于利用重庆的区位优势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初,彼时的邓小平就曾明确了“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一个是,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省市,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的人,基于努力成绩大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中西部要顾全这一大局。
在同一时期,邓小平也没有忘记相对贫困的西南和西北地区,邓小平表示,国家要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并且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这时候东部沿海等地区也需要顾全这个大局。
所以从邓小平所做的种种策略来看,他所提出的将“让重庆作为中心城市”建议,其实更多的是处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看来。
并且,通过观看我国的经济版图,我们并不难发现,自古以来,重庆既是我国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所以让重庆成为肩挑两头的“战略扁担”,其作用不言而喻。
关于这一点,早在数百年前,前人就曾将重庆作为内陆最早的对外开埠的“窗口”,所以将其设立为直辖市,能最大限度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同时还可以减少行政层级、精兵简称,所以这更是时代的选择。
除了一点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早在9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就曾多次指出,四川省太大,人口太多,这让这个地方想要发展、管理起来是十分不方便的,所以他多次表示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问题。
所以基于这种种必要,重庆的历史使命以及其战略任务也被重新定义。这其中,为了让我国中西部得到更好的发展,重庆市以及四川省的关系问题,也被国务院相关机构以及四川省重点研究关注,并在不断寻找着合适的解决方案。
1994年,江泽民在视察重庆的时候曾指出,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伴随着我国中西部经济建设发展的加快,以及缩小西部差距战略步伐的推进,将重庆从四川划出,设立为直辖市的计划愈发成熟。1994年底,随着三峡工程的动工,邓小平交办的重庆问题再次被提出,至此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程序就此启动。
1995年12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郑重地给江泽民、李鹏写信。在信中,指出而今的四川,是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以及重庆市合并而成,其辽阔的地域面积,与日本国土的大小无异,并且四川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巨大的经济、文化以及地理差距,存在不平衡的情况。
所以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避免顾此失彼,发挥重庆市的作用,减轻四川省人口过多的负担,正式建议改重庆为直辖市,将三峡水库的涪陵县、万县市以及黔江地区划归重庆市,负责承担川东三区经济发展以及三峡库区移民工作。
至此,在1996年,国务院就设立重庆直辖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7年,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投票,重庆直辖市在历史及众多人民的呼唤中应运而生。
不久,西部大开发就此启动,改革的春风从沿海吹向内陆,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从1997年重庆设立为直辖市至2017年,这短短的20年间,重庆市人均GDP急速飙升了12倍,而这样快速的发展,让所有人在回首观望邓小平早年所提出的将重庆设立为直辖市的意见,无人不感叹这一决策的高明与伟大。
对此,蒲海清曾动情地对记者表示“回过头来看,重庆设立直辖市以后的发展,不仅使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对长江上游、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作用、带动作用都非常明显。小平同志是最早提出把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的,他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站得高、望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