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8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毛主席一行正在等待一列从上海来的专列。
这是宋庆龄前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场面。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同时也意味着全国解放的进程,也进入了尾声。
而事实上,关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中间的进程却是一波三折的。
还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将来的中国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彼时,有两个初步的构想。
一是经过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协商,组成政府。
第二个构想是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再组成政府。
当时的中国刚刚战胜日寇,民众期盼和平的心愿很热切,因此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呼应。
在这期间,各党派开始正式筹措民主联合政府的事宜。
当时这个会议的名称叫政治会议,后经过国民党代表提出加上了“协商”,因此便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不过,已经有美国人支持的蒋中正,岂肯和其他党派分享政权。
政协虽召开,不过有名无实,蒋中正随后便发动了内战。
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共产党和民盟的缺席下,蒋中正通过了所谓的新宪法。
其后在1948年,一手操弄之下,蒋中正又成为民国总统。但此时的内战,依旧在如火如荼进行。
随后,在同年的五一劳动节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在香港通过致电的方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此后,关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便悄然提上了日程。
彼时战争还在进行,全国大部分还掌控在蒋中正的手上。
解放区的大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
所以,哈尔滨就成为了新政协召开的首选城市。
当年的8月1日,毛主席再次联系各个民主党派的人士,从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再到召开地点,进行了必要的商量,并征询了各方的意见。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联系香港方面,让当地的潘汉年等同志,就有关政协召开的情况,详细征询民主人士的意见,要在毛主席电报的框架之下进行。
之后,钱之光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出发去香港,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民主人士安全的接到解放区。
从香港到解放区,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国民党方面,对民主党派人士进行着严密的监视。所以如何将他们安全接到解放区,周恩来想尽了一切办法。
首先,把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
其后分散在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也要利用各种方式,把他们全部安全的带入到解放区。
彼时,香港和内地解放区之间的联系,无论是空中还是陆地,都全部中断。
周恩来最初的设想是,民主人士从香港启程,先前往英国,而后再从英国转到苏联,最后从苏联前往东北的哈尔滨。
不过,这条线路太过遥远,最重要的是,英国当局并不同意,所以这个初步的设想很快就被放弃了。
随后,周恩来构思了另一个方案。从香港坐船直接北上,而后可以在东北解放区的港口等地直接前往解放区。
周恩来对香港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指示,就有关接送的情况,在随后成立了专门的小组。
从联络到经费的筹措再到具体的接送任务,都有专人对接负责。
接送小组租用了苏联的一艘货船,为了甩开国民党耳目,先行将行李运到船上,而后再是民主人士登船。为了安全,他们出门的时候还化了妆。
1948年9月12日,“波尔塔瓦”号货船悬挂着苏联国旗启程北上。
这艘货船的目的地是朝鲜的罗津港。
海上航行半个月,货船于9月27日早上安全抵达。
彼时,李富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已经在罗津迎接民主人士一行了。
随后,又经过两天的跋涉,这一批的民主人士顺利到达了东北的哈尔滨。
第一批民主人士抵达解放区后,周恩来在11月3日指示东北局,根据形势的迅速发展,临时中央政府可能不需要经临时国民代表大会产生,直接由新政协会议便可产生。
这期间,可以邀请中间人士,甚至中间偏右的人士,这样方能扩大统战面。
随后,第二批民主人士在1948年11月23日,从香港坐船直接奔赴大连。
周恩来还特别指示大连当地的同志,要为这些民主人士准备好御寒的衣物。
等到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时候,因为人多,所以周恩来又进一步指示要格外小心。
此时,李济深位于香港的寓所,而且周围又有各方的特务盯梢。目标很大,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各方的关注和猜测。
所以,要想让他顺利北上,必须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随后在香港分局同志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于当年圣诞节次日的夜晚,登上了苏联的货船”阿尔丹”号。
彼时,茅盾等人也一起北上解放区了。
1949年1月7日,货船抵达大连。
随着民主人士接连到达解放区,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日程也渐渐临近了。
与此同时,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局势发展很快,1949年2月底,周恩来审阅修改了与会议相关的诸多草案,这些草案都是未来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府组成框架。
随后在当年的4月初,国共双方再次举行了和平谈判。
谈判进行了二十多天,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已经陆续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通报谈判的进展。
随着谈判的再次破裂,周恩来的注意力也从谈判方面转移到了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上了。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其后,从政府组织架构到共同纲领的起草,再到国名、国徽、国旗等的确定,都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期间,周恩来还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他放下了很多工作,集中全部的精力来完成这一任务。
《共同纲领》的条文,是由周恩来亲笔写的。
纲领明确,新中国为人民民主主义国家。
随后在7月初,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国名也在商定之中。最初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毛主席在致词的最后提到过。
不过,一些代表对拟定的国名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代表觉得国名太长,提出可以将国名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
不过张奚若的意见和众人的意见有些不一样,他恰恰认为,人民两个字已经蕴含了民主的意思,所以在讨论的这个国名中,可以去掉民主,而保留人民和共和两个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在具体的讨论中,毛主席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他认为共产党反对蒋中正而不反对孙中山,共产党是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更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不过,何香凝随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已经包含了中华民国,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国家以后就是共和国了。
最终,毛主席定下国名。
9月26日上午,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周恩来在这里宴请了二三十位民主人士。
周恩来是邀请代表,商讨要不要中华民国这个简称的。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表示,这个简称还是留下,理由是民众教育还很落后,一下子改掉人们可能会不习惯。
周致祥参加过早年的辛亥革命,他认为不必沿用这个简称,蒋氏祸国殃民,已经把这个国名毁掉了。
接着,司徒美堂和马寅初也都表示,不必沿用简称,理由都是这个名称被蒋中正搞臭了。
既然革命胜利了,国名自然要改,改就要正大光明地改,何必再偷偷摸摸沿用一个简称呢。
最后,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做了诠释,他认为在正式国名旁边再加上一个简称,在法律上不合,而且其他国家的国名,也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上有简称。
在9月27日的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一致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随后,首都的名称、国歌、国旗都一一确立。
不过在彼时,国徽还没有最终确立,所以在开国大典上未能使用上。
1949年9月30日是闭幕会议。这一天的会议中,要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彼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首任领导人由谁担任,与会的代表都已经有自己的选项了。
彼时的王仲方,是会议中心的秘书处副处长。在这一天的会议中,工作人员把各项的选举方式都做了说明,并且把选票一一发送给了代表。
具体的选举中,还有监督者全程监督。
投票结束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大会场旁边的小会场里计票。
不过在统计好选票之后,大家突然发现毛主席少了一张选票。
把选票再次进行了统计之后,发现和刚才的结果是一致的。
彼时,工作人员觉得,这可能是现场的某位代表疏忽没有画票,那么这张票就可以作废。随后,便可以宣布毛主席全票当选。
不过,这只是工作人员的一种想法,他们是做不了主的。
之后,工作人员找到了周恩来,向他汇报了相关的情况。
周恩来考虑后,也没有擅自决定,而是把相关情况告诉了毛主席,询问他如何处理。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表示,代表们的选举权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利把票投给毛主席,自然也有权利不投。
既然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
工作人员没想到毛主席会如此看待这个问题。
在工作人员看来,彼时惟有毛泽东能够获得全票当选的这项殊荣。
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处理,都算是给工作人员出了一道难题。
如今毛主席这么说,自然是给工作人员解围了。
之后,王仲方等工作人员,将详细的结果递交给了会议主持人。
随后,会议主持人宣布毛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不过,具体的票数,主持人没有读出来。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时间长达数分钟之久。
在毛主席当选之后,又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被选举进入了第一届的中央人民政府。
不过,在选高岗为副主席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政协会议代表的组成,是按照各党派比例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里,对于高岗副主席的人选,有不同意见。
彼时有人认为,党内,无论是从资历还是贡献上看,还有很多人比高岗更为合适。
毛主席表示,高岗作为副主席的候选人,是他提出来的。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长征时期,陕北为中央提供了最后的落脚点。
中国的革命之所以在后来能够取胜,跟陕北根据地的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选举高岗为副主席,正是为了肯定陕甘宁边区在历史上的贡献。
所以,这不是靠着资历来考虑副主席这个候选人的。
随后,中共代表团接受了毛主席的提议和解释。
正副主席选举完毕之后,又选举了政府委员,周恩来等人当选。
与此同时,毛主席、刘少奇等180人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此后,大会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理由是天安门自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着浓烈的革命传统。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下午6点,政协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现场还有各界群众代表三千余人参加。
林伯渠主持奠基仪式,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
为号召人民纪念死难者,鼓舞生者,在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恩来致词后,毛主席随后宣读了纪念碑碑文,并铲土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
随后,其他代表也都一一铲土入坑。
当晚,当怀仁堂的宴会开始,代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闭幕。
与此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