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离开大陆的最后时间,是1949年的12月10日。
彼时,他从新津机场起飞,俯瞰西南半壁江山后,怀着无尽的哀伤败逃台湾。
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最后幕布缓缓落下。
但与此同时,混乱的台湾局势,既有内部国民党败逃之后的无秩序,也有外部美国人把台湾分化出去的狼子野心。
更有甚者,当蒋中正一行还在西南地区频频留恋之际,中共地下党甚至组织了捉蒋敢死队,试图将蒋中正活捉。
此外,当蒋的专机飞临广州时,地面已经被我解放军15兵团接管。
他的座机随时有可能被逼停,或者是击落。
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下,彼时的蒋中正随时都有可能走不脱。
然而,战场上虽然屡屡败北,可在权斗中经常稳操胜券的蒋,事实上还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就已经在筹划败退台湾的事宜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即便在大陆成功将蒋中正抓住或者杀死,台湾未来的局势也不会有所好转,反倒更有可能被美国人坐收渔翁。
对蒋中正而言,自己深恶痛绝的共产党虽然在战场上不断占据优势。
可在他内心深处,卧榻之侧、与自己缠斗了几十年的桂系,似乎也是切实的威胁。
而这一点早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中正就确认无误了。
1948年春天,在国民党举行的所谓国大上,蒋中正毫无疑问的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在此之前,副总统最属意的人选,是不会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的孙科。在选举之前,蒋中正和孙科一方可谓胜券在握。
然而,在选举当日唱票之际,当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宗仁的得票高于孙科的时候,恼羞成怒的蒋中正,据说一脚把收音机踢翻了。
他异常暴怒的原因无非是两点,一是自己的对手桂系居然获胜了,另一方面,桂系获胜的背后,有美国人暗中支持的影子。
对于美国人的跳反,蒋中正怀着一种无能的睚眦必报心态,准备对美国人展开“报复”。
彼时正值美国四年一届的大选,蒋中正犹如一个赌徒,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共和党的杜威上。
为了能确保杜威获胜,蒋甚至派陈立夫携带巨款,专门为杜威的胜选进行各方活动。
然而天意弄人,民主党人杜鲁门最终成功入驻白宫。
蒋中正此前的骚操作,自然招致杜鲁门的反感和记恨。
不过,蒋中正依旧不死心。
1948年12月1日,带着丈夫的使命,宋美龄再次飞到美国乞求美援。然而宋美龄在杜鲁门面前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杜鲁门表示,不会在此前40亿美元的基础上进行追加。
美援已经无望,国内的局势对蒋中正更是极为不利。在战场上,东北和华东接连败北,蒋中正所谓的嫡系和五大主力,接连被解放军包了饺子。
此时,蒋中正能够彻底调动的部队,就只有华中的宋希濂,以及西北的胡宗南了。这导致在解放军发动的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中正手中连组织长江防线的军队都没有。
桂系好歹还有几十万的人马,但此时除了看他蒋某人的笑话,就是在想着如何取而代之了。
与此同时,蒋中正发动的所谓经济改革,简直就是把刀刃对准了自己。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让国内各阶层的财富迅速蒸发。
如此一来,即便过去在政治上采取观望的富裕阶层,也开始对国民政府有了怨愤。
可以说,此时的蒋中正可以战场和社会经济管理上接连失利,就连曾经支持他的美国人,也开始跟桂系眉来眼去了。
如果蒋中正再不采取措施,被解放军打败还是小事,没准解放军还没打过江,他就被所谓的自己人收拾了。
正是在这种困顿异常的局面下,反倒激发了蒋中正的某种“斗志”。
虽然在战场上蒋中正确实昏招迭出,但是在权斗和政治倾轧上,他在国民党内却是一顶一的高手。
蒋中正首先做的,是选好自己的退路。
当国内战场形势愈发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将目光瞄向了台湾。
彼时,因为此前东北战场的失利,陈诚早已被蒋中正发配到台湾了。1948年12月29日晚上,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给陈诚送来了蒋中正发的电报。
电报只有十几个字:“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
这道命令,让陈诚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为此,他和魏道明商议后决定,日后台湾的政务还由魏道明主持,而他自己则专注于台湾的军事。
事实上在此之前,陈诚按照蒋中正的命令,已经在整训从大陆撤往台湾的军队了。
此外,因为东北战场的失利,陈诚按照蒋中正的叮嘱,在台湾终日是闭门谢客的。
舆论本就对他不利,这时候他要是直接接任台湾省主席,外面肯定会对他有更大的非议。可实际上陈诚这时候根本不知道蒋中正的真实心思。
随着各方的失利以及战场上接连不断地惨败,让陈诚仓促执掌台湾,就是为了败退做准备的。他已经根本顾不上外界如何做评判了。
所以,当陈诚收到蒋中正电报的第二天,媒体就报道了他即将接任台湾省主席的消息。
随后在1949年1月3日和7日,蒋中正又是接连几封电报,询问陈诚是否已经接任。当蒋中正得知陈诚终于接任后,心里才真正松了口气。
此时的蒋中正,实际上已经已经不管不顾了。
在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之后,他又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这意味着,台湾的党政军大权,都牢牢掌握在了蒋中正自己的手里。
有了撤退的最后基地,接下来就得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搬过去。
但是,他不能大张旗鼓做这些事情,主要还是因为内部各派系对他的掣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用了一招瞒天过海。
一方面,他公开继续表态,要和共军决战到底。
并且在1949年的1月中下旬,接连发布了好几项任命。他将原来的京沪司令部,扩充为京沪杭司令部,并且任命汤恩伯为司令。
1月19日,重庆绥靖公署由张群接任,福州绥靖公署则为朱绍良,余汉谋接任广州绥靖公署,陈诚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紧接着在第二天,他又任命方天为和朱绍良为江西和福建省主席。
蒋中正高调做出这些姿态,更多是做给李宗仁的桂系看的。就在他四处派员,并且还派出夫人去美国乞求援助的时候,此时的蒋中正,已经悄悄地将257万两黄金和1000箱的银币运送到台湾了。
1月中旬的时候,他又亲自让蒋经国到上海督办,将中央银行的所有库存黄金,全部转运到了台湾。
这项秘密的转运工作,从1949年的1月份一直持续到当年的8月。
据说最终转移到台湾的黄金超过了450万两,此外还有一亿多银元,一亿多美元,总价值在5亿美元左右。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此时的桂系正在加紧和蒋中正争夺权力,但是留下来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子。
据说在此期间,蒋中正突然想到中央信托局还有一箱珠宝,立刻命令蒋经国到上海去取。
不过,听到风声的李宗仁,立刻命令经办人将珠宝看管起来,甚至让他带着钥匙直接躲到了香港。
蒋经国一时拿不到钱,只好作罢。但是空手而归,他还是被蒋中正大骂一通。
除了搬走了金银细软,他还下令将空军、海军以及装甲部队等都撤往了台湾。
位于杭州笕桥的空军学校,更是在1949年3月中旬整体迁往了台湾。由于做的很绝密,连蒋中正的嫡系学生都不知情。
彼时的老蒋已经下野回到了浙江的奉化老家,而宋希濂要到奉化去见他。路过空军学校,原以为还能在这里吃一顿饭,却未曾想到这里已经空空如也。
待到这些事情都做的差不多了,蒋中正于1949年1月下旬,正式宣布下野。
他还假惺惺地表示,个人的进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而实际上,他则把李宗仁的桂系推到前台,让他们去收拾一个烂摊子罢了。
回到奉化之后,每隔几天他就出门游玩,他几乎把家乡周围的名胜古迹都游览遍了。
他虽然营造出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是内心对于局势还是异常关心的。
所以他有时会变得喜怒无常,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发火。
这期间他告诉儿子蒋经国,这次在家乡将住3个月。
老蒋的这次预言成真了,3个月后,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军队败退在即。
老蒋很清楚,此时的大陆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台湾在接下来经营好了。
然而蒋中正不知道的是,此事的杜鲁门政府不但准备抛弃他,甚至还想在台湾另立自己的代理人。
彼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密令驻台总领事韦克伦茨,让他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台湾当地政府,脱离和大陆的一切联系,以便维持一个和大陆分离的政权。
韦克伦茨去见了陈诚,将美国政府的底牌亮了出来。美方表示,如果陈诚就范,每年会给予2500万美元的援助。
蒋中正后面到了台湾,只能是一个政治避难者的身份。
幸好陈诚是蒋中正多年的亲信,而且私下里还有亲友关系,对于美国人的利诱,陈诚不为所动。
不过美国人还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又找到了在台湾训练新军的孙立人。谁知孙立人也没有答应,还把此事告诉了蒋中正。
得知美国人在背后给自己使绊子,蒋中正是非常气愤,但又非常害怕。
于是在1949年5月,他决定先去台湾一趟。
5月17日,蒋中正的飞机从浙江定海机场起飞。不过飞到中途,蒋中正又变卦了,他的飞机降临在了澎湖的马公岛。
老蒋担心孙立人会反水,毕竟孙早年留学西点,而且在东北战场和自己的学生杜聿明有过节。
老蒋立刻做出了两手安排,他让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先去台湾见孙立人,告诉对方,到台湾主持复兴大计是第一方案,如果不行,就到南洋组织流亡政府。
孙立人一听,立刻明白这是蒋中正不信任自己。
第二天,他从高雄飞往马公岛,用以消除蒋中正内心的疑虑。
随后,蒋中正才去了台湾,并且在台湾不断接见党政军大员。
他想借此向外界表明,台湾已尽在自己的掌握中,美国人不要再玩什么幺蛾子了。
在国内,随着解放军渡过长江,东南沿海先后解放。
此时的蒋中正,大陆唯一掌控的就是西南地区了。在当年的9月和12月,蒋中正先后两次飞赴西南。
原本,他还想将西南地区经营他的后方和反共基地,但随着国军的溃败和解放军的快速进军,蒋中正的这一意图变成镜中花水中月了。
1949年11月14日,蒋中正抵达了重庆。
此后,他虽然又是召见又是督战,还是阻挡不了解放军的快速推进。此后在12月7日,随着解放军逼近了成都,他下令将政府迁往台北,同时在西昌设立大本营,指挥在大陆的作战。
随后,他听闻张群在昆明被卢汉扣押,而刘文辉和邓锡侯这两个川军的将领,此刻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蒋中正意识到,在西南地区建立反共基地的愿望是落空了。
就在这期间,地下党成立了捉蒋的敢死队,由200人组成。
但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蒋中正在成都的确切住处,以及他何时出发的信息,所以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1949年12月10日深夜,蒋中正、蒋经国、陶希圣、俞济时等人,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护卫下,离开中央军校,前往新津机场。
此时,新津机场附近有胡宗南的大军,虽然有刘文辉的部队以及地下党的阻拦,但是蒋中正一行还是顺利到达机场,并成功登上了飞机。
而就在蒋中正从西南撤离之际,广州已经被解放军15兵团接管。
蒋中正的飞机从成都起飞之前,还向广州的白云机场了解那里的天气情况。
白云机场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报告了15兵团的副司令员洪学智。白云机场方面表示,可以把蒋中正的飞机逼停,或者干脆直接打下来。
洪学智得知这一方案,立刻向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作了汇报。对于这一情况,叶剑英也不敢擅自做主,要请示中央后再做决定。
不过,上报之后,中央的相关指示迟迟没有下来。
时不我待,洪学智表示先打下来再说。不过叶剑英认真考虑后,认为还是要等中央的指示。
最终,中央的指示没有下来,而叶剑英也不同意打蒋中正的座机。最终,蒋中正等人成功通过广州空域,败逃到了台湾。
彼时,对于15兵团的请示,中央为何没有明确的答复,之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此各方的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是,蒋中正从成都撤离之际,毛主席正在去苏联的路上。
而叶剑英的请示可能没有及时的送达,再经过层层的转达,最终错过了机会。
但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事实上是存疑的。
因为,彼时中共中央对于紧要事件的处理都有明确的流程,不会因为领导人的不在,而导致一些紧急事件被耽搁。
另一种可能是,中央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就是放蒋中正去了台湾。
某种程度上而言,失去蒋中正混乱的台湾,容易导致美国人浑水摸鱼。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但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
哪怕是苏联,彼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直到广州解放前夕,也还没有撤销驻民国政府的领事馆。
所以综合来看,由于彼时国内外的局势都很微妙,贸然抓住甚至杀死蒋中正,可能会激发一些未知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