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银行家之子，身跻“民国四公子”之列。他有万贯家财，生活却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肯豪掷千金，花费170黄金只为购得一幅名画，却又吝啬的哪怕被强盗绑票也不肯交出自己收藏的文物。他曾将22件国之重宝捐给国家，晚年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他就是民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

他一生下来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学者王世襄因为工作原因，和收藏大家张伯驹有了交往。有一天，他向张伯驹提出了一个请求：想要一睹《平复帖》的真容。

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王世襄战战兢兢，他自己都感觉到几乎没有一点被应允的可能。

《平复帖》并非一般的书法文物，他是西晋书法名家陆机的作品。全帖内容其实是一封陆机写给友人的信，总共只有八十个字，20平方厘米，看起来不过巴掌大小。但这幅字帖在书法艺术史上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草书过渡的见证，被称为“天下第一帖”。在今天，这件文物仍然是不容置疑的“镇国之宝”，如果真要出售的话，开价几十个亿根本不在话下。

对于张伯驹而言，此帖的意义更是非同凡响，因为他差点因为这件国宝而遭杀身之祸。

张伯驹生于1898年，他的父亲张镇芳因为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一路官运亨通，后来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的盐业银行。

身为“富二代”的张伯驹自幼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一生下来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根本毋须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为了谋生而苦心钻营。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他爱诗词歌赋，八岁即可出口成诗；他痴迷京剧，其造诣让当时的名角都忍不住伸一伸大拇哥；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书法、绘画、文物鉴赏上都有独到见解。

更为难得的是，张伯驹虽然含着金汤匙出世，却没有沾惹上一丝纨绔子弟的气息，他在生活上简朴的让人难以置信。他常年穿长衫马褂，从不西装革履地打扮自己。一日三餐是粗茶淡饭，大葱炒鸡蛋对他而言就是美味佳肴。他不抽烟、不喝酒，出门的汽车更加不讲究什么牌子和派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代步就可以了。

张伯驹要买古董从来都不还价

虽然在父亲的命令之下，在自家的银行挂职上班，张伯驹的心思却都放在了对古玩、字画的研究之上，因为家资万千，张伯驹在收藏上得以随心所欲。这让他结交了不少收藏界的名流，很多人都知道，张伯驹要买古董，从不还价，只要带着东西上门拿钱就行了。

年少多金、诗酒风流，张伯驹的青年时代过得是“鲜衣怒马倚高楼”的日子。但事实上，他胸中涌动着的是一股为了国宝而不惜倾家荡产的热血。

1936年，有一件事轰动了整个的中国文艺界。这一年，出身皇族的书画家、收藏家溥儒将自己收藏的古画《照夜白图》出售了，而买家并不是中国收藏者，而是来自日本。

《照夜白图》是唐代韩干的名作。这幅画本身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曾经被很多名人收藏过，南唐后主李煜、宋朝书法家米芾都在其上盖章题字，使其清晰的展示出从唐朝到民国被收藏的脉络，这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序的名迹，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就是这样一幅无价之宝，竟然被溥儒卖给了日本人，售价仅有一万大洋。这让张伯驹心痛不已，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关系让有关部门追回此画，但最终失败了。从此，张伯驹立志要用自己的力量不让其他国宝重蹈覆辙，让属于中国的国宝“永存吾土”。

20万大洋收购张伯驹霸气拒绝

这时，张伯驹得知溥儒手中还有一件等待出售的珍品，《平复帖》。

自西晋陆机写就《平复帖》，已经过去了一千七百多年，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从它的身上可以看到汉字以及书法的演变。

为了保住这件国宝不外流，张伯驹向溥儒请求购买《平复帖》，但溥儒打心眼儿里就不想卖给他，但又不好意思明面拒绝，于是狮子大开口，要价20万大洋。虽然张伯驹家资丰厚，但20万大洋在当时而言，仍旧是天价。张伯驹还价6万大洋，结果双方并未谈拢，不欢而散。

张伯驹并未就此放弃，而是四方打听溥儒的经济状况。1938年1月，在一个朋友那里，张伯驹得知溥儒的母亲刚刚过世，要筹办丧礼，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于是，张伯驹再一次找到了溥儒，提出自己可以借给他1万大洋，让其渡过难关，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溥儒用《平复帖》作抵押。

在友人的斡旋之下，溥儒答应了这个要求，并且以4万大洋的价格，把《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国宝到手，张伯驹的心终于踏实下来，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日本人就找上门来。他们出价20万大洋，要收购《平复帖》，面对金钱利诱，张伯驹断然拒绝，撂下了八个字：“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不过，让张伯驹没有想到的是，《平复帖》有一天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就是死也不肯交出国宝

1941年，盐业银行要在上海设立分行，总经理吴鼎昌邀请张伯驹出任分行经理。张伯驹本无意官场，但面子上不好拒绝，于是答应上任，但在银行里只是挂一个名，具体的事务全部都由助手处理。

6月5日这一天清晨，张伯驹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北京的朋友要来上海，在外滩码头下船，让他去接。张伯驹并没有感到奇怪，坐上自己的轿车就往外滩赶。

开车的司机是为其服务了许久的老孔，轻车熟路，一切就像往常一样。然而，车子刚刚开出张伯驹居所的弄堂口，车前面突然出现了三个人，挡在了汽车前面。

这三个人穿的很整齐，看起来不像是流氓无赖，老孔还以为是有人要拜见张伯驹，于是缓缓的停下了车，摇下车窗，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吗？”回答他的居然是黑洞洞的枪口。这三人一把拉开车门，将老孔从车里拽了下来。而后，一个人抢到驾驶座上，其他两个人则上了车后座，将刚刚反应过来的张伯驹夹在中间。那开车的绑匪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老孔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跑回张家，向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报信，说先生被人绑架了。潘素大惊失色，赶忙敛定心神，一面向盐业银行报告，一面又赶快联络友人，请帮忙救人。

那么，究竟是谁绑架了张伯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张伯驹为人大方温和，从不与人结怨，但却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小人。这个小人就是盐业银行的经理助理李祖莱。

张伯驹出任经理，阻碍了李祖莱的升迁之路，让其怀恨在心，李祖莱与汪伪“76号”机构头目李士群早有来往，两人一拍即和，要绑架张伯驹以泄心头之愤，顺便敲诈一笔钱财。

随后，“76号”的特务们将张伯驹掳走并囚禁起来。好在，被囚禁期间的张伯驹没有受到虐待。特务们给张家打电话，开口就要300万，否则就要撕票。这对张家而言不啻一个天文数字，别说300万，就是30万，张家也凑不到。这一点特务们心知肚明，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张伯驹手上价值连城的国宝文物，尤其是那幅《平复帖》。

然而，夫人潘素明白丈夫的心思，张伯驹就是死，也断然不会让家人把《平复帖》交出来。潘素四处筹钱，但是仍旧凑不够绑匪所要的数目，如此僵持了八个多月，经过友人的帮助，张家和绑匪一再讨价还价，最终，将赎金降到了40万，潘素总算是凑够了钱，才将张伯驹救了回来。

把宅子卖掉只为换得一幅国宝

为了保住文物国宝，张伯驹简直是以命相博。被拘禁了半年多的张伯驹回到家里，当晚就让夫人把《平复帖》以及其他一些字画国宝缝进了棉被当中，这才使得他的大部分藏品得以躲过之后的劫难。

这件绑架案轰动京沪，几乎无人不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王世襄结识张伯驹，对其提出要一睹《平复帖》真容之时，自然也想到了这件让张伯驹险些丧命的往事。他自觉十分唐突，然而，让王世襄意外的是，张伯驹竟然一口答应了，而且对王世襄说：“你不要在我这里看了，你拿回家去看更方便。”这下让王世襄受宠若惊，他本以为，张伯驹对待《平复帖》必然是爱如珍宝，不肯轻易示人的，没想到居然如此慷慨。

王世襄捧着这件稀世之宝，在家中鉴赏了一个月，每天看完之后都要用樟木箱子恭敬的锁起来，为了害怕宝贝有闪失，甚至都不敢轻易出门。

因为屡次收购国宝，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糟蹋”，张伯驹的生活已经不可与青年时期同日而语，但只要听说有国宝外流的消息，他都会立刻挺身而出。

1946年，古玩商马霁川正在筹备一件“大买卖”，他预备将手里的隋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图》通过上海商人出售给外国人。这幅古画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

听到这个消息，张伯驹立即向马霁川提出要收购《游春图》，但对方正想借此机会发一比大财，开口就是800两黄金。若是早年的张伯驹，这点钱对他而言不算这么，但此时的他负债累累，根本无法筹集到这一笔巨款。张伯驹通知了故宫博物院，希望对方出面收购，但故宫博物院也拿不出这笔钱。

为了给出售者造成舆论压力，张伯驹把《游春图》即将流失海外的消息通过媒体公之于众，引来万众瞩目，马霁川迫于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再卖给外国人，于是将价格降为200两黄金。张伯驹已经无处筹措钱财，他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宅院，占地1万平方米的丛碧山房。这所宅院原本是李莲英的旧居，古朴典雅，本身也是张伯驹的一件收藏。为了《游春图》，他痛快地将此豪宅出售，换得200两黄金。

但当他带着金子上门买画时，对方又出了幺蛾子，以他的黄金成色不好为由，临时加价20两。早已经没有了积蓄的张伯驹只能让夫人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才凑够了这220两黄金。

《游春图》总算留住了。

散尽家财让国宝“永存吾土”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张伯驹散尽家财，后来身无分文，只为为国家保存下这些独一无二的名画古帖。1956年，他将此前家中珍藏多年的《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22件国宝级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些文物的总价值近千亿，许多都是镇馆重宝。有人说，整个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所捐献的文物占据半壁江山。

出于感谢，国家原本要给他20万元作为奖励，但是张伯驹分文未取，能够让国宝永留故土，就是他的最大心愿，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

少年最终年华老去。晚年的张伯驹生活十分拮据，曾经有人看到他到西餐店买两片面包，自己只舍得吃一块，另一块则用小方巾包好带走回家给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