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虽仅有23万字，我读起来却并不十分酣畅，几度停滞又几度硬着头皮重新开始，不是因为作品自身缺乏可读性，而是其内容太虐心，以至于数次不想再往下看。对我这种年龄的人当然或许也限于我自己，现在实在不太愿意心中重现那个年代的某些场景；不是为了忘记过去，而是既已刻骨铭心，又何必念兹在兹。
《惊蛰》的内容不复杂，叙事也清晰。如果大而化之地概括，整体上无非就是乡村题材、励志内涵八个字。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那是华夏大地天翻地覆的十年，也是作品主人公、生活在川北阆南县观龙村少年凌云青生命中格外重要的十年。杜阳林以少年云青从4岁到14岁的成长为脉络，从历经磨难、饱受凌辱到贫贱不能移，最终凭借顽强毅力考上西北大学的经历串连起他的一家和“观龙村”的十年故事以及这个村落中的芸芸众生组成了一幅乡村群像图。这样一种大的套路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其实并不陌生，自中国现代新文学以降，以“故乡”为轴心， “出走”与“回归”早已形成两大文学母题；而在新时期文学中，无论是四川作家周克芹笔下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是陕西作家路遥笔下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诸如此类的母题出现。所谓“出走”，无非是由于家乡的贫困、封闭和一潭死水，这种停滞得让人窒息的环境逼得一些有梦想、有抱负的年轻人生发出“我要出去看一看”的冲动，并在此驱使下走出了家乡；而“回归”则是那些当年已然出走的游子们在外面闯荡过一阵子后，累了、倦了、 “梦”醒了，于是又思念起家乡的宁静， “胡不归兮，胡不归？”杜阳林的《惊蛰》从根本上讲固然也能在这类作品中找到某些源头，但又清醒地保有自己的个性与追求，虽同为“出走”，但“走”得却掷地有声、不同凡响。
有论者言， 《惊蛰》带有某种半自传性，这一点我目前未曾考据。仅就文本说文本，作品整体虽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但“出走”只是少年凌云青的结果，其余皆为他远赴外乡求学途中坐在绿皮车厢中对家乡过往的回忆。既然是“出走”，那家乡的观龙村自然就既不是一曲自在和谐、乐天安命的诗意牧歌，也不会是一幅自然美人更美的田园风情画。在作者冷峻的聚焦下，直面乡土当年的贫穷愚昧与落后，以带血带泪的笔墨，开始了我在本文开始不久便描述过的那种“虐心”的回眸之旅。
打记事时起，苦难便与少年云青如影随形。 《惊蛰》开篇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打破了阆南县观龙村的宁静。那座四面漏风的茅屋传出的悲啼之声，瞬间揪住了人们的心”， “凌永彬这样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咋说走就走了呢？”四岁丧父的云青的苦难就此拉开了帷幕：不仅是寒冷和饥饿如影随形、乡邻旁亲的冷漠与欺辱时有相伴，更有生命之虞接踵而至地朝他袭来——遭大伯家欺凌而被烧成重伤、因无钱疗治骨膜炎险些失去左腿、家中断粮不得不远赴他乡投奔舅舅又遭遇冷眼……又何止是幼小云青的命运如此多舛？失去了顶梁柱的整个凌家何尝又不是终日生活在极度贫穷和更可怕的人情冷漠这样一个被欺凌与被污辱的环境之中——为了全家的生存，母亲徐秀英终日超负荷劳作不说，遭邻里算计和殴打也是家常便饭，大姐采萍因与小木匠刻骨铭心又阴错阳差的爱情而被迫嫁到势利而粗暴的婆家……这一切固然都是贫穷造成的悲剧，但其实又何止于此？面对这一切，杜阳林在冷眼凝视之时，既没夸饰，也不淡化，更是始终聚焦于藏匿在贫穷背后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异化。
当然，如果杜阳林的笔墨仅限于此，那《惊蛰》的价值也是有限的，一部长篇小说倘只是一味地重复呈现一种调性，那本身也是一种单调与贫乏。所幸的是，杜阳林的创作能够清醒地意识地这一点，因此， “善”与“暖”的气息在作品中也时有散出，且常与“丑”与“恶”成双出场。在云青的成长历程中，既遭遇到大伯陈金柱的恶，也感受过堂妹陈吉祥天使般的善良；既有岳红花这类刁蛮泼妇对自己一家的搬弄是非和恶意陷害，也有善良明理的上官夫妇仗义援手；既有孙家“三条龙”的为非作歹，也有韩老师父女对凌云青的默默相助……尽管这些“善”与“暖”的气息比之于观龙村众生灵魂的那种无情与丑陋还显得微弱与稀薄，但有了这样用笔虽不多着墨也不浓的几笔，生活的丰满与作品的厚实度就悄然不同，云青甚至包括他哥哥云鸿的“出走”才有了可能性，且“出走”的目的与意义也不仅仅只是因为逃避。关于这一点，作品虽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读者的想象空间无疑由此而拓宽：在逃避之余，是否又多了一层自赎与自强的可能？一个大写的“变”字影影绰绰地闪烁于其中。
云青云鸿兄弟的双双“出走”固然是他们个人的一种选择，也有“好人”的无私相助，而更重要的一点作品虽着墨不多，但杜阳林以“惊蛰”这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来命名作品显然有其寓意之所在。 “惊蛰”者，阳气上升、气温回暖、春雷乍动、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 《惊蛰》中不仅有云青兄弟“出走”可能带来的生机与希望，更有他们生活的大时代也在变革，作品对此虽未明写，但一个情节所发出的信号却是清晰而明确：曾经颐指气使的陈金柱在自己老婆刘翠英与云青母亲秀英因两家土地间的“界石”发生争执时，之所以不再豪横无非是因为自己曾经拥有“计分员”的那顶“乌纱”已然不复存在，原因很简单，地都分了还要啥计分员？而分田地包产到户则无疑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时的一声号角。没有这个大时代的变革，云青云鸿兄弟依然可能“出走”，但那只能是逃难，云青绝无可能是“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式的“出走”，云鸿也只能“去很远的地方看一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向“遥远的南方”，而“南方”在那个时点显然就是一个十足的隐喻。如此这般，《惊蛰》显然为“出走”这个并不新鲜的文学母题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它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当然，云青“出走”后又会怎样？这个同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能期待杜阳林在他的下一部新作中做出回答了。
与《人生》 《平凡的世界》等表现“出走”与“奋斗”等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完全一样， 《惊蛰》只是再现了云青的“出走”，作品到云青乘上远去的列车便戛然而止，至于“走出去”后的云青会怎么样？据作者接受采访时称会在以后的创作中来回答。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本文开始便提到“这部虽仅有23万字的《惊蛰》我读起来却并不是十分酣畅……不是因为作品自身缺乏可读性，而是其内容太虐心，以至于数次不想再往下看”。这里说的固然是我个人在阅读时的具体感受，但换个角度看何尝又不是作品本身特别是作为长篇小说创作时值得斟酌的一个问题。现在《惊蛰》内容上的绝对主体就是再现云青之父凌永彬病故后凌家遭遇的种种苦难与不幸，一“虐”二“虐”三而“虐”地持续推进，尽管施虐者与施虐方式在变化，但施虐的本质却基本一样。一味地仅仅只是依靠这种方式来推动作品的进程，且不说难免会引发读者的审美疲劳，于作品本身而言，其内容的丰富性与表现的饱满度多少也会因此而打折扣。即便就是为了集中书写云青的“出走”，可选择的内容也绝不是仅限于受虐，如何选取不止一个视角或如何以一个视角为核心再适度荡开一些，其实也是长篇小说创作谋篇布局时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现在一些长篇小说看起来总是有中篇小说放大之感，其基本原因恐正在于此，《惊蛰》在一定程度上也中了此招，期待杜阳林在创作它的第二部时能够就此充分斟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