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在性问题上总体来看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容的，但是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其实在没有确切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性革命”是经常在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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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通常被人们用来表达已经经历过了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战斗、富贵、困苦等等，更多的情况下是爱情），再面对类似情形就能淡然处之了。当然，文学比喻通常都经不起逻辑上的纠缠，某日在午后斜阳的咖啡馆中，好友忽然问道：“要是沧海之后又是沧海，会如何呢？”我知道这是开玩笑抬杠，却不禁喜形于色——正愁这篇书评找不到标题党色彩的标题呢，这句话倒相当合适。
既然是“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那当然会让人感觉“性革命”已经不止一次了。从学理上来考察，“第一次性革命”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因为社会、思想、文化等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在时间上并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清晰界限，在社会现象上更找不到“革命成功”的明确标志。例如，如果认为“第一次性革命”到1800年基本成功，那又如何解释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出现的潮流呢？达伯霍瓦拉自己在本书中也说：“如今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此种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约束性自由与抑制各种感官享受的朝纲一直延续至1901年——事实上，作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达伯霍瓦拉所谈论的“第一次性革命”，时间大体在公元1600～1800年间。但是在此之前，文艺复兴的浪潮已经从意大利席卷整个欧洲，在那个浪潮中，性观念本来应该已经非常开放，只要看看《坎特伯雷故事集》或《十日谈》里那些放荡不羁的故事，你肯定会相信那就是一场“性革命”。
教会虽然在理论上是维护礼教的，但是因为自身的毛病而痛遭鞭挞和嘲弄。所以在1600年前后，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的兴起，出现了一股强力提倡禁欲礼教的潮流，其实也不致于太令人惊奇，那可以视为“反革命”的一次反扑而已。而“革命”的一方回应这种反扑的，是更加大胆的放荡，这正让世人体验了一回“沧海之后又是沧海”。
说实在的，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达伯霍瓦拉其实对于思想史和哲学观念的兴趣相当有限，他更感兴趣的是对“第一次性革命”成果的展示。这种展示占去了全书八章中的整整五章。如果说在第二章“性自由的兴起”中好歹还涉及了一些思想史内容的话，那么从第三章“诱奸的热潮”开始，作者就甩开膀子，毫无顾忌地大谈黄段子和色情故事了。
1660年，《通奸法案》就被废除了。所以在“诱奸的热潮”和“男人与女人的新世界”两章中，达伯霍瓦拉直接描绘那时社会各阶层的放荡生活。作为学术包装，也蜻蜓点水般谈论了诸如人们对于女性性欲看法的变化——“自西方文明初始之时，人们就一直相信女人的性欲更加旺盛。……真敢做的话，所有女人都会成为娼妇。”到后来却相信“男性拥有不可救药的色欲，而贤淑的女性则根本没有性欲”。至于这两种意见哪种正确，达伯霍瓦拉就语焉不详不了了之了。其实按照学术标准来看，这两种意见都必须有大量的社会学和性行为学调查数据来支撑，不是可以轻易论断的。
第四章“白奴制的起源”集中讨论那个时期卖淫业的发展和表现。妓女和这个行业，在达伯霍瓦拉的叙述中显然是得到同情的。例如，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对“性犯罪”的简单粗暴的判决日益受到质疑。一些社会团体开始公开进行反抗，1702年和1709年，两次有警察在试图拘捕站街妓女时被刺身亡。在伦敦东区，一千多名水手包围了地方治安法官，强迫他释放一群将要被送往感化院的“有罪”的妓女。
而第五章“媒体与信息”，正如标题所指示的，展示大众媒体和时尚中的性“革命成果”。对于这些成果，《性的起源》中译本安排了53幅黑白插图和22幅彩色插图，不知这些是不是原书插图的全部。这75幅插图，大都来自1600～1800年间的色情连环画、色情小说插图、人物肖像、漫画和一些色情作品的书影。当然，达伯霍瓦拉也为此书做了足够的学术功夫，包括长达89页的文献注释和25页的综合索引。
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在性问题上总体来看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容的，但是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其实在没有确切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性革命”是经常在发生的——就像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也是经常在发生的一样。然而一场又一场的“性革命”，很可能并未持续地将人类社会推向开放和宽容的新高度，这种情形更像是在“性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
这只要想想古罗马贵族那种极度放荡的性生活，或是中国春秋时代贵族们明目张胆的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唐代那些极度开放的性观念，要是放到今天，都是难以想象的。那么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真的更开放、更宽容了吗？
再看看达伯霍瓦拉在本书中叙述的三百年前的情况，那时欧洲的上流社会，完全不缺乏宽容、放荡、乃至挑战性禁锢的思想温床。这样的思想和言论，甚至出现在一些教会高级人士笔下。例如，苏格兰教会的罗伯特·华莱士主教写了一部讨论“一种自由得多的性交易”的严肃著作。又如在当时人的著作中，约克大主教朗斯洛·布莱克和王后在一起时，他居然敢对王后说：“我曾经与您的首相沃波尔在一起，他告诉我，您是一个明智的女性，毫不介意自己的丈夫拥有情人。”达伯霍瓦拉对此评论说：“在1700年前，很难想象这样的话会出自一位新教的主教之口。”而查尔斯·德·吉法第耶主教更喜欢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他对年轻人说：“相信我，我们内心的道德乃是指引我们的唯一道德，那些令人作呕的教条陋规已被人们弃若敝屣。”他告诉年轻人的“第一要务”，居然是“投入女人的怀抱”。让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吧，这些话要出自一位主教之口，难道很容易吗？
所以，在性观念问题上，“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是长期共存的，这正是笔者早年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出“性张力”这个概念的原因。比起“革命”这个在西方已被用滥了的措词，“性张力”概念对历史现象有着更好的描述和解释能力——上面谈到的在“性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拉锯战，正是这种张力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