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人情关”方面,周恩来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他的亲弟弟周恩寿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也在北京工作。但周恩寿的级别定得比较低,工资比较少,家里孩子又比较多,生活方面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于情于理来说,作为兄长的周恩来都有责任帮助弟弟一家。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帮助弟弟一家的呢?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周恩来是家中的老大,底下有两个亲弟弟,二弟周恩溥生于1899年,三弟周恩寿生于1904年。周恩溥是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如今关于他的史料不多。抗战爆发之后,周恩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一次反扫荡中不幸落到了侵略军手上,严刑拷打致不能起立,于1944年壮烈牺牲。
周恩寿亦很早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就担任了周恩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1925年时,周恩寿进入北京宏达学院学习,并秘密从事交通和宣传工作。周恩寿一直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认识了邓颖超,称其为“姐姐”。周恩寿曾回忆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
1926年1月,周恩寿进入黄埔四期学习。革命军挥师北伐之后,周恩寿担任了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恩寿在火线上采访,右脚不幸被炮火炸伤,由郭沫若和胡公冕抬下火线抢救才脱险。1928年,周恩寿只身前往吉林找四伯父。之后,周恩寿还曾掩护周恩来和邓颖超脱险。
此后,周恩寿担任过松江绥化税务局课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署股长等职。1936年之时,周恩寿通过周恩来的好友张鸿浩介绍,与王士琴相识、相恋、成婚。解放战争期间,周恩寿在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为革命做了很大贡献。
1949年之时,周恩寿提出要继续工作,毕竟当时的他才44岁。但周恩来建议周恩寿先去“华大”学习,改变好思想、世界观再继续工作。当时的周恩寿已经有了四个小孩,王世琴要照顾小孩无法工作,家中生活原本就很困难。周恩寿如果不能马上工作的话,一家人可是要揭不开锅的。
此外,当时周恩寿住的房子很小,几个小孩挤在一个小屋子里,条件非常差。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没有直接给周恩寿安排工作,也没有“照顾”他们一处好房子,只是尽个人最大的力量,将7岁的周秉均和5岁的周秉宜接到了自己家照顾。而周恩寿,则仍是先学习,再按规定分配工作。
在此之前,12岁的大侄女周秉德已经被接到周恩来家中了。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周秉德详细回忆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
我看清了伯伯的脸,伯伯与爸爸长得真像!伯伯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只不过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脸盘也比爸爸丰满红润,仿佛显得还年轻些。伯伯对我说,9月1日才开学,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周恩来虽然是长辈,但对侄女说话用的却是商量的口吻,这使周秉德极为感动。不过,对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却严厉要求侄女及侄子们要尊敬他们。周秉德、周秉均和周秉宜来周恩来之前,或许都幻想过自己能住上金碧辉煌的好房子。但事实上,他们到周恩来家后,周恩来只是帮他们在房中搭了几张小床。
快开学之时,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看到周秉德只有两套小花衣裙子,便带着她去做了两套秋装。周恩来看到周秉德接连穿了两套新衣服,就皱着眉头说道:怎么又一套?浪费!
周秉德还正开心自己有两套新衣服,但没想到伯伯会因此生气,顿时委屈得要哭了!邓颖超当时也在场,便心疼地搂住周秉德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周末才回家,总要有两身衣服洗换嘛!
周恩来看到周秉德委屈的样子,没有批评她,也没有继续生气,而是耐心地对她讲起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往事:
我在南开上中学时也住校,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每次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洗净晾干……现在我们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
周秉德点了点头,当时的她其实还不太懂这些,但她知道伯伯说的一定是对的。直到他长大之后,才明白周恩来身上那些可贵的品质,而周恩来多年来的教导,也成了她一生受用无穷的宝贵财富。
周恩寿在“华大”学习一年后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钢铁局工作。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由组织上负责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1952年,国家实行薪金制。因为周恩寿的级别经周恩来要求被定得很低,工资也很低,难以照顾好一大家子人。因此,周恩来不仅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负责周秉德等人的学费及生活费,还定期资助周恩寿夫妇。
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先后生了周秉和、周秉建两人。王世琴当时正在学校教书,实在抽不出时间照顾小孩,邓颖超便出钱请了保姆来帮她照看孩子。邓颖超还请保姆到家中吃了一顿饭,并说道:按说,照顾孩子本该是我这个做大妈的事儿。可是我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们请来帮忙。
有一次,周秉和、周秉建同时得了麻疹,必须住院治疗。可当时周恩寿在外地出差,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费,只能去找周恩来帮忙。周恩来听说孩子有病,立即让成元功拿出钱去救急。还有一次,周秉和受暑长了许多疖子,邓颖超干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厅住了一个暑假。
1959年,周恩寿的工作被调动到内务部。本来以周恩寿的资历以及能力,可以得到级别高一点的工作。但是周恩来知道周恩寿的调动情况后,找到了内务部部长曾山,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周恩寿的别名)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周恩寿的身体一直有恙,在内务部工作两三年后就因胃病而无法正常上班。周恩来非常关心弟弟的身体,请邓颖超联系了著名的外科医生吴蔚然为周恩寿做手术。可是,周恩寿的病始终没好起来。于是,周恩来便在一次会议后单独留下了曾山,严肃交代道:我弟弟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当时周恩寿还没到退休年龄,提前退休的话会损失很多东西,一是在职时的待遇,二是工资级别没办法再调整。曾山也没想到周恩来会一直盯着这个事,没有让周恩寿提前退休。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严肃地批评道: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于是,周恩寿提前退休。
除了周秉德已经参加工作以及周秉均在当飞行员外,其他四个孩子都还在上学,周恩寿身体不好加上提前退休,家中的负担一下子重了很多。周恩来非常了解弟弟家中的情况,担心弟弟及弟媳会想不通,便问在他身边生活最长时间的周秉德道:你爸爸想得通吗?周秉德告诉周恩来说,爸爸是想得通的,他一向最听您的,但妈妈有些想不通。
说着说着,周秉德说了句“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但周恩来却摇了摇头,告诉周秉德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因为周恩来知道弟媳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希望周恩寿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养育小孩。周恩寿就不一样了,他是周恩来的亲弟弟,他们从小也是靠伯伯养大的,所以他从哥哥这儿拿钱去养孩子,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
周秉德听完周恩来的话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正当她想要说话的时候,周恩来又有些激动地说道:
你奶奶去世前,握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妈妈,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一句古话“长兄为父”……你爸爸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度过下半生,也算是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为了解决周恩寿一家的生活问题,周恩来每个月资助周恩寿一家200元。周秉德觉得太多了,但周恩来却说:你们6个孩子,每个20元,剩下的多给你爸买点补品。当时周恩来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元,一半给了弟弟,还要不时补贴老部下以及其他亲人,每到月底就捉襟见肘。很多时候周恩来请客,都要用邓颖超的工资。
从1950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周秉德从成元功那里签字领钱。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周恩寿的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周秉德算过这样一笔账:
伯伯的工资404.80元,七妈(邓颖超)的工资342.70元,从1958年到1976年,工资累计不足17万元,伯伯拿出了很大一部分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伯伯在世的时候经常讲:你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从自己工资中“阔气”地拿出了这么多钱帮助亲属和部下,但他自己却始终过得极为“小气”的生活。家中用餐时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一条鱼一顿饭只吃一半,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吃。他穿的是补丁上面打补丁的衣服,修了又修的皮鞋,补了又补的袜子,满是破洞的毛巾。
周恩来逝世之后,周秉德时常流着泪抚摸伯父留给自己的遗物。其中有一件补丁叠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不了颜色的睡衣,年岁大概有20年之久了!还有一套周恩来生前常穿的西装,前后颜色不一样,是用新旧布料拼起来做成的,年岁也有20多年了。
此后的岁月中,周秉德总会想起伯父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而周恩来伟大的人格力量,早已成为了一道永驻人间的美丽风景线,一笔给后人无穷力量的精神财富。
谨以此文,向人民永远敬爱的周总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