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上午10点49分，中国民航的一架三叉戟296号客机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前往上海。
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名，中国乘客93名，日本乘客3名。
11点20分左右，当飞机飞临渤海湾的时候，驾驶舱内突然警铃大作，枪声响起。
职业敏感让报务员赶紧对地面喊话：“有人劫持飞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劫机事件很少发生。那么，没有反劫机经验的机组人员该如何面对这些劫匪呢？
王仪轩
王仪轩，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也是被劫持的296号客机的机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王仪轩的第一反应就是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但是驾驶舱门很快被撞开，几个黑影冲了进来。
情急之下，王仪轩决定紧急着落。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冲到王仪轩身边，并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喊着：“148度，148度……”这个人便是此次劫机案的主谋卓长仁。
卓长仁
卓长仁，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曾长期往返于广州、沈阳等地，从事倒卖汽车、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活动。
1982年3月，辽宁省政法机关将其犯罪活动列为全省经济犯罪要案之一，并实行抓捕。
看着近在咫尺的卓长仁，王仪轩犹豫不决。
根据民航内部的相关规定，一旦遇到劫匪劫持飞机的紧急情况，机组人员在保障乘客安全的前提下与劫匪展开搏斗。
正在驾驶飞机的王仪轩，如果此刻跟卓长仁搏斗的话，极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不愿拿乘客生命下赌注，王仪轩只能选择克制与冷静。
猝不及防，卓长仁一把抓住并推动驾驶杆，原本在云上9000米的飞机一下子俯冲到了云下。
速度极快，四周全是雾。
王仪轩眼看着驾驶舱内的下降率表针已到尽头，这也就意味着飞机距离地面只有3000多英尺。
按照这个速度，只需10秒钟就将机毁人亡。此时，王仪轩已经顾不上劫匪就在身边，他猛地抓住驾驶杆拼命向上拉。
机舱里惊呼一片，生命受到威胁的乘客已经忍不住抱头痛哭。王仪轩的举动激怒了卓长仁，一柄手枪顶在了王仪轩的头部。
想要和地面取得联系的王仪轩突然发现，原本嘈杂的报话机顿时安静下来。原来，劫匪早有准备，他们迅速破坏了飞机上的通讯系统。
卓长仁又一次对王仪轩喊道：“148度，148度”，而“148度”正是南朝鲜的汉城方向。
如果飞机一旦出境，机上人员的安全就更加无法得到保障。当前，必须想办法将飞机降落在国内的机场。
此时，手握驾驶杆的王仪轩灵机一动，悄悄且极其轻微地调整了方向。这一动作细节，在一般人眼里根本无法识别。
可是，王仪轩的这一举动尽收在卓长仁的眼底，卓长仁怒吼道：“别耍花样，你的方向不对……”
此时，王仪轩顿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劫匪“绝非等闲”，他对于飞机的操作驾驶很是懂行。
因为曾在辽宁航校就读，卓长仁确实很懂行。由此，王仪轩不敢再轻举妄动，只能改道。
与此同时，在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北京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里，全天候监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跨地区高空干线飞行的值班雷达管制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客机的信号若隐若现，并且开始偏离航线。
地面管制员不断向飞机上喊话，均未得到回应。几分钟后，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管制员没有迟疑，立即向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汇报。
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成立于1981年10月9日，成立的目的就是应对处理自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开始出现的劫机事件。
事实上，在296号客机被劫持的前一年，民航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劫机事件。在中国民航2505号客机，由西安飞往上海的途中被5名劫匪劫持，欲飞往台湾。
机组人员与其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所以那起案件只能被称为“未遂劫机事件”，但是这次296号客机遭遇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劫匪卓长仁懂行，机长王仪轩试图智斗劫匪，却被卓长仁识破。卓长仁的同伙又穷凶极恶，飞机已经完全落入劫匪的手中。
那么，他们劫持飞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96号客机按照卓长仁的要求，朝着148度方向飞行。148度是哪，王仪轩很清楚，那是南朝鲜首都汉城的方向，这使得劫机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长期以来，人们对南朝鲜的称呼都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当时，中国政府跟作为美国傀儡的朴正熙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往来。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召开会议。296号客机在渤海湾上空改道，目的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当时的南朝鲜。
飞机无论是飞往朝鲜还是日本，对方一定会与中国联系。从现在毫无反应的情况看来，劫匪劫机的目的地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南朝鲜。
那么，劫匪为什么要去一个当时与中国毫无外交往来的国家呢？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很多国家都处于冷战的格局。当时，中国和朝鲜结盟，而南朝鲜和台湾结盟。可见，南朝鲜和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此次劫持飞机，卓长仁的目标就是台湾。卓长仁认为，他叛逃中国、投奔台湾，一定会受到像“英雄”一样的款待。
卓长仁一行在国内屡屡犯罪，前往台湾不仅能逃过制裁，还能受到款待。只不过，这架飞机燃料不足，所以只能先停靠在南朝鲜。
就在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考虑如何解救人质时，汉城上空果然拉响了警报，296号客机飞过三八线，准备在汉城迫降。
1983年5月5日下午1时15分，民航296号客机搭载105人闯进了南朝鲜境内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春川。
296号客机庞大的机身，停靠在春川又短又窄的跑道尽头，刚刚停稳就被飞弛而来的美军卡车团团围住。
原来，春川机场是美军驻扎在汉城的军用机场。惊魂未定的乘客还来不及反应，飞机前段的舱门就被美军打开了。
劫匪卓长仁荷枪实弹地出现在舱门前，他要求立即和所谓台湾驻南朝鲜的“大使”面谈，还声称，在他的要求被应允之前，他将扣留飞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
当时，由于中国不承认南朝鲜政权的外交立场，并没有和南朝鲜建交，所以中国政府无法直接与南朝鲜方面对话。
一场劫机危机升级成了棘手的外交难题，国家劫机领导小组陷入两难。那么，如何让被劫持的飞机和机上人员从一个与中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并一直被划分为敌对阵营的国家安全返回呢？
5月5日的晚上9点，296号客机已经在南朝鲜滞留了8个小时。突然，机舱门口一阵骚动，原来南朝鲜派人来了。
日本乘客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和中国乘客不同，日本和南朝鲜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
果然，日本乘客被请下了飞机。很快，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也被告知离开飞机，送往别处。乘客们开始议论纷纷，他们要被送去哪里呢？
1983年5月5日的这个夜晚，民航局大楼的灯光彻夜通明。因为不能直接与南朝鲜通话，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便通过东京、香港、纽约、伦敦获取消息。
被扣留的卓长仁
6名劫匪没能与台湾达成对话，而是被南朝鲜军事当局拘留，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被送往春川的一家小旅馆。
王仪轩
据机长王仪轩回忆：
这家旅馆本身并不大，南朝鲜却为我专门安排了一间房，其他机组人员也分别被安置在不同的房间。若是南朝鲜要趁机带走任何人都不会被发现。
王仪轩等人被南朝鲜派来的翻译彻夜盘问，已经疲惫不堪的众人还要强打精神小心应付，一夜无眠。
同样彻夜无眠的还有远在北京的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此前，他们向汉城连发了好几封交涉电报，但都石沉大海。
一直到第9份交涉电报，终于有了回音，南朝鲜方面希望中国能派外交部高级代表前往汉城交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美国、日本的建交，无疑是对南朝鲜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处于逐渐上升趋势。而此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南朝鲜，在经济发展方面急需扩大市场。
七十年代的南朝鲜街头
为了改变局势，南朝鲜方面也开始酝酿“北方外交”的策略，其目的就是希望和中国乃至苏联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南朝鲜方面想通过此次劫机事件且以国家的名义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对于南朝鲜提出的交涉方案，中央明确指示，南朝鲜之行迫在眉睫，但只能以民航局的名义组成一支工作小组去谈，不能涉及外交话题。而在这支工作小组里，还要安插几位身份特殊的成员。
蒋正才
蒋正才，时任外交部亚洲司一处副处长。此次赴南朝鲜谈判，蒋正才的身份是民航工作组翻译。在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蒋正才倍感突然。
着手准备赴南朝鲜的同时，在春川度过了一晚的296号客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又被通知要离开春川，前往汉城。
当他们推开宾馆的门时，眼前的阵仗着实吓了他们一跳，宾馆外面到处挤满了记者。见有人从门口走出，他们便开始疯狂地拍照。
一下子被如此多的媒体包围，这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始料未及，他们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幕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机长王仪轩觉得此次劫机事件并非光彩，其心情格外沉重。
一路上，296号客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忐忑不安。然而抵达目的地时，他们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这是汉城最著名的五星级饭店华克山庄。
华克山庄饭店
王仪轩曾这样回忆：
我们一下车还有手持鲜花的少年欢迎我们，走进宾馆之后，南朝鲜方面直接把我们带到了餐厅，餐厅里完全是一个大宴会的场面，四五十个火锅摆在那儿，都点着火，茶具餐具摆得满桌子都是，另外还有乐队。当天晚上，南朝鲜方面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场演出。
就在乘客们欣赏演出的时候，王仪轩从随行的南朝鲜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中国将派代表团赴南朝鲜交涉。
敏感的王仪轩开始揣度起南朝鲜款待中国乘客的用意，这会不会是一场鸿门宴，博取乘客好感只为其它目的。
不管这场款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10个小时后，在南朝鲜的上空，看不见的大丘飞行情报区里，中国的第一条电波破空而来。
在黄海和东海的交界线上空，有一条看不见的南北向分界线，是用来分割中国与南朝鲜空域的。
自从被划定，这条分割线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沉寂岁月。直到1983年5月7日，电波第一次将CA 955的呼号从中国上海飞行情报区送往了南朝鲜大丘情报区。
和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飞行情报区的联系，在中国的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即将启程的民航工作组能够顺利地抵达南朝鲜，处理劫机事件。
对于这次谈判，中央明确指示，必须速战速决，三天内完成。
1983年5月7日上午8时，以中国民航局名义组成的工作小组乘专机离京赶赴南朝鲜。
钱文荣
钱文荣，时任新华社记者，他与蒋正才一样，是被隐藏了身份的随行人员。
代表团除了有民航局的代表之外，外交部、公安部的人员也在其中。另外，中方还派出了医生和技术人员随行，共计33人。
由于那时中国与南朝鲜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钱文荣只能以民航局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但他此行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直接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5月7日下午1时30分，工作组成员乘坐的飞机抵达南朝鲜。
蒋正才后来回忆道：
飞机降落在金浦国际机场，停靠在特定的停机坪上，机场上没有欢迎仪式，站在舷梯下的只有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和稀稀拉拉几个随员，宽阔沉寂的机场似乎一眼望不到尽头，除了远处有几个肃立的士兵以外，见不到其他走动的行人。
工作组成员被邀请走进铺着红地毯的贵宾室，刚一进门，记者们手里相机的闪光灯噼里啪啦地闪个不停。
孔鲁明
迎接工作组成员的是南朝鲜外务部第一副部长孔鲁明。贵宾室里布满了人，除了南朝鲜的官员以外，还有闻讯而来的记者，问题铺天盖地，工作组顾不上回答就被请上了专车。
在车上，韩方接待人员将蒋正才围在中间，只字不提被劫持乘客的安危，而是迫不及待地展开两国的外交话题，让外交官出身的蒋正才几乎招架不住。
在车上，坐在蒋正才旁边的是南朝鲜外务部亚洲局的局长，司机边上坐的南朝鲜外务部亚洲局中国科的科长。
在从机场到宾馆的45分钟路程中，南朝鲜外交官员始终围绕着“两国能否增加交流”的话题不断地向蒋正才提问。
由于严格的外交纪律，没有得到授权的蒋正才尽可能委婉地回避着对方的种种提问，只能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措辞回复对方。
南朝鲜安排的外交官员对中国民航工作组礼待有加，但这并不能消除民航工作组的顾虑，毕竟当时南朝鲜和台湾还建立着所谓的“外交关系”。
在劫机事件上，卓长仁与台湾对话的要求遭到拒绝，台湾方面会如何处理此事还不得而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民航工作组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敏感，小心处理双方的每一次接触。
根据日程安排，中韩双方将在7日下午开始会谈。依据中央下达的速战速决的命令，民航工作组要在5月9日结束谈判。
然而，这场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中国和南朝鲜不时地爆发分歧。
到底是什么，让双方的谈判遭遇了困难？滞留在南朝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又是否会因为谈判陷入僵局而遭遇威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