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

在我国历史上，王安石是非常有名的文化学者，他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足见其文化地位之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诗人之外，他还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

北宋时期，王安石一度领导了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这是北宋建国以来非常有名的一场政治改革。

奈何，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王安石也在这场斗争中被“踢出局”，成为了“被批评”的那个人。那么，王安石的这次变法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呢？亦或者说只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一、北宋的财政负担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了兵变，随后他便穿上了龙袍、建立了北宋王朝，取代了垂垂老矣的后周政权。

虽然这次兵变成功了，但是也为北宋后期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雷”。建立北宋的第二年，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黄袍加身”，赵匡胤举办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宴会。

与此同时，为了降低边军对朝廷的威胁，赵匡胤还做出了一个决策：“边军定期京城化”，意思就是边军每年要抽出精锐力量，加入到京城的部队之中。

这样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朝廷京城的军队越来越多，所需要支付的俸禄也越来越多。边军为了提升战斗力，只能不断招人，军费也在不断上涨。

当然，赵匡胤所作出的努力并不只有这么多，完成军事上的改革之后，他又进行了一些政治上的优化，简单来说就两个字——分权。

或许也是因为惧怕“造反”这个事情吧，所以在北宋时期，皇帝将各个职位上的权力进行了相应的分割，即一个职位有多个人管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虽然被无限弱化，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官员冗余”，无形中也给朝廷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负担。

总而言之，无论是“养兵”政策，还是“养官”制度，超负荷的人数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给北宋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问题，在北宋前期还不太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弊病造成的负担越来越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刻。

在宋仁宗时期，随着一位大才的出现，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这个人便是范仲淹。

面对“三冗”问题和越来越尖锐的民生问题，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向宋仁宗赵祯改革的建议，《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范仲淹等人明确提出了“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等三个架构，在这三个架构中又有诸多的“小决策”。

看到范仲淹等的新政奏折之后，宋仁宗立刻同意了，公元1043年庆历新政正式在全国实施开来。

改革前期，新政的确得到了极大的效果，北宋官员的行政效率提高了不少，政治腐败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可惜的是，因为这次新政限制了地主和官僚等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实施两年之后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阻挠。

比如，在澄清吏治方面，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等三点建议，明黜陟注重以实际行动来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的官吏。

抑侥幸侧重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这些贵族子弟对官位的垄断，居其位而不谋其政。

均公田则是重新规定官员按照一定的等级给一定数量的职田，防止官员的贪赃枉法，以“责其廉节”。

从上述的介绍来看，庆历新政的改革目的虽然是好的，但它却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利益得到损失的守旧派朝臣，自然会反对新政。

最终，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迫自行引退，著名的《岳阳楼记》其实就是在新政受阻的时候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三、随即而来的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的严峻的局势依然没能得到缓解，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因此，朝廷沉积20多年后，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曾经在嘉佑三年，王安石到京城述职的时候，向当时的仁宗皇帝提出了新的变法建议。或许是庆历新政的阴影还在，所以仁宗皇帝拒绝了。

直至宋神宗时期，他非常看好王安石的建议，便开始大力提拔他，并在熙宁全面支持王安石的新政政策，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

从根本上来说，王安石变法也是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只是他与庆历新政相比，则少了一些尖锐的“主张”，尤其是吏治方面。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可以归纳为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简而言之就是“理财”和“整军”，基本避开了吏治，或许是吸收了庆历新政的教训吧！

在发展生产方面，面对巨大的财政空缺，王安石提出了许多新政策，比如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等。

前两者主要针对的就是市场经济，它与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细节上却做得不够好。

在当时，虽然也增加了北宋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但是却限制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期的反响和效果并不是太好。

在农业方面，王安石主要的政策就是“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这两个政策也为国家的农业税收带来了益处，但从本质上来说更像是处处压榨百姓。

这两大政策的本质，基本都是百姓向官府借贷来进行发展生产，丰收年间老百姓或许会得力，但大灾年间却会极大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在强兵政策上，王安石意识到了士兵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现象，他也进行了“手术式”的改革，造成的反响很大。

比如，为了节省军费，王安石出台了《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与唐朝时期的“府兵制”很像，即：农民农忙时耕种，闲时也接受军事训练，战时要参与战斗。

当时，这一举措的确提升了北宋的战斗力，只是作用不是很明显。与此同时，王安石又出台了另一条练兵制度——裁兵法。

裁兵法（针对厢军及禁军）规定：五十岁后必须退役，禁军不合格者下降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下降为民籍。

对于军队而言，裁掉老弱病残的士兵，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国家的财政支出都非常有利，当时北宋士兵的素质、战斗力也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只是，王安石变法虽然解决了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根本社会根本的矛盾和根本问题，它只能算得上“改良”，而算不上“改革”。

再加上变法本身需要缓而图之，但是王安石却急功急利，导致在变法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欲速则不达。

比如，“去重敛、宽农民”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之一，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偏差，扰民、损民的情况不断出现，东明县的农民还曾集体去京上访，并围堵了王安石的家宅。

四、历史的评价

现如今，王安石变法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却不绝于耳，有人持反对的态度，也有人持支持的态度。

前者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过强调“税收”，干预市场经济，虽然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老百姓们的生活却依然举步维艰。

这也就是为何，在历史上北宋的经济总值虽然很高，但是老百姓们的幸福指数却并不高，用美国人的一句话来说：“除非你死了，否则你就需要不停的交税”。

更有一些尖锐的认识评价，王安石变法间接地导致了北宋的灭亡，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不过，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则对这次变法有着很高的评价。梁启超是我国有名的改革家，他在《王荆公》中，他曾称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

秦国时期，商鞅变法举足轻重，一举改变了秦国积贫积弱的问题。因此，还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无论是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都可以看出“支持者”对王安石的肯定。既然如此，那么这次变法为何会失败呢？

一些人给出了解释：“王安石变法的超前性和社会性，导致它缺少一种时代性和适应性的土壤”。

现在，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可以调控很多的问题。可是，在北宋时期，因为时代的不成熟，所以这一设想无法被实现。

王安石的变法本质上是没错的，可因为社会背景的原因，它仅仅存在了15年便消失了，只能说是“生不逢时的一次变法”。假如说，王安石能够生活在近现代，他的变法或许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商鞅因为遇到了秦孝公，遇到了战国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的商鞅变法才会取得成功。

简而言之，一件事情的成功，不仅需要看事情本身的目的，还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环境、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