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南京广州路，隋家仓一带，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息影之所——随园故址。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江宁织造曹寅家的花园(相传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雍正年间，因曹家被抄检而籍没，这所园子就成了继任织造隋赫德的园子。
到了乾隆初年，又被官居江宁知县的袁枚以三百金买下。这时园子已经荒芜，于是袁枚将园子重加整治，“因山筑基，引流为冶，莳花种竹，随夹岸而为桥，随其湍流而为舟，就势取景，所以称为随园”。袁枚辞官以后，就居住在这里，聚朋会友，读书写作，享林泉之乐。
袁枚的友人李因陪曾为随园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写的是随园的环境，下联为：“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指的是随园藏书．随园中的景点很多，中心主要建筑是用来藏书的。
袁枚少即嗜书，每过书肆，垂涎翻阅。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购置，归而形诸梦寐。通籍以后，他以俸易，俸去书来。“凡清秘之本，约得之六七”，他还结识曾做过翰林院编修的著名藏书家程晋芳(鱼门)。
二人广购书籍，互相借钞，有无通共，遂积至四十万卷，尽藏于随园。袁枚将这些书籍按经、史、子、集四类，分亭、轩、楼、阁四处庋藏。《随园诗话》中，有一条记述他对学问之道的看法，则反映了他对藏书分类体系的认识和构建。他说：
四子书如户牅，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闑，类书如橱柜，说部如庖湢井匽，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是皆不可偏废。
袁枚做学问是如此，藏书也是如此。他的藏书应当是类目齐整，构建合理，排列有序。
因随园地处小仓山的缘故，袁枚将其藏书处取名为“书仓”，并题诗云：
聚书如聚谷，仓储苦不足。
为藏万古人，多造三间屋。
书问藏书者，几时君尽读。
袁枚爱好广泛，而好书又甚于一切。因此，他又将藏书处取名为“所好轩”，并作《记》曰：
袁子之好众矣，而胡以书名?盖群好敌而书胜也。其胜群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书之好无以异于群好也，而又何以书独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晴明，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矣，而其又无尽，故胜矣。
袁枚聚书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读和用。他主张将室藏化为腹藏．他曾写诗道：
书堆至万卷，岂无三千斤？
如何腹内藏，重与凡人均。
为此，他在亭，轩、楼、阁四个藏书之处，各放砚一具，各安笔数枝，以供他随时阅读做笔记。袁枚有“平生观书必摘录之”的习惯，他认为“读书不手记，一过无分毫，得句忽然忘，逐之如迫逃。”做笔记可帮助记忆，可备采用，可据查考。他把这种读书方法看作是“有如养蜜蜂，百花无不有’，“又如大官庖，甘苦皆上口”。
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做的读书笔记“卷页繁重”、“蓄盈万千”。袁枚不仅自己利用藏书，还鼓励别人来利用他的藏书。书生黄允修因家境贫困来向袁枚借书。袁枚回想起自己年少时因家贫难以购书，曾向藏书颇富张氏求借而不与的情形，顿生同情之心，遂“授以书”，“成生志也”。还写了一篇《黄生借书说》的文章，勉励其刻苦好学的精神。
曾做过翰林院学士的卢文弨来向袁枚借书，他更是高兴。他对卢文弨说：“他人借书借而已，君来借书我辄喜。”卢文弨精于校勘之学，又有“抱经堂”藏书。袁枚每次把书借绐他，他都要认真地校阅，并对借来的残本进行整理补阙。“一书惜去十日归，缺者补全乱在理。”如此外借，袁枚又何乐不为呢?
袁枚还劝喻其他的藏书家也将藏书对求知者开放。进士蒋元葵“聚书如云”，构建了三间藏书楼，请袁枚题诗。袁枚对他说：“我言藏书如藏娇，毋使韩女怨旷空病腰。与其横陈高庋手不触，不如世充沉水秦皇烧。”他历数将藏书深闭固禁的弊端，蒋元葵听毕，“且笑且点头，手书金筌招客游’，采纳了他提出的开放藏书的建议。
袁枚好书成癖，但到了晚年，他却主动地将自己大量的藏书散了出去。其中有五十三种世上传钞稍稀的书籍，是他应乾隆皇帝求书之诏，呈献给《四库》馆臣，以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底本。其余尽奉送给宾朋，总共“散去十之六七”。
对此有人纳罕，为了说明缘由，袁枚写了《散书记》和《散书后记》等文，归纳起来有三点：一、富不爱看。袁枚说他在贫困的时候，常常为借书而梦绕魂牵，一旦书借到手，就赶快探究，牢记。可是做官以后，有了丰富的藏书，反不甚研阅。而将书散出去，则会产生不忍决舍之情。这样每散一书，必郑重审视，“穷日夜之力，取其宏纲巨旨，与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于人，转以聚于己也。”
二、书多不能尽读。特别是那些考据类书籍，袁枚认为它们离诗甚远，味同嚼腊，对他从事文学创作没有多少用，他平时也不大问津。与其让这些书籍深庋高搁，秧饱蠹鱼，还不如即早散出去，供热衷于考据之学的人去使用。
三、子孙不能永守。袁枚认为，天下没有不散之物。古代有不少藏书家殚心竭力地搜集图书，淳淳告诫子孙守之弗失，甚至授以“鬻书为不孝”的庭训，然而身后子孙有将书为薪者，有以书沉水者。更何况，袁枚早巳看出他的两个儿子 “见书殊漠然”的态度，他也不去勉强。但他考虑到与其身后散，还不如身前散，他要亲眼看见这些书籍散得其所，为人所用，这样，他才感到心安。
袁枚的散书之举，实质上是一种促使图书流通的手段，目的是为了使藏书得到广泛的利用。只是囿于旧式藏书制度的局限，他才采取这种忍痛割爱的方式，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有积极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散书之举，是对旧式藏书制度的一种挑战，是对旧式藏书楼的一个冲击，有别于古代其它私家书籍的散出。象袁枚这种具有开放流通意识的藏书家在古代藏书史上是不多见的，其聚书诚不易，散书更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