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与阿富汗的早期接触：相遇于帕米尔高原的两大帝国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正当清朝经过长期战争，终于消灭准噶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北两路，再一次将中原王朝的疆域延伸至帕米尔高原之际，中亚西部的政治格局同样处于激烈的动荡与重组之中。１８世纪中叶，原先在中亚地区居于霸主地位的布哈拉（Ｂｕｋｈａｒａ）汗国阿斯特拉罕王朝，已经在乌兹别克各部之间无休止的内讧和波斯征服者纳迪尔沙赫的入侵之下土崩瓦解，名存实亡。１７４７年７月，曾为纳迪尔沙赫麾下将领的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在坎大哈称王①，开创了杜兰尼帝国，为近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前身，并于在位期间不断对外扩张，征服了西起呼罗珊，东至克什米尔，北抵阿姆河，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１］［ｐ．２２３－２２８］１７５１年前后，艾哈迈德沙赫发起远征，“使巴尔赫（Ｂａｌｋｈ）、巴达克山（Ｂａｄａｋｈｓｈａｎ）②和兴都库什山以北其他省份纷纷降服”，［２］［ｐ．５９５］将势力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地区，从而与同时期进入中亚的清朝迎面相遇。
清朝在统一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已经与帕米尔以西的一些中亚政权发生了直接往来，从而对阿富汗在中亚的崛起有所了解。例如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坦沙在应清朝要求擒杀大小和卓后，向清使如此解释其面临的困难局面：“我等信奉经典，向无自缚回人转送他人之例。如即行献出，我邻部鄂罕及塔尔巴斯仇国必生事端”；大小和卓被囚时，“浑都斯领兵五千，不念素尔坦沙系派哈巴尔③后嗣，全行抢掠，勒取两和卓木”；清使告辞时，“素 尔 坦 沙 即 行 带 兵 二 千 往 御 浑 都 斯 之兵”。［３］［ｐ．９４２］其中“鄂罕”即为阿富汗。早在准噶尔部强盛时期便因充当其侵略中亚的跳板而与周边各国结怨的巴达克山，［４］此时更因擒杀大小和卓遭到宗教势力的反对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５］更无力对抗在背后支持昆都士等政权的阿富汗，不得不向其臣服。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清政府在将浩罕、巴达克山等国纳入了清朝的宗藩体系之后，还遣使前赴布哈拉汗国与痕都斯坦④，意图
与当地政权建立官方联系，［６］不过从后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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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哈迈德称王后自称艾哈迈德沙赫，“沙赫”意为国王。
②巴达克山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部的中亚古国，与回疆毗邻并控制着重要的交通孔道———瓦罕走廊。
③即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坦沙，下同。
④今巴基斯坦及印度北部一带地区。
看，这些目的并没有实现①，但这些活动对于清政府增进对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各国的了解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需要注意的是，巴达克山既与清朝确立了宗藩关系，又臣服于阿富汗，那么也就是说其处在“两属”于清朝和阿富汗两大帝国的一种不稳定状态中。清政府对于巴达克山的这一情况并非不知情。据清朝史料载：“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逐霍集占，将入爱乌罕②境，为巴达克山酋素尔坦沙擒献，其属 下 有 奔 爱 乌 罕 者，具 以 情 告 艾 哈 默 特沙③，以霍集占之见杀，将问罪于巴达克山，先遣使往。素尔坦沙惧，以御赐灯二盏及文绮往遣，并言霍集占负大皇帝恩，内地兵力甚盛，设不擒献则巴达克山为墟，凡诸不得已状”［７］［ｐ．４４０］从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很清楚巴达克山向阿富汗屈服，甚至将清朝所赐之物贡献艾哈迈德沙赫的事实。又如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阿富汗与昆都士军队进攻巴达克山，素勒坦沙要求清军援助，否则便“往投爱乌罕”，对此高宗命额敏和卓等复信驳斥称：“尔从前有向爱乌罕献物件之事，我等早有耳闻。尔今又穷计支吾，乃已向爱乌罕进贡矣。”［８］
正如高宗默许了哈萨克中帐在清朝和俄罗斯之间的“两属”地位一样，［９］［ｐ．１６９］清政府这种“宽容”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其将中亚视为世界边缘的蛮荒之地而不愿投入过多精力加以经营，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相关国家强大实力的忌惮。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已经认识到阿富汗的实力不可小视。如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九月，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报告称：“闻爱乌罕头目艾哈默特沙，恃强攻痕都斯坦部落，取扎纳巴特城，以阿奇木伯克守之。自居拉固尔城。又克什米尔部落旧头目，名塞克专，艾哈默特沙令其往见，不从。遂统兵数万攻之，塞克专迎战败溃，为其下人执送。艾哈默特沙颇能体恤农商人等，如古之尼西尔宛时，羊虎同居，并不相害，等语。”［１０］艾哈迈德沙赫自从其执政之初便一直致力于征服北印度，新柱等人的报告反映的应是１７５６～１７５７年间艾哈迈德沙赫第四次入侵旁遮普，及其后与马拉塔人 作 战 并 平 定 克 什 米 尔 地 区 叛 乱 的 情况。［１］［ｐ．２２５－２２６］鉴于阿富汗的强大与好战，清政府在制定涉及该国的对外政策时一向是相当谨慎的。如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新柱等人奏称“克什密尔④之呢雅斯伯克，遣其头目古尔班伯克赍进奏章，据译称：泥雅斯伯克系喀什噶尔人，在扎那巴特居住，因乱迁于克什密尔。叶尔羌等各城回众在彼者约四五百户，俱愿内向迁移。呢雅斯伯克因率其头目入觐，并欲取克什密尔以献”。对此，高宗表示赞同新柱等人的“克什密尔路遥，中隔土默特，鞭长莫及；且为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所有”，因此“不必办理”之意见，指示“尼雅斯伯克许其入觐候旨，不必言及克什密尔之事”。［１１］
综上所述，统一新疆初期，清政府在对阿富汗的国力及其对新疆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遵循其早已明确地对帕米尔以西各国“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１２］的一贯原则立场，并从维护新疆安全稳定，希望与邻国“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１３］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对阿富汗采取了尽量避免冲突、承认其势力范围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国间的和平，但并没有与之建立并发展官方关系的强烈意愿。一言以蔽之，清政府的中亚政策满足于维持现状。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怀有帝国野心的艾哈迈德沙赫绝不会对影响力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的清朝视而不见。于是随着阿富汗单方面不断采取行动，其与清朝的关系很快便复杂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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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哈拉汗国在乾隆二十九年、嘉庆二十一年两度遣使试图与清朝建立官方联系都没有成功。乾隆二十九年事见下文。嘉庆二十一年事参见：《兵部“为内阁抄出素纳等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十本，第９７０页～９７２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奏为遵旨复查松福素讷办理布噶尔夷使情形事》，档号０３－２８１６－０５３；《前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贡楚克札布奏为降级调用谢恩事》，档号０３－２８６６－０１４。
②即阿富汗。
③即阿富汗统治者艾哈迈德沙赫，下同。
④即今克什米尔地区，下同。
二、“礼仪之争”与清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转变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九月，新柱等人向清廷报告：“初六日，拔达克山①穆拉特伯克等前来贸易，告称起程以前，闻爱乌罕欲遣使入觐贡马，已至拔达克山。我等头目素勒坦沙，亦遣使随同入京”。［１４］巴达克山使臣随同阿富汗使臣入京，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巴达克山臣属于阿富汗的政治含义。但清政府对此并没有表达异议，并对阿富汗使臣的“朝贡”高度重视。高宗特意指示：“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豫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１５］并准备派遣专使随同阿富汗使团回访该国，［１６］表达了与对方建立稳定关系的意愿。然而，阿富汗使臣的表现却令高宗大失所望。在官修史志的记载中，此次“朝贡”的过程是顺利的，［１７］［ｐ．５８７］阿富汗也从此与浩罕、巴达克山等被一并列为清朝的藩属国。但实际上，这些记载中均刻意隐去了此次“朝贡”中因“礼仪”问题而引发的外交风波。
考 察 相 关 档 案，可 以 看 到 乾 隆 二 十 八 年（１７６３）正月，高宗指示新柱等人：“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１８］阿富汗使臣拒绝叩头的行为，不仅是高宗的面子问题，其本质意义在于拒绝认同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宗藩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是对支撑清朝统治合法性的传统世界观的否定。这无疑给以高宗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造成了极坏的印象，令其对以阿富汗为代表的中亚强权提高了戒备。
当时正在中亚活动的俄国人对此事的记述也正可与中方记载相对照：“按Ф·戈尔杰耶夫的说法，阿富汗沙赫艾哈迈德在写给哈萨克苏丹阿布赉的信中通知到，他已派出一个４０人组成的使团去见 博 格 达 汗，② 表 达 了 大 致 这 样 一 些 话 语：‘……博格达汗好像并不是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但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如果不吸收其他穆斯林的话，就绝对没有喀什噶尔和阿尔羌（叶尔羌）的穆斯林’”；“他（艾哈迈德沙赫）还采取外交行动，派使团去北京抗议清帝国占领东突厥斯坦。乾隆皇帝为自己辩解说，维吾尔和卓们是些忘恩负义的人，当把他们从准噶尔的桎梏下解救出来以后就造反反对自己的恩人。在艾哈迈德沙赫和其他穆斯林统治者的压力下清朝作出了让步，因为它优先考虑的是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把维吾尔和卓们的后裔控制在自己手里”。［１９］［ｐ．２１９］这些内容是报告给俄国相关机构以为其制定中亚政策提供依据的，其与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出入，特别要考虑到阿富汗使臣回国后所作的报告，无疑也是以其自身立场进行过修饰的，但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即便是经过粉饰的清朝正史记载中同样也有显示出阿富汗此次“朝贡”别有意味的蛛丝马迹。清政府在接待阿富汗使臣时，除照惯例安排觐见、宴请等活动外，还特意邀请其观摩了八旗军队的大规模阅兵和演习。从之后高宗颁布的上谕来看，此次阅兵是一次临时决定。［２０］很显然，在察觉到阿富汗方面不友好乃至对抗性的姿态后，清政府通过阅兵展示武力，以达到威慑的目的。而在阿富汗使臣呈递的国书中，于委婉客套的外交辞令之外大肆吹嘘该国军队刚刚在印度北部对马拉塔人取得的潘尼帕特大捷，标榜艾哈迈德沙赫的武功，实际上也隐含着以武力恫吓清朝的意味。对此高宗评论道：“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尔此次因素勒坦沙抒麇遣使，其循理守分可知。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 落，俾 群 享 太 平 之 福，以 受 朕 恩 泽 于 无穷”，［２０］尽管语气委婉，实际上批评了艾哈迈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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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巴达克山，下同。
②即清朝皇帝。
赫的穷兵黩武。当阿富汗使臣回国时，高宗指示“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２１］尽管没有特别说明，但很显然是出于对其失礼行为的不满而有意降低了返程时的接待规格。
而新形势下的对阿富汗政策，高宗也在寄往新柱等人的信件中定下了基调，并作出了具体安排：“至于爱乌罕，原欲遣使，今观其使臣等举止，足见爱乌罕并非明理之部落……纵览爱乌罕所遣使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久而久之，恐巴达克山人等，或与安集延等处之人，伺机纠集骚扰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现回疆既有此事，亦宜当准备。著俱传谕新柱、额敏和卓、永贵、明瑞等，暂缓办理哈萨克事宜，要以全力应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陆续所降谕旨而行。”［１８］高宗的态度实际上表明清政府已将阿富汗视为新疆安全稳定的重大潜在威胁。
更近一步而言，对阿富汗的新认识也影响到了 清 政 府 的 整 个 中 亚 政 策。乾 隆 二 十 九 年（１７６４），巴达克山君主素勒坦沙呈文称“今有布哈尔①之诺罗斯伯克、达雅尔伯克二人，至巴达克山。闻我等归附后身受重恩，其汗阿布勒噶子②等情愿率属归附”。这一情况与当初阿富汗遣使十分相似，不过此次清政府却没有应允其请。［２２］这固然与当时清政府与巴达克山关系不佳有关，但也反映出自从阿富汗挑战了清朝的“天朝”秩序之后，清政府对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特别谨慎，在充分考察对方的“诚意”之前不愿有所表示。事实上，清政府从此再也没有与其他中亚国家建立官方关系。清政府称阿富汗为“葱岭以西回部之极西境”，认为“过此即为西海”，［２３］［ｐ．１０２］就世界地理而言这一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清朝官方外交在中亚的极限。
三、所谓“反清联盟”考辨
那么与清政府的政策转向相对应的，阿富汗君主艾哈迈德沙赫的真实态度和意图又是什么呢？国外学界主要依据俄文史料，普遍认为当时艾哈迈德沙赫从宗教立场出发，对清朝怀有深重的敌意，并组织了针对清朝的军事联盟。［２４］［ｐ．１２２］中国学者往往并不能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如潘志平指出：“最初浩罕等中亚各部一度对清产生疑虑和戒心是可能的。俄国史料中所谓浩罕、布哈拉、哈萨克、爱乌罕各部相互秘密串联，大概正是这种政治局势的反映。但在事实面前，其疑虑和戒心终究烟消雾散”。［２５］［ｐ．３０］事实上，根据阿富汗史臣在“朝贡”时的表现，可以认为艾哈迈德沙赫确实对清朝存有某种程度的敌意和对抗心理。但对所谓“反清联盟”的性质、目的、存续时间和实际作用，则值得商榷。
如上所述，因阿富汗使臣的无礼行为，高宗事实上中止了与阿富汗的官方往来，此后双方几乎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而据说曾加入所谓“反清联盟”的浩罕，因其君主额尔德尼伯克企图霸占清朝属部所有的鄂什地区而与清政府发生了矛盾，双方交涉比较频繁，有关阿富汗与浩罕进行串联的迹象，正是在清、浩双方围绕鄂什争端展开交涉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根据俄文资料，阿富汗军队似乎在１７６３年开到了浩罕和塔什干之间，但很快就撤离了。［２６］［ｐ．４６２］而事实上，各种清朝史料中对新疆周边中亚政权串联活动的记载集中发生在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例如当年五月，纳世通奏称：“臣伏思额尔德尼与爱哈默特沙结好，情本叵测。今据阿克伯克等，访知爱哈默特沙为岱音沙所困，不足倚恃，又慑兵威，是以情词恭顺”。［２７］九月，伊犁方面得到消息：“自哈萨克来投之厄鲁特等禀称，浩罕额尔德尼伯克与哈萨克台吉阿布赉等，遣使往来，乃为我伊犁驻兵后，伊等以白帽子部落联手图强等因”。［２８］十一月，明瑞等奏：“哈萨克阿布勒比斯，遣策伯克台吉等所呈之托忒字文书内称，……今因布鲁特派人与阿布勒比斯、阿布赉约会，商议和好事宜，现在阿布勒比斯、阿布赉，俱行前往彼处等因。……伊等原与额尔德尼伯克沾亲，或借口和解，阴相沟通，亦未可知”。［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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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布哈拉汗国，下同。
②阿布勒噶子，即为当时的布哈拉汗阿布尔．哈齐（ＡｂūｌＧｈāｚī）。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这些串联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并特别为清政府所重视的并非是所谓“反清联盟”的“盟主”，已经因北印度的军事失利以及国 内变乱而焦头 烂额的艾哈迈德沙赫，［３０］［ｐ．９１－９２］而是浩罕的额尔德尼伯克。究其原因，则在于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的阿布都喇依木事件后，［３１］额尔德尼伯克恐惧清朝会因此对浩罕用兵，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其中也包括四处联络外援。［３２］不过这些活动很难收到实效：可能起到领导作用的艾哈迈德沙赫正自顾不暇；费尔干纳谷地西面的霍占特、乌拉特佩①等地统治者则正与额尔德尼相互攻伐；②游牧的哈萨克各部也与浩罕等中亚政权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③在此情形下，很显然难以仅凭借宗教因素将这些政权团结起来。
由此可见，所谓“反清联盟”的脉络大致如下：为了巩固其在帕米尔西南地区的征服，并为进一步向兴都库什山以北扩张打下基础，艾哈迈德沙赫希望填补准噶尔部崩溃后所遗留的权力真空，因而利用了新疆周边各政权对清朝的疑惧心理，以共同宗教信仰为号召，试图在当地树立起领导者的形象。为达到这一目的，艾哈迈德沙赫自居为中亚“伊斯兰世界”的代表，遣使向清朝“示威”。他或许还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排斥清朝势力的打算，然而很快由于阿富汗本部和印度北部地区发生了变故，其进一步扩张的企图已化为泡影，自然无心无力再向兴都库什山以北投入资源。至于因企图向东方扩张而与清朝发生争端的浩罕，则希望凭借艾哈迈德沙赫的声望延续中亚各国间的关系以同清朝抗衡，但因为这些政权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远大于其与清朝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所谓的“反清联盟”可能存在的最主要依据，然而尽管在方便的时候，中亚统治者经常利用宗教旗号为其扩张和掠夺制造法理上的依据，但宗教毕竟只是工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各国君主们很愿意与“同教”的邻国刀枪相向，而与“异教”的清政府握手言欢。
所谓中亚“反清联盟”即便曾经存在，或者说曾有形成的趋势，也只能是在清朝刚刚统一新疆以及艾哈迈德沙赫将扩张矛头转向兴都库什山以北的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其范围和作用都是很有限的。相对于中亚各国之间频繁的争端而言，这些政权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反倒是最和平的。至于清 政 府 最 终 就 鄂 什 问 题 与 浩 罕 达 成 了 妥协，［２５］［ｐ．１７２］则是由清朝中亚政策一贯的保守主义本质特征决定的，并非是迫于外部威胁。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的乌什事变期间，暴动者曾派出信使向浩罕求援，结果被忠于清朝的布鲁特部落中途截获。高宗曾为此一度担忧反清势力的内外勾结，但事实表明浩罕君主对乌什并不关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３３］而一些记载据此将乌什事变与所谓的“反清联盟”联系起来，以此夸大这一“联盟”的存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如《清史稿》明瑞传中记载“（乌什）贼待阿富汗援不至，乃缚献额色木图拉等四十二人降”；库罗帕特金在《喀什噶尔》中写道：“乌什百姓指望能得到（反清联盟）向他们承诺的帮助，首先起来暴动了”。但无论是在官修史志还是档案资料中，都难以找到可以证实乌什暴动者与阿富汗有联系的线索。
除乌什事变外，其后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入侵也被一些外国人视为与所谓“反清联盟”的活动有关，［２４］［ｐ．１２２］但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后，那些曾经与艾哈迈德沙赫联络的新疆周边政权，均与清政府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彼此间却在征战不休。例如，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浩罕与哈萨克中帐为争夺塔什干城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哈萨克中帐汗阿布赉还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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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乌拉特佩，与霍占特毗邻，当时两地共同处于丕色勒政权的统治之下。
②霍占特，名义上是布哈拉汗国属地，实际上已处于独立状态。被称为“霍占特大门”，是浩罕统治者均不遗余力争夺的中亚交通孔道。
③浩罕与哈萨克各部当时为争夺战略要地塔什干城屡次发生战争。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１６，乾隆二十七年四月辛未；《清高宗实录》卷７９２，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己丑，等。
请求清政府支援大炮以便攻城，［３４］而清政府的态度则是力促双方和解，并安排两国赴京朝觐的使臣会面约谈。［３５］哈萨克各部与清朝一直保持着稳固的宗藩关系，正常履行各种权利和义务，历代汗王均定期派遣使臣朝觐，并接受清政府册封，直到光绪三年（１８７７）。［９］［ｐ．１３６］浩罕在乾隆年间与清朝虽有矛盾，但由于此时该国的扩张主要指向西方，清浩关系是平稳的，高宗对额尔德尼伯克及其继承人纳尔巴图的“恭顺”总的来说十分满意。［３６］国外学者也认为，“额尔德尼承认了中国的最高统治权”，“他（纳尔巴图）与中国联合，而与布哈拉有冲突”。［１］由此可见，新疆周边的所谓“反清联盟”至此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与之后数年阿富汗入侵巴达克山的战争更是完全无关。
四、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政权的灭亡：强弩之末的阿富汗与故步自封的清朝
巴达克山与阿富汗的战争是当地固有局势的发展 结 果。乾 隆 二 十 四 年 （１７５９）、二 十 八 年（１７６３），巴达克山君主素勒坦沙在清政府压力下先后擒杀大小和卓，并交出其家眷，［３７］为此触怒了中亚的宗教势力，从此当周边国家向巴达克山发难时，多以此为借口。但从根本上来说，巴达克山地区的乱局，是由于清朝统一新疆后奉行保守、防御的中亚政策，在原先处于准部控制下的帕米尔以西地区形成了权力真空，诱使中亚各国彼此相争。在此形势下，昆都士等原先慑于准部兵威的各乌兹别克部政权，希望能恢复其对巴达克山地区的统治，不断向素勒坦沙施加压力；而素勒坦沙也希望能维持其原先在准部卵翼之下的地区霸权，并幻想能得到清朝的实质性支援。上文已经提到，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前后，素勒坦沙在多方压力下被迫臣服于艾哈迈德沙赫，但或许是因为阿富汗也难以协调巴达克山与其周边政权的紧张关系，故而不久之后两国又陷于敌对状态。［３８］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时，素勒坦沙呈文驻叶尔羌办事大臣，称“扎罕汗立为爱乌罕之头领后，为征服伊等纳贡而来攻之”，请求清政府派出使臣代为调停并提供军事援助。高宗认为此事因素勒坦沙“霸占瓦里部落”而起，不过欲借清朝威势保全其“所占九部”，清政府自然不应为其出力。［３９］但很快事态的发展就显示出此次战争的性质远不止此。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阿富汗军官沙瓦里汗联合昆都士军队及巴达克山内部反对势力，裹挟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出兵讨伐素勒坦沙。时任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建议：“巴达克山游牧地方系我属地，断不可为他人所得。宜自叶尔羌、喀什噶尔伯克内派一、二人持书前去爱乌罕，陈明利害，说服爱乌罕之爱哈摩特沙，①收回巴达克山游牧；爱哈摩特沙如若不从，即进兵平定巴达克山，毋致嚣张。”这一方案应该说是合理的。巴达克山扼守帕米尔高原交通孔道，自古以来便是西域的战略屏障，更是清朝在中亚最重要、臣服最早、关系最密切的藩属之一，若被他国所灭，不仅回疆的安全形势大为恶化，而且必将对清朝在中亚的威信造成沉重打击，至于和卓后裔问题则更关乎清政府维护新疆安全稳定的核心利益。
与此前清政府曾积极干预的中亚藩属之间争端相比，阿富汗入侵巴达克山对清朝的影响要严重得多，纵然客观条件不允许清军与阿富汗军正面对抗，遣使沟通、表明清政府立场自是应有之道。然而高宗却命令永贵等人“不得插手爱乌罕、巴达克山之争端”，至于遣使、出兵等议“概属不必”。高宗的理由是巴达克山虽是清朝藩属，然而素勒坦沙得国不正，又与邻国屡起争端，如今的下场纯属咎由自取；至于和卓后裔，则“我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各城回子荷蒙圣恩已历数载，生活富裕，建立家业，断不会以布拉尼敦之子系伊等旧和卓之子而另生异心，况且，布拉尼敦之子亦不敢前来，即便与爱乌罕兵丁同来，亦精疲力竭，我方没法剿灭可也，有何难处？”［４０］巴达克山与四邻交恶属实，而此次交战，阿富汗是挑起事端的一方亦明白无误，高宗大谈素勒坦沙的陈年老账，对阿富汗却不置一词，很显然是有意回避；而其对和卓后裔的轻蔑评价则更属违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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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艾哈迈德沙赫，下同。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九月，素勒坦沙击退阿富汗军队的消息传至京城，高宗指示“爱乌罕之兵既退，素勒坦沙游牧已复，即可完局，不必遣人探问”，“布拉呢敦之子下落，亦不必访查”，［４１］完全是佯装无事、掩耳盗铃的态度。同年十二月，素勒坦沙遣使称阿富汗军队将于来年再次“协助布拉呢敦之子起兵”进攻巴达克山，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军１万，高宗予以拒绝，并明确表态绝不干预回疆境外事务：“（素勒坦沙）若能自行抵御爱乌罕则已，若无此能力，我等亦断不援助，伊若称无力抗拒而离去，则随其自便”。［４２］数月后他又命令叶尔羌当局就“此时素勒坦沙或晏然安居，或与爱乌罕构兵，情 形 如 何”，“查 明 具 奏”。［４３］乾 隆 三 十五［１］［ｐ．１７５］（１７７０）年，阿富汗军队终于消灭了素勒坦沙政权，却并未在巴达克山久留，［４４］［ｐ．３０６－３０７］而昆都士军队乘乱劫掠，引起巴达克山权贵的不满，打算拥立素勒坦沙之子为新君，并为此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叶尔羌当局向北京请示若巴达克山新政权遣使朝觐当如何办理，高宗回复道：“即令遣使，亦不必送京，应使退回”，“倘若不顾一切，谁遣使臣，我即准谁进入，彼等求兵时，我又不发兵往援，我反被外番小部落人等所讥笑，亦不能令其他各部落人等心服”。［３６］可见高宗不得不承认清政府无力影响当地局势，“天朝”的权威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面前退缩了，清朝在中亚的威望因此遭受的沉重打击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侵略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清朝的新疆。该国局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素勒坦沙之子成功复位。［４５］而艾哈迈德沙赫则始终未能收复被锡克人占领的北印度，也就无暇向兴 都 库 什 山 以 北 扩 张。艾 哈 迈 德 沙 赫 于１７７３年病逝，之后阿富汗陷入了继承人之间无休止的内讧之中，而随着近代之后以英、俄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成为了中亚的真正主人，艾哈迈德沙赫所开创的帝国霸业也就只能止步于帕米尔高原。不过，尽管新疆没有遭到侵略，清朝以维持现状为主旨，消极保守、单纯防御之中亚政策的局限性也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清政府对阿富汗入侵巴达克山的反应，充分证明了以宗藩思想为主旨而建立的清朝对外关系架构在形式与实质上的严重乖离，以及其难以适应中亚地区的特殊地缘环境。高宗之所以对明显将对新疆的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的该事件持回避态度，在于其内心十分清楚，清政府不可能以对待藩属的方式与阿富汗打交道，这一事件也不可能在宗藩体系的框架下得到解决。为了使传统的世界观和建立于其上的整套王朝体制免受冲击，高宗选择了对阿富汗的挑战视而不见。不过这一挑战毕竟不能与近代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所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相提并论，清朝最终侥幸“过关”，“天朝上国”的“架子”因此在中亚又维持了几十年。等到嘉道年间浩罕汗国崛起，再度裹挟和卓后裔作乱，衰落中的清朝更加无力扭转其消极保守的中亚政策，便只好步步退让，只能在北京勉强维持着“天朝”的“面子”，而任由浩罕人在回疆真正享受“上国”的待遇了。
五、结论与评价
国内学界对清朝中亚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嘉、道年间清政府面对崛起的浩罕应对无力，以及近代以后在英、俄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前步步退让。不过，从清朝与中亚各国关系开创阶段的乾隆年间，清朝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来看，由于受到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思维方式的束缚，以及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的固有局限，清政府的中亚政策日见乏力，以至于最终无法实现其维护新疆安全稳定这一根本目的，是中亚局势在当地自身发展规律与世界历史趋势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公平地讲，清朝诸帝对世界的认识是相对进步的，这主要应归功于明末以来西方近代世界地理科学成果的传入。但这并没有改变以高宗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所固有的“天朝上国”观念。如其在官修的《钦定西域图志》以及一些负责中亚事务的大臣所作的私人撰述中对中亚各国和伊斯兰教的描述所体现的那样，清政府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与中亚“伊斯兰世界”交往的。［４６］［ｐ．４８］因为距离遥远，以及被误以为“自古不通中国”，中亚各国自然被清帝视为处于“天朝”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即便是对新疆周边地区也认为“为我屏藩者，唯哈萨克、布鲁特二部落而已”，［４７］［ｐ．２］从根本上就轻视中亚局势对中国的影响。当与浩罕、巴达克山等国确立了宗藩关系后，清政府也仍然视之为无足轻重，只满足于履行最基本的宗藩权利和义务，既无意强化对其的控制，也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不难理解清政府一厢情愿地以“朝贡”来定义阿富汗使臣的“示威”之行，而当因“礼仪之争”的发生而意识到幻想与现实的差距时，却又采取了与阿富汗断绝交往、对其举动视而不见的被动、消极政策。这一情形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乾隆末年英国玛噶尔尼使团所遭遇的相似一幕，不同的是，同样身为中古帝国的阿富汗最终与清朝一并为历史洪流所吞没，没有像西方列强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强烈的冲击，这一事件也没有如后者般被史学界特别重视。不过，在这两起后果迥然不同的类似事件中，清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认识却是一以贯之的。
除了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思想认识外，清朝的国家体制及由其所决定的政策导向，也是制约清政府在中亚有所作为的重要因素。汉、唐时期，中原王朝政府的影响力曾一度远及河中、呼罗珊、印度北部地区，主政西域的中国官员更经常灵活主动地运用政治、军事手段，在帕米尔以西积极经营，成效显著。然而终清一朝，却如同约瑟夫·弗莱彻所指出的那样，“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国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４８］［ｐ．６４］对向帕米尔以西施加影响力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更从未动用武力。当阿富汗入侵清朝藩属巴达克山时，清政府的消极对策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与汉、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朝国家体制也与汉、唐不尽相同。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帝国体制在宋、明时期完全成熟，汉、唐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军事封建贵族集团几乎销声匿迹。统治者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奉守内虚外、居重驭轻的消极、内向性军事策略为圭臬，处心积虑地扼杀一切可能导致分裂割据、冲击皇帝独裁的因素，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安定与国内和平，但同时也产生了令国家积贫积弱的副作用。宋、明的疆域和武功均无法与汉、唐相比，而清朝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在其早期，关外的军事封建贵族体制仍然保持了活力，另一方面则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游牧民族衰落的历史大趋势。乾隆年间，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清政府的国策重心也随之从开拓转向守成，其内向性特征也就日趋明显。虽然凭借满洲、蒙古的军事力量，“守内虚外”的消极军事部署格局有所改观，但“居重驭轻”的内向性军事战略主旨未变，反而进一步被强化。清朝部署在回疆的军队非常薄弱，特别是在西四城地区，各城仅有数百驻军，完全是治安性质的力量。［４９］而在北疆伊犁地区虽驻有八旗大军，在清政府的规划中这也是应对中亚方向威胁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在一切从维护皇帝专制出发的国策指导下，新疆地区军政主官的权限和自主性均受到严格的限制，在重重束缚之下，当地官员不可能如汉、唐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灵活地处置外部威胁。这便导致了清政府不仅面对阿富汗、浩罕等中亚强权的挑战时应对乏术，甚至连羽翼未丰的和卓后裔之类少数匪徒在新疆周边地区活动时也难以采取断然措施斩草除根，以至于后患无穷。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朝的中亚政策毫无可取之处。清朝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所表现出的对扩张的自我克制，显示出了统治集团的高度理性；清朝利用其在消灭准噶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赢得的威信在新疆周边地区建立的宗藩体系，确实在一段时期内以最小的成本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清政府中亚政策的目标，也维护了当地局势的和平稳定；清朝在与中亚“伊斯兰世界”各国交往时所坚持奉行的严守边界、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与新疆地区传统关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符合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所有这些均与近代以后以英、俄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所奉行的以征服、掠夺和奴役为主旨的中亚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对外关系领域一切良好意图的实现，均需要强大军事实力和坚定国家意志的保障，而作为中古帝国的清朝，面对同为中古帝国的中亚伊斯兰强权时并不占据优势，更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前一败涂地，其中亚政策的最终失败，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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