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沈方认为，在当代，诗并无出路，写诗当然更无出路可言，可是未必有人愿意承认这令人沮丧的事实。诗本来无事，只因人多事且又事多，故而不免无事生非，七嘴八舌，纷争不已。其实诗无所谓出路，“此去汉阳不远”，“黄鹤楼前鹦鹉洲”，诗本身就是诗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皆是死路。
沈方，男，六十年代生，曾在行政部门服务二十年，后选择自由职业。主要作品有《读帖问道》《潜山尺牍》《录鬼簿》《鱼计亭诗话》《市场上的风琴》等。现居浙江湖州。
当代诗的出路及来路
沈方
在当代，诗并无出路，写诗当然更无出路可言，可是未必有人愿意承认这令人沮丧的事实。诗本来无事，只因人多事且又事多，故而不免无事生非，七嘴八舌，纷争不已。其实诗无所谓出路，“此去汉阳不远”，“黄鹤楼前鹦鹉洲”，诗本身就是诗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皆是死路。
时至今日，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已然不成问题。甄别好诗坏诗，客观上也无实际意义。大家各自表述，各执己见，多元话语构成话语权多元，而多元的话语权又互相抵消。倘若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事情还不至于如此狼狈，尴尬的是，青菜不是青菜，萝卜不是萝卜，徒添烦恼。当然，青菜毕竟是青菜，萝卜毕竟是萝卜，大家之所以面目全非，无非是不把青菜当青菜，不把萝卜当萝卜而已。
古代并无诗史，只有诗品和二十四诗品，简洁明了，后来还有浩如烟海的诗话，但也只是就事论事。诗史是现代人的发明，发明诗史倒也罢了，竟然还好意思附带发明出史观，于是史观不同，诗史也可以不同。史观的主观决定了诗史的非客观，但问题还不在于主观或客观，而在于主观与客观之意欲何为，观的目的是否与诗的目的相符。一般而言，客随主便或者反客为主，其结果大同小异，诗史的落脚点皆不是史。
不同的史观反映在诗史中，其冲突远远不止于主观与客观的纠缠不清。史观左右诗史，诗史就有可能成为史观的面部表情，形形色色的史观皆有理由编织一部诗史，无不可以声称是意义重大的颠覆和非同凡响的发现，并且具有指导当代诗的潜在意义。所以，诗史的本质是史观，不应该要求诗史反映客观。史观体现了诗观的繁殖本能，诗史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形式，只不过诗史不一定就能确保诗观的传宗接代。史观改变诗史，而诗史对史观并无控制力，诗史也是任人打扮的丫头。
当代的诗史，其实际情形更为复杂。对诗史不约而同的误解，使得当代诗史被认为是最严肃的阐述和最崇高的肯定，无论对象作为主体还是主体作为对象，无不相得益彰，其令人同情的程度令人不得不同情。当代诗史的用意本来就不是要绘制一幅当代诗的地图，而是要在叙述逻辑的各个路口树立若干路灯，在照亮叙述逻辑的同时，照亮当代诗史的叙述对象，但又必须尽量真实描述当代诗的现象，至少看上去要像一幅地图。
显而易见，当代诗史的地图效应不容忽视，图中的地标并非一般的存在，似乎是超越了存在的存在，所以由此形成的诗史预期完全可以理解，即便种种现象连篇累牍，并且争先恐后，为现象而制造现象，也毫不奇怪，因为现象本身就是诗史冲动。既然强行进入诗史已经成为集体潜意识，还有什么可奇怪呢。
古代史学传统中，有“生不立传”之说，意思是“盖棺定论”，这不仅是保持历史客观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记人重于记事的原则。尽管古代先贤早在先秦时代就深刻到匪夷所思，但并不证明古人比今人更智慧，古人之所知今人不是不知，今人之所以甘愿冒险以同时代人，甚至当事人的身份，执著于当代诗史，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至今尚无法确定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
史的意义可能在于忠实记录所见所闻，客观叙述事物的发生、演变及其规律，但仅仅是可能而已。古希腊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说：“不过，我的义务是记叙人们讲述的一切，当然，我没义务什么都信；这个说法适用于我的全部叙述。”史未必能够忠实于客观，同时也未必能够将主观转化为客观，诗史自然不可能例外。当代诗史说到底无非是伪装成历史的诗评，倘若当代诗史重现象叙述而轻诗的分析评论，那就差不多就是“封神榜”了，换言之，当代诗史越想超脱于诗评就越无独立价值，其吊诡之处恐怕要令人绝望。
假设当代诗史真的能够超越同时代的局限以及主观，又当如何呢，那也不一定能够总结出诗的发展轨迹，指导当代诗的实践，不要说历史不可能真实，即便真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时间地图，并无空间意义。古人不是不知史的重要，而是深知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但春秋笔法并未以客观自居。
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诗品所揭示的显然不是诗的发生和演变，而是诗的品质，在诗的品质背后则是人的品质。二十四诗品可增可删，可重之，可轻之，可喜之，可恶之，但不分高下优劣，而且诗品的空间构成与处于时间中的演变没有直接联系。
诗之所以成为诗，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即诗以自身的完成为目的。当代诗之所以多事且事多，原因在于当代诗的史观放大了人的妄念，怂恿人无视诗品，以跻身诗史为诗的目的，其复杂性正好与丰富性相反。诗本来简单而丰富，今日却复杂而单调。
当代诗史以诗评为目的，诗评必然以诗史为目的，两者互为目的，互为因果，到头来产生离心作用，致使诗成为无可无不可的文学现象，乃至社会现象，在所难免，非人力可以纠正，因为诗史及诗的史观自发明之日起，就是致命的偏离，由人性决定，但又反人性。所以清除诗的史观，才是返本溯源的唯一路径。否则，诗史纠缠诗评，两者不离不弃，同生不可能，共死倒极有可能。
今日的诗评左右逢源，转化为表扬稿已成为普遍现象，至多是片面的总结报告。表扬和总结的主要目的不外乎彰显成绩，但成绩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总结出来的。既然诗评以诗史为终极目的，势必从头至尾贯穿史观，具体评论当然要采用修辞手段，以便让评论对象获得诗史资格，至少也要满足诗史罗列现象的要求。今日的诗评有评无论，思想批评似是而非，艺术欣赏隔靴搔痒，声东击西的用意昭然若揭，不仅与诗疏离，无益于人的心智，其诚意也十分可疑。
当代诗史的为难之处比诗评更多，既要客观又要服从主观，既要远距离观察又走不出当局者的迷茫，既要代表性又要平衡，既要尊重艺术又要兼顾人事，既要真知灼见又要学术，既要历史角度又要审美原则，诗史的苦衷可叹可怜，但诗史有心诗无意，诗既不发展，也不必遵循规律，诗的品质千古不变。
毋庸讳言，一个时代的诗是一个时代的心灵表达，一个时代的表达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方式和诉求，但语言方式和诉求的不同并非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颠覆，每一个时代的语言方式和诉求既有不可替代的时代特征，又有无法回避的时代限制。语言方式和诉说的不同仅仅是诗的表象，不同中有相同，相同中有不同，不同是常态，而相同是常态中的常量。在变与不变之间，诗的价值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去伪存真，从变中找出不变，从不同中发现相同。
在诗史与诗评的双重影响下，当代的诗动静失度，真动假静，欲静还动，因为寻找出路而迷路，因为迷路所以认为到处是出路，找到了出路却又忘记了来路。人人知道诗的目的，但未必知道诗为何。人人明白诗是什么，但谁都说不清楚何为诗。
诗史的焦虑反映为诗评的焦虑，诗评的焦虑反映为写作的焦虑，反过来，写作的焦虑加剧了诗评的焦虑，诗评的焦虑又加剧了诗史的焦虑。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形成了众多怪圈，大圈子中有小圈子，圈子外面有圈子，无从知道其哪里是首，哪里是尾，也无从知道其究竟要干什么。
由于当代的诗不能摆脱诗史与诗评的干扰，致使诗难以完善自身的独立精神价值，遮蔽并弱化了诗的功能，反倒助长了诗史与诗评的负面影响，扩大了诗史与诗评的覆盖面。诗史与诗评的重要性似乎远远大于诗，或者说，诗似乎只有依赖诗史与诗评才能存在，甚至就是为诗史与诗评而存在的。倘若将诗史与诗评当作一份正面清单，其起到的作用恰好是负面作用。诗史与诗评汹涌泛滥，诗不可能水落石出，至于诗为何之答案当然无从谈起了。
近代以来，大家众口一辞认定诗是个体生命的情感表达、经验表现以及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层出不穷的表达、表现及反映纷纷登场，顺应时势者或得宠或引领潮流，反潮流者或被遮蔽或暗中潜行，虽然花样繁多，七上八下，倒也各得其所。诗差不多就是各种表达与表现的收容所，对于为何要表达与表现却莫明其妙，只看见各种表达与表现奋不顾身站出来强词夺理，无论谁都理由十足。
当代诗史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以重新评估之名，增强一种表达与表现的音量，减弱另一种表达与表现的音量而已。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将来只能如此，除此之外，不能要求更多了。但诗的表达与表现乃至反映皆有其自身的目的，或隐或显，或自觉或不自觉，并非为表达而表达，为表现而表现，为反映而反映，表象的罗列及论证与诗的目的无关。
现代语言方式的觉醒，对于当代诗固然必要，没有语言方式的革新，就没有新的表达和表现。语言方式的无限性与局限性相辅相成，任何语言方式的内部无不蕴含超越自身的本能，甚至语言方式自己就是自己的危机，一种语言方式既是一个梦想，同时又是噩梦。实现一种语言方式的充分条件是，语言方式自身不仅要满足表达与表现，而且要构成表达与表现，因而语言方式的实现不是形式创新，其合法性由表达与表现的必要性决定，无须辩护。
表达与表现的必要性关乎诗的目的与功能，但在当代始终淹没于表达与表现的合法性的论辩，语言方式的探究趋于表面化，致使诗的功能因指涉不明而濒临衰竭，诗的目的游离于表达与表现的必要性，成为可以随意阐述的对象。以深刻的片面性为理由，偏见与性情得以堂而皇之冒充诗的目的，错将诗的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
诗的表达与表现当然是人的心灵需要，表达与表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是心灵需要的反映，即便反映时代或表现自我也是心灵需要的辐射，但人的心灵需要不足以支持诗的实现。诗是心灵的需要，而心灵的需要未必就能构成诗。诗的实现取决于诗的功能的有效传达和诗的目的的完成，甚至是超越表达和表现的，否则，诗只不过是心灵的匮乏性需求的填充物，诗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然失去意义，诗的存在价值也将归零。
表达与表现的突破与创新不是诗的目的，而且不是诗的功能。至于个体诗人的个性化表达与表现，不过是特殊性而已，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无论在个体诗人整体状况中，还是在全体诗人的全部历史中，个性化皆不足以概括其本质，所以，对诗的母题、诗艺传承、文本特征、风格流派乃至语言方式的讨论与归纳总结只能造成误读，制造混乱，难以深入诗的本质，这也是诗史与诗评对当代诗片面解读、任意命名和标签化盛行的根本原因。
诗史最后的护身绝招可能是时间上的后发性，以及时间形成的理性沉淀和资料完备，但时间从未能证明理性和客观是时间的产物，相反的是，由于语境的转移，时间倒有可能形成发现的障碍，当然，真正的洞见可以冲破时间束缚，在当下截断众流，“隔山见烟，便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其实对诗的目的与功能的洞见并不在于理性和客观，而在于对诗的理解和把握，是当下的直接和直接的实践。
面对当代现实生活的世俗化和人性的实利性展开，语言方式的创新意愿和重写诗史的冲动不应该成为诗评的出发点，更不应该是诗的主要诉求。诗的叛逆精神不过是现实层面的条件反射，诗的精神是构成性的，叛逆的挑衅性不仅无益于构成，而且无助于揭示和感知，产生不必要的排异现象可能倒是事实。而表达力、表现力以及感知力则是诗的语言的应有功能，是诗不证自明的题中之意，是“得意，写意，会意”的必然，但只有在诗的实践中才能存在。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实践的，但又不可重复，不是理论的。归根结底，诗在心灵之间所传达的是诗，不是其他，而传达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取决于对诗的感知，但是，诗是实践，诗作为一种心灵关系，相对于他者而存在。
当代诗史和诗评勾勒的当代诗的基本面貌，虽然不至于画龙点睛，但对激活诗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期待起到了醒示作用，诗的潜在写作因此而进入前台，使得当代诗的复杂性从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但当代诗史和诗评的起点和出发点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两者的诗学价值，在本质上无非是重复的平行，在颠覆的意义上重建不够，在重建的意义上颠覆不足。
真正恶劣的是诗史和诗评催生的副产品，如谎言诱骗，党同伐异，肇事起哄，低三下四，以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诗歌奖、研讨会，即试图进入诗史的诗外表演，不过这一切的源头皆出自对诗史和诗评的误解，也出自对诗的错误判断，只要人对诗的认知不转变，当代诗的局面不会产生根本性改变，即便作品选集的编辑也与当代的诗史和诗评毫无二致，深受恶劣行为影响，并进一步助长恶劣。
一个可能的事实是，当代诗史和诗评对评价和总结当代诗，并不完全缺乏诚意，其中还包含了指明当代诗的出路的良苦用心，并且不惜屈尊纡贵，不避嫌疑，损害自身的价值，但并未表现出与当代诗的实践对应的有效性，当代诗要么茫然失措，要么返回到自我安慰，与其寻找诗的出路，不如就地找出诗的来路，唯有来路才是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