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大家都叫他“矿工诗人”，他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其实文学就是文学，包括诗歌也是，写人的生活命运，写一个时代的真相，工人只是一个身份……工人和专门写诗的诗人无非就是生活经历不一样，但是探索的真相是一样的。”让我们走近本期诗江湖人物：陈年喜。

陈年喜，生于1970年，陕西省丹凤县桃坪镇金湾村人。在外打工，写诗多年，发表诗作若干，数首作品入选全国性选集并获奖。从事爆破工人十六年，因写下代表作《炸裂志》受到广泛关注。

陈年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樊晓敏

01.有谁读过我的诗歌——陈年喜

2015，陈年喜开始为人所知。

这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名为《我的诗篇》的影片感动了很多人，它讲述的是中国六位工人诗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诗作。

评委看得热泪盈眶：“如果你被这些诗触动，你就会被这些诗背后的人生处境触动”。影片获得了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

陈年喜是片中的六个主人公之一，人们叫他“矿工诗人”。

在《我的诗篇》拍摄之前，陈年喜已经写了二十多年的诗。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那么粗粝，看起来离诗意有万里之远。

陈年喜的家乡位于“秦尾楚首”的陕南商洛地区丹凤县，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奇山险水，常年洪灾，路年年修，河水年年毁，此消彼长，你死我活，至今仍是山高沟狭的不毛之地。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

他有幸念到了高中，读书要到一百多里外的县里，每星期交10元钱的饭票。他说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等母亲借钱回来，有时等来一元，有时等来五毛，更多时候等来一脸疚羞和叹息。不知有多少次，在母亲五味杂陈的面容中，他也就那么五味杂陈的揣起一元，五毛或者叹息，跨过一重重山淌过一道道水往学校赶。

他甚至没有可以一跃龙门的命运来改变命运，高三时他得了黄疸病，指甲，皮肤，浑身都黄了，甚至床上的被子也被染上了颜色，只有回家。

无比沮丧的少年写到：

我说不出河水为什么要被分解 / 远远望去 向下 是奔腾的波澜 / 向上 是万尺平湖 / 高大的落差 把一些事物分隔成 / 不同的命运。

大水茫茫，苦难茫茫，那是他最初的母语。却没有办法甘心，陈年喜高中帮人写过离婚诉状，庭长都夸写得好。他想，兴许可以做个律师之类的，读了些书，但发现考试太难了。他还买过一大堆讲青铜、玉器的书，打算做文物贩子，“我要能学会这个手艺，肯定会发财”。然而最终还是此路不通。

此时，同为丹凤人的贾平凹已凭借《浮躁》等小说在文坛声名鹊起，励志的榜样就近在身边。年轻人的梦总是不知山高水长，他暗暗下决心：“他靠那个吃饭，我们也能靠那个吃饭。”

而文学的启蒙或许来自父亲。父亲会唱柳琴戏、秦腔，还是唱孝歌的高手，从他记事起，十里八乡谁家过白事，都请父亲唱，父亲像个民间采诗官，在各地抄写歌本、推敲歌词，琢磨怎样才能唱得更加入心。至今家里还有父亲厚厚几本毛笔誊写、红笔标点的歌本。

在苍凉的呼啸了千年的北方朔风中，父亲一嗓子一嗓子唱生者的哀思，唱黄土地里厮扯的人世辗转和悲欣，也一嗓子一嗓子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想象。

陈年喜开始写诗。

1992年，22岁的他在《陕西日报·秦风诗苑》发表了《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歌，之后三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四五百首诗歌，发表了一百多首。

一位诗刊编辑在给他的来信中说：“以我的判断，你的诗歌在全国所有诗人中至少排进前200名。”这当然让人欢喜振奋，但在那片生来贫瘠的土地上，陈年喜也一天比一天更清醒地意识到，靠这个不能吃饭。

1998年正月，结婚还不到二十天的陈年喜第一次启程去矿山。

离别那天下着雨，妻子明霞送他去坐车，明霞是他青梅竹马长大的邻居，他上了车，她也跟上去，老板说，矿上不需要女工，让她下去。她又爬上来，老板又把她赶下去，反反复复三次。

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那天明霞孤单站在风雨里的情形，在陈年喜心里“沉淀得很深，好多好多年”。

梦里翻来覆去是她无助的眼，梦里那么多次走在归乡的路上。

新婚时，他给妻子写诗：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2014年，秦晓宇为陈年喜拍摄《我的诗篇》，在那张压在结婚相框一角已为雨水漫漶的一张日历上，看到了这首诗，当他读到：“爱人啊，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几乎失控。

在他心里，无论矿工还是诗人，刀子亦或灯盏，无论何夕何年，她是茫茫人海中他的女人。

是他永远的故乡。

200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陈年喜又一次告别妻儿，开始了他的矿工生活。

他说：自此，我开始了与雷管、炸药、机器、死神纠缠的生涯，其间辗转新疆、内蒙、长白山、云贵、南岭，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有金属矿种的山山野野，边毛之地。

这一辗转就是十六年。

02.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陈年喜

2016年陈年喜随《我的诗篇》剧组来到纽约，在这个繁华喧嚣的大都市里，他说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认识它们：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

我们使用金属，享用金属，而他和他的兄弟们知道它的来处和故事。

他们所在的矿井：“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谜宫。”

一开始他的工作是拉车，用架子车一趟趟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漆黑而低矮的矿洞里没有灯，昏暗的手电筒挂在他胸前，汗水落在车子上、安全帽上，衣服上、毛发里、眼里、鼻孔里……每天下班，就像一只只拱出灰土的土拨鼠，洗三盆水也洗不净。

路途远近常常不定，巷道也高低不平，有些段可以伸直腰，有的则只能半趴俯着前行。车上的矿石或废石接近一吨重量，他每天要拉十趟左右 。

他们住的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层彩条塑布，四圈压着石头。他说冬天工棚里，那个冷，无法描述。

在几千米的地下，地热则达到近50摄氏度，工人们一丝不挂，一个班下来要喝掉十公斤的凉水。他们身上，自始至终，大汗如水泼一样。

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整日纠缠在一起，十六年里，他说其实我干得最好的工作是打炮眼，这是要有灵性的，十六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

十六年里，垮塌、透水、扑向人的机器、松动的碎石，让死亡如影随形。

他亲眼看到无数的青春出发，又消失。老刘、建民、老张、杨在、他妻子的亲弟弟…..在巨大又沉寂的爆破声中，瞬间成为一道血雾，肉沫到处飞，有的被气浪削成了两半。

他仅有八户人家的故乡，就有三人死于矿难。尸体被送回来的时候，一行人很紧张，因为司机没有运尸体的专门证明，怕被扣查。司机安慰他们：不用怕，我常年干这个，他一一列举去过的地名。陈年喜知道司机没有说谎，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亡故的工友。

多年之后，陈年喜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百感交集的夜晚，他说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大，照亮了沉默的浩浩汤汤的黄河水。

死亡也多次和他擦肩而过。

他被爆破后的浓烟熏晕过几次：“人昏过去以后，要立即抬出去放在渣坡上吹风，即便是冬天，也得剥掉上衣，或泼一盆冷水——如果没被及时发现，就死了或成了植物人。”

有一次，他在新疆喀喇昆仑山开矿，连续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又发烧咳嗽，山下小诊所的医生给他两针打下去，他开始过敏抽搐，整个人抽成一团，晕了过去。

在戈壁上颠簸了一天到了县医院，医生死马当活马医，往陈年喜身上注激素药，一共打了54针。等他终于醒过来，发现床上的被子被他在抽搐中撕得稀烂。

不只是死亡的威胁。

陈年喜说矿山的生活“非常非常寂寞”，有时“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我们每天，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每三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

心里实在憋得难受了，就喝酒，唱故乡凄厉悲凉的孝歌：““很多前朝古人说/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来头/人死了就死了/家财万贯都不要了。”

矿山上常常信号不通，打不出电话，唯一时刻畅通的电话在爆破工的床头，和矿洞相连。在他们心里，那个铃声比午夜凶铃还要恐惧，因为电话一响通常是爆破不成功，召人回去处理残炮。一听到铃声，陈年喜说“就像一条蛇一样，一寸一寸地起来”。

最怕的是冬天，洗好的衣服没干，晾着结成了冰，铃一响，用棍子敲打敲打把衣服穿上身，闭着眼挪向幽深的矿洞，挪向未知的生或死。

他还记得一个在矿上买废钻头的女子，清清爽爽，不卑不亢，有一次看着他，认真地说：“兄弟，你在这个地方可惜了”。半个多月后，她死于一次矿难。

这些极其考验一个人内心承受力的事儿，无法不让人变得脆弱，他说觉得自己和一只虫子没有任何区别，“随时都有可能被太阳蒸发掉，那时候你真正感觉你是多么的渺小”。可是“对谁说？没人可说。”

工友们闲下来的时候打牌，喝廉价的酒。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书，凡是有字的都看，有时墙上糊着报纸，看完了正面，再水淋湿了，小心翼翼揭下来看背面。

他写诗，还没有网络的时代，在纸片、烟盒上写，睡觉垫的空炸药箱上写，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他写工友：36岁的副手牛二，“最终 以两根手指一条肋骨的代价/换得母亲八年的残喘/弟弟十年的举人梦”。

他写给儿子:“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他写四处流离的痛楚：“爱人，我又要走了空空的家将只剩下你一个人/十五年，我像一枚忙乱的秒针/走过大地的十二道方向/走过天堂走过地狱的重门/始终，走不出一条叫丹江的流水。”

写茫然的命运：“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有多少流水正失去速度/而一群背着编织袋的流徒者/与温榆河上的浮物一样/并不知道将流向哪里”。

在诗里，有意或无意地，他很多次写到大雪，茫茫的脆弱的雪，“人就像雪一样渺小，在自然当中不堪一击，很容易被融化，很容易被弄脏，和我们这个群体相通。”他说“可能是人在骨子里抹不去的印迹”。

他说写完一首诗，心里就舒一口气——一条隧道打通生死，我是一道你们栖居的秦岭。

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甚至是打工者的亲友妻女们，对工人的劳动、生活、种种处境，都茫然如梦，这其实是一个无限隔膜的时代。代与代之间、国与国之间、命运与命运之间竟是那么遥远。

他说：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在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得到另一些东西。与失去的那些东西相比，得到的是那样宝贵，虽万金而不予。

他的妻子则是另一番观感，有几个人能有他那么幸运，可以写诗？

03. 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陈年喜

更幸运的是在目睹了那么多死亡后，他还活着，基本健全。是的，基本，在十六年无数次的轰鸣巨响中他的耳朵已大半失聪，除了睡觉的时候，尖锐的嗡鸣声阻断了所有声音。医生说，当这些噪音消失，那就彻底聋了。

一同磨损的还有在阴潮低矮矿洞里匍匐的颈椎。2016年，他做了那个“再不做就要瘫痪、做失败了也会瘫痪”的手术，三块金属植入了他的颈椎第4、5、6节处，这精巧的部件，据说是美国生产的。

手术成功了，那一天他嚎啕大哭。

后来他跟着《我的诗篇》剧组到了美国，他说，很有可能，它们就是经由我的爆破而得见天日的矿石，被拿到遥远的美利坚，变成了医疗用品，再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他说，那些我和我的工友兄弟们用汗泪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和上海，也建造了波士顿和纽约。现在我又带着它们来到美国。

他问道：如果金属会说话，它会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金属只会闪着沉默冰冷的光，它们不会说话。

可他会。他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中说到：我们这些低微的骨头，在中国，在越南，在土耳其，在巴西，一根根杵着，像金属一样沉默。毕竟这个世界有70亿人，能够发出声音被人听到的不足万分之一。

他接着追问：那些沉默的灵魂，当他们终于能发声时，他们会讲些什么？

他的诗篇和这些声音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首先要感谢秦晓宇和吴晓波。

2012年，诗评家秦晓宇、杨炼等诗人创办了一个网络诗歌奖。在井喷一样的投稿中，他们发现了陈年喜们的诗作。这些朴实真挚，用生命和血汗，苦难和叹息，无望和希望凝成的诗篇深深打动了他。

他开始关注这些人，发现了一个更让他震惊的隐秘事实：在当今中国，起码有一万名地下工人诗人，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默默劳作，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极尽可能将这些诗编辑发表，他说这是陈年喜们为命运同路人立言，为历史做证词。

一个偶然的时间，吴晓波也读到了这些诗，他感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吴晓波无法不被打动。身为著名财经记者、作家的他可能比谁都清楚，不是矿产资源大国的中国，在十几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基础材料生产霸主，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泪水，而它们如暗夜中的风尘，倏忽而逝。

他说，陈年喜是2.6亿产业工人中的一员，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被遮蔽成了一个冰冷的秘密。他从这些诗读到了这些失语已久的人们的心声，读到了那些遮蔽的冰冷的秘密。

吴晓波立马联系到秦晓宇，请他主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他的纪录片导演朋友吴飞跃则主动请缨，拍摄一部反映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

秦晓宇开始不断给陈年喜私信留言，请他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但一开始陈年喜以为是骗子，理都没理。当他终于弄清楚了秦晓宇要做什么，又觉得没大多意思。秦晓宇不放弃，县里，乡里，村里，一层层找下来，终于跟矿上的陈年喜通了电话，很快他带着机器跑到矿山来，陈年喜不好意思，只好答应了拍摄。

然而，拍摄还是一波三折。当陈年喜带着秦晓宇，到矿上跟负责人联系拍摄，负责人高度紧张起来，含糊应付了一番，结果是不同意。

秦晓宇以文人的天真，联系到他央视法制频道的一位朋友，问她在当地有没有什么关系，矿上的人对他们立刻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有人找到年喜通知他被开除了。

陈年喜被勒令离开后，去了另一个矿工作，但拍摄的要求仍然被无条件地拒绝。

这时一个叫“秋风”的人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安排好一切，后来他们果然很顺畅地完成了拍摄。

直到现在，秦晓宇始终不知道这个神秘的神通广大的”秋风”到底是什么人，又如何知道的这一切。仅有的一点点线索是：“秋风”是“我的诗篇”微信公共号的订阅者，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年人。

这一切，就像传奇，也很诗歌。

但是这部记录热血之作的热血之作，却在当时遭受了不小的冷遇。

在2015年那个灯光迷醉，尖叫声四起的电影之夜，《我的诗篇》被誉为最厚重最有内涵的一部影片，却也是最没有娱乐精神的一部冷片。

走红地毯对他们成为一件煎熬人的事。摄像机对他们象征性地举起，然后快速地放下，高潮、尖叫声属于那天的李易峰、刘亦菲、宋承宪们。

这样的冷遇让秦晓宇和吴晓波们不甘。

吴晓波决定在吴晓波频道的年终秀上，评选““桂冠工人诗人”，他和秦晓宇商量的结果是一年一度，一度一人。

吴晓波说尽管它微不足道的就像一声叹息，可它是为了让那些真实的诗歌，像年喜开采的矿石一样，得有见天日的一刻。

这个太多人不知道的奖，他们看得很重。

2016年12月30日晚，在上海证大喜马拉雅艺术中心大观舞台进行了“遇见2017：吴晓波频道年终秀 ，那晚，著名诗人杨炼专程从柏林飞回来。著名艺术家王钟设计奖杯:“诗歌之矛”。

陈年喜站在台上，厚重如岩，他的答词很简洁：

“我知道，这个诗歌奖，不仅是颁给我的，也是颁给那些逝者和生者，奖给劳动、创造、和生活的意义。我会继续写下去，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吴晓波写道：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空气凝固成一块粗劣的矿石，大观舞台安静得像五千米深的坑道。”

吴晓波还说：这是我一年中骄傲的事。

《我的诗篇》主创人员渴望那些饱经人间冷暖的故事和撼动人心的的诗篇，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他们一家又一家的去找发行公司，希望影片能够公映，可对方常常不听他们说完就掉头而去。

他们不甘心，一直卖力吆喝， 坚信一部以普通人为主角的心血之作，能够赢得观众的心。

他们很艰难地发起众筹观影。2017年1月13日，经过1349位众筹发起人和无数朋友的热心推动，《我的诗篇》终于迎来全国公映。

可他们一点高兴不起来，现实冰冷而残酷。影片从排片之初的0.3%到0.1%，到，到更少。

还是不甘心，也许有人还记得当时这样一封拯救者集合令：为《我的诗篇》赢得一线生机——从今天起，开启“《我的诗篇》拯救大作战”。

…….

结果呢？结果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会去看这部影片，也无从看到这部片。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别的。

2016年11月3日，太行山脚下一座古老又默默无闻的城市——邢台，一个名叫张磊的人成为《我的诗篇》第980号众筹观影发起人，他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到：

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背井离乡的人，都有漂泊于此的魂。影片里这些工人诗人的代表，令现场观众在沉默中一直沉默。那时，我竟然觉得这是件很牛逼的事，我感觉座位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足够牛逼的人。

南窗文化（原我们的民谣与诗）的王小欢写到：

观影结束了，大家静坐一直到最后一个字幕结束，然后掌声响起，我就知道这件事成了！

很多人看哭了，也有很多人觉得太压抑看不下去，我们不是让你来感受压抑的，只是想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阳光没有公平的照在每个人身上，当我们轻易的说出要追求诗和远方，追求诗意的世界的时候，去想想他们，然后珍惜生命，好好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诗篇。

诗人程一身没说那么多，只有一句：在他们的诗作里也有我们的命运。

05.有几片雪就嵌在他的身体里/成为北斗七星——陈年喜

纪录片播出后，陈年喜的人生还是有了很大改变：他的诗在博客上被发现，受邀参加了北京皮村的工人诗歌朗诵会，获得“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他上了电视真人秀，在节目里写歌词；他作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入围了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他跟随摄制组出国，登上帝国大厦，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演讲······

四壁喧嚣中，他也常常感到茫然，有的时候，人类的悲欣可以相通，但更多的时候，那种切肤的痛，肠中的车轮转，不过是自说自话，越说越孤单难堪。

他说人们喜欢的不过是开在苦难之上的文学之花。

陈年喜在北京度过了一段迷茫的时日。后来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诗人树才，他问树才，“能不能找一个工作？门卫也行。”

“哪能做门卫？你是文化人，还得吃文字这碗饭。”树才给他介绍了工作，去贵州景区写文案，工资一月四千元，管吃管住。

陈年喜在贵州一待就是三年。虽然一篇又一篇的业务文稿让他日益枯槁，但他还是计划一直做下去，至少做到孩子大学毕业——因为身体原因，已不大可能做别的。这样平平稳稳的，再加上些稿费，也挺好。

然而，就像叶嘉莹说的：“天降百凶成就一词人”。

2020年，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在此之前的2013和2016年他有过两场相似的咳嗽，但都在九死一生时奇迹般地自愈了。

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雪没了，冬天还在”。

2020年3月23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丹凤县中医医院一张CT影像胶片，清清楚楚地写下他半生的倒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尘肺病。

他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告诉妻儿。他说“我知道，告诉他们也没有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的种种，他们茫然无知，像不谙世事的孩子。”

下午六点，他拿出手机，给相识六年的秦晓宇发了个微信，一个诊断证明的截图，并附言六个字：“刚才确诊尘肺。”

这是矿工们最主要的职业病，每天吸入大量粉尘，这些工人的肺部会纤维化，变成“石头肺”“金属肺”——这种病无可逆转，且会逐渐失去劳动力，而一旦进入后期，甚至连站着呼吸都是一种奢求。

他曾经很侥幸，“这么多年我很小心，几次拍胸片，都没有尘肺病的迹象。”

他走出了矿山，但没能走命运的轨迹。

陈年喜把护照压在了抽屉最下层的格子里，年前，他还与塔吉克斯坦苦盏州从事爆破的工友联系，那的工资高，他想重操旧业，再博一把人生。

但是，也许这一生，可能都用不到它了。他在一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一个人的老，是一瞬间的事情。

他说人人都希望看到一个人的强大，但很多时候人是脆弱无比，他说这是他内心特别跌宕的一年。

消息传出去后，人们为他捐款、抢购诗集，这一年诗集《炸裂志》售出了近四万册，成为许多年轻人书架上的读本，每一个索要签名的读者，陈年喜都告知自己的微信号，记下地址，签完后寄给对方，收取稍高于标价的费用，除掉邮费后，赚三五块差价。他在扉页为每个人写下赠言，有时不知该写什么，就写上：“以诗为证”。

稿费一半来用来吃药，一半生活、给儿子交学费。

2020年9月，在创始人王克勤的邀请下，陈年喜成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的驻会作家。作他开始走访尘肺病人，写下他们的故事。

那是他无限熟悉的群体，他和他们曾经有过十六年的深深交集。或许见过，或许曾交肩而错，但彼此早已相熟到骨头。

在延安子长，有一个场景让他久久难忘，他写到“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位尘肺病患者躺在床上，鼻子插着氧气管，他身材高大但瘦弱不堪，他的家人围坐四周，他在西安工作的儿子辞职回家，成为他最有力的陪护者。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上照进来，屋子明亮极了，显得无比温馨，但我看见了这位患者眼里的暗夜，这暗夜，即将把他覆盖、吞噬。”

他说：“他现在是尘肺病三期，我知道，这个病没有四期。”

在采访的时候，他和他们有时没有太多的话，但他们心有灵犀，他们有太多共同的回忆。

回家的大巴车上，陈年喜常常一直埋头沉默着。他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劝他以后别再去了，“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但他还是希望借用他的文字，让更多人关注这些被忽视的人群和声音。

当然也还在写作，非虚构平台的邀稿不断，大多希望他写自己，他不自信：“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吗？”

也有不少编辑约稿，建议他写写更应景的当下，白领、年轻人，但那些内容与他很隔膜的，写起来很吃力，但他对编辑依然唯唯诺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为了发表。”

秦晓宇认为爆破养成了这样的个性，“做爆破工，你也不要硬碰硬，要懂得选择你的路径，因为硬碰硬的结果就是危险。”

但我想，那更是因为他不自由，只能如此。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地位。

陈年喜盼望有人能指点自己的写作。他的茫然源自他已看不清时代。他想表达时代，却始终力不从心。“这是充塞了非常驳杂信息的时代，每个人在急流大浪当中就是一朵浪花，都非常混沌。”

但陈年喜相信，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没在任何作家笔下出现过。他说代沟代代有，而深处的悲欣大多相通。它也将成为一个人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

那也是他的光啊。

06.生命是冲天一喊——陈年喜

陈年喜，陈年喜们的意义是什么？

或许是，他提醒我们看见一些未见。

如他所说：在艰硬的时间上，这些无名者也有自己的划痕。当浮云远去，后来者应从其中能看到这个无限遮蔽迷幻世界的一鳞半爪。

或许是，他提醒我们要记得。

如他所说：我从中国三千年前的《诗经》以至流传至今的不朽诗歌里，看到文字背后的那个时代，看到那个时代的世道人心，那些悲苦和愿景。

真正的诗歌是一种现实和心灵的史记。

或许是，他提醒我们，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英谚说：grace under fire 。

苦难中的诗意和咏唱，就是grace under fire。

吴晓波曾几次写道：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他说：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他说：“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

遇见，在拐角

　　印象中，陈年喜仍然在漂泊。

　　寻访陈年喜，我们走了弯路：最先写信问上海的陈仓，他给了我们陈年喜的微信和电话，但微信加不了，电话是空号。接着我们向长安文化圈的黄朴等朋友打听，回答都是“不知道。”

　　正要放弃的时候，朋友圈出现了《陈年喜自述：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他出现了，而且是以一个尘肺病患者出现了。

　　这，让我们非常揪心。

　　他病了，直觉告诉我们他应该在老家丹凤。于是，我们拨打了诗人远洲的电话，因此也拔通了陈年喜的电话。

　　之前只知道陈年喜是一个农民，由于写诗，成为了“商洛诗八家”之一的诗人。最近从网上流传着的《陈年喜自述：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得知，他成了病人。

　　到了丹凤赵沟移民搬迁安置小区，我们证实他是贫困户。

推开陈年喜家门，他和我们想象中的形象差别不大。身材魁梧，一张脸棱角分明，浓眉凤目，粗犷硬朗又不失儒雅，长年被粉尘刺激的声带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跟他交谈中我们才知道，从2000年起，他就做了巷道爆破工，十几年间他先后去过河南灵宝秦岭金矿，到过新疆塔城、阿勒泰、叶尔羌河流域和内蒙包头、辽宁清远、广东韶关、甘肃天水、甘南舟曲等大小矿山。陈年喜告诉我们，矿工爆破这一行，哪里有活儿就往哪儿去，干完了又奔赴另一处矿山，总是飘忽不定，去的又往往是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蛮荒之地。难怪大家会认为他神秘，偶尔还会消失。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这是陈年喜《炸裂志》的诗句。如果不是这些文字，我们很难把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与一个农民工联系在一起。网络上有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矫情，但陈年喜还真是这样的人，尽管生活艰辛，他仍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热情。在空旷偏僻的工地，在暗黑的矿洞里，他的眼前只有灰黑的岩石，耳朵里只有钢钎碰撞岩石的巨大噪音，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思考和创作，他用这种方式驱除疲惫，慰藉精神。不管处境如何，他心中永远怀着一份浪漫，坚持用诗歌记录生活和世界。

　　陈年喜虽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高学历，但他却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感人诗句。他让我们相信“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间”，“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这些诗句源自于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也是他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和深切感受。

　　2014年，陈年喜的诗被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发现，受邀参与拍摄了《我的诗篇》纪录片并担任主角，并随组到北美演讲。由于《我的诗篇》纪录片的放映，陈年喜逐渐有了名气，期间还参与了《鲁豫有约》媒体活动，应邀参加了四川卫视《诗歌之王》真人秀的电视节目并著名歌手搭档同台竞演，受到了一定的关注。易中天教授在看到陈年喜的《有谁读过我的诗歌》后，表示只读了一首就感到震惊，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写出了《兄弟我听见了你的饿》。从暗无天日的矿洞到众星捧月星光灿烂的舞台，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发生在陈年喜身上真实的故事。

　　命运总是兜兜转转，今年3月，已经离开矿洞5年的陈年喜，还是被确诊了尘肺病，他不得不离职回到故乡丹凤。

　　疾病让他失去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再也做不了爆破工了，不在那样的环境，他的诗歌可能会少些“土地的炸药味”。但他坚信，在诗歌的创作上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往后生计问题是陈年喜最大的难题，他说写作可能是他生存的唯一资本，他想向目前的盛行的“非虚构写作”方向发展，以此谋生。他还想写一部小说，把自己漂泊的半生记录下来。但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只能顺其自然。（记者张志宏 杨森）

---

陈年喜：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林晓佳

2020年，疫情肆虐，中国旅游业遭受重创，同时，因为身体上的伤病，陈年喜不得不辞去在贵州一家旅游公司写文案的工作，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黔北。一路上火车经过无数脊梁炸开的山峰，在川渝交界，他透过车窗看到落日洒满山河，忽然觉得人的生活似乎总是过得很慢很慢，于是他写：

时节离端午还早

沿江的艾草已长到一尺多高

人间所有的思念

总是慢于植物的速度和尺度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0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诗歌盛放的年代，“天上掉下一根杆子，砸到的都是诗人。”

诗歌如同烈酒，灌醉了带着黄疸肝炎在家休学的陈年喜，他看着窗外天空飞过的播种机和光秃秃的山头上像雨一样洒落的松子，写下了第一首诗，投给了《当代青年》。

然而，当陈年喜开始澎湃创作时，诗歌的浪潮已经褪去，创作诗歌的所得已不足以维持生计。1999年，经熟人介绍，他走入幽暗坚硬的矿山，成为了一名爆破工，每天与无尽的黑暗和轰鸣为伴。每次起爆后，山石炸开的声音，都能让他在此后的一小时内都处于失聪状态，眼前的世界也完全被尘土覆盖。

死伤在矿山是寻常事，同他共事过的炮工里，有的查出了矽肺病，有的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在处理残炮时，被缓慢燃烧的炸药炸成了血雾……矿洞里的鲜血让他心里感到难言的伤痛，“他们好像就是我自己”。

漫长的时间里，他把深藏心里的痛苦尽数铺陈在装炸药的纸箱上，每离开一处矿洞时，写满诗歌的炸药箱都已经铺得很厚很厚。

2013年春天，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里接到弟弟的电话：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彼时他的父亲也已瘫痪多年，他很想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但他更明白家里最需要的是钱。他只能留在矿上，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把一切都埋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用生命一次又一次地爆破、炸裂。

夜里，他无法入眠，矿洞里的高噪音已经让他头痛欲裂，家人的消息更像是一条导火索。他趴在化肥袋子和破板子搭建的桌子上，用文字把自己炸裂：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上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那一天之后，他活得何其漫长

02

2014年，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读过《炸裂志》，立刻找到了陈年喜，将他的诗歌收录进正在策划的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诗集，并拍摄了以他、许立志、邬霞等人为主角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

2015年8月，工人诗歌集《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出版，书名取自陈年喜创作的一首诗；11月，电影上映，“工人”和“诗歌”这两个早已不算主流的题材又一次走入了大众视野。

这一年，甘霖与干旱同时降临他的生命：4月，陈年喜的身体突然告急，在西安一家医院接受颈椎手术后，他忍不住大哭了一场；9月，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把他“向老里又吹送了一程”；因为身体原因，他不得不离开矿山，即使那里承载着一家人的温饱。

电影上映后，他作为主演之一常常到各地演讲，面对热情的观众，他仍然会想起这一年带给他的悲喜交织的一切。他说：“人跟人之间还是不相通的。”——观众们只是喜欢苦难之中开出的文学之花，并不是真正想了解苦难本身。

这一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既无法让被他的诗歌所打动的人真正了解工人阶层，回到矿上又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隔膜，“因为工人们其实也没怎么看《我的诗篇》这样的纪录片，我不知道是电影所表现的东西不如真实生活那样复杂，还是他们觉得看这个也无用，反正就是恰恰是这样一个群体并不怎么关心自己的文化”。

大家都叫他“矿工诗人”，他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其实文学就是文学，包括诗歌也是，写人的生活命运，写一个时代的真相，工人只是一个身份……工人和专门写诗的诗人无非就是生活经历不一样，但是探索的真相是一样的。”

2016年，他在博客上更新了一首诗，诗名叫《耳聋记》：

河水还在梦中 河边的

三只鸭子呱呱叫着

像三朵新开的白莲

它们不知道 路过的那个人

那天刚过四十四岁

更不知 那人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一天是他一辈子的最后时光

那一天之后

他活得何其漫长

那是2014年正月的一天，长期的爆破工作，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开始听不到声音。“（诗里的）那个人就是我”。能干的陈年喜走了，健康的陈年喜也走了，在重压之下苟延残喘的陈年喜留了下来。

永恒的生死被我们经历

03

2020年3月，一个好天气，陈年喜确诊了尘肺病，矿工常见的三种职业病，他都占了。在文章《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中，他写道：“我一下想起很多人，很多事，它们有的与尘肺有关，有的无关，但都和死亡后事有关。”

在文章中，他还提到了在贵州工作的三年，那是他漂泊生涯中最安适的日子。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创作：看看无边无际的天和地，看看充斥着爆破声的十几年人生。经历了那么多身边人的离世，他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还能带着一身病痛活在这个世界上。

诗歌已经无法满足他想展现的世相和生活，他开始了散文与非虚构写作，更大篇幅的文字里，也流露出更加丰沛的情感。这些年，他的作品里出现了更多对生命的思考，这是多年来无法安定的生活带给他的，“漂泊与时间无关，它有宿命的特性”。

但是，离开矿山后，陈年喜意识到自己的创作面临着一个问题：他的作品中，备受大部分读者喜爱的“土地的炸药味”正变得越来越稀薄，他尝试通过挽歌的形式来回忆矿山的生死和日月，但始终无法进入一个理想的状态。

“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其实很清楚。就是说人的命运会转变，他的作品也会随之转变，他无法再保持原来的那种奋斗的力量。我很警惕这个事情，但我真的也阻止不了”。

陈年喜说，其实写作并不是他真正的梦想，只是他的身体干不了别的事情了，最终仅能靠写作博得生活的一线希望。在2016年环球新闻的采访中，他说写作不会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在三年后腾讯新闻的采访中，他却不得不说写作可能是日后生存唯一的资本，提起这些，他只觉得无可奈何，“原来身体还可以，还有很多的梦想，甚至还办了护照想去塔吉克斯坦，和我的同伴们去国外，再从事爆破……但是这中间有非常多的转变，特别是身体的转变，确实是有一种无奈吧，人生的无奈”。

未来的生活好像一眼就望到了头，目前，陈年喜还是在已知中做规划：他想尝试小说创作，想写更多的非虚构作品，想写所有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里挣扎的个体。在他所热爱的土地上，“生者和死者都以风的形式吹拂”。

在讲起那些伤痕累累的事情时，陈年喜的语气听不出什么起伏的情绪。采访结束后，挂断微信电话，室外刮起了风，地上的沙土一下子就轻飘飘地飞上了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