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皆为敌！中国实施了这个战略工程，迁徙上百万人，移植上千工厂……

从1964年到1980年，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极为罕见的一幕在中国发生：

当全球工业发达国家按照煤铁复合型、临空型和临海型的布局原则，尽量向着交通发达，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方便的地方集结时，中国上千大中型企业却从东部和北部，纷纷迁往偏僻闭塞的西南和西北；

当城市化进程在全球日益加速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解放军官兵、工程技术人员却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召唤下，从大城市钻进了小山沟。

（图为全国各地抽调的建设者们日夜兼程汇集攀枝花进行建设）

这就是“三线建设”，短短十几年间，上千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星罗棋布于中西部地区，成为推动中国中西部工业化的“加速器”。

在那个年代，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惊人之举？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又是如何展开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文 | 李浩然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美国曾计划炸毁中国的核设施

“当年为什么进行三线建设？”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此一问，在和平年代生活久了，人们很难想象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数十年缠斗。在日益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中，两个超级大国都手握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遍的核武器。而当时的中国，与美国长期对峙，又与苏联关系恶化，处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的阴影下，让人隐隐感觉，危险在渐渐逼近。

（图为美苏冷战期间的漫画：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较量）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多余——

1994年美国解密的一批档案证实，1964年4月白宫曾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内容主要是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建议对中国罗布泊核基地进行彻底打击和摧毁，设想的方法是，台湾方面派出特种部队，美国出动运输机，直接对大陆后方核基地进行袭击。

当时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四个月前，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

除此之外，1964年的中国边境也不太平——

8月，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越战”，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东部，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失败，时刻不忘反攻大陆；西部，中印交恶，摩擦升级为小规模战争；北部和西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以往因背靠苏联而倍感安全，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便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抗美援朝的硝烟味道并不遥远，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环境足以让中国警觉。

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可靠稳固的大后方。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于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游牧民族，而东部的浩瀚大海则形成可靠的屏障，十分安全。

但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就转了180度的大弯，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富庶区域和经济文化中心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地区。1938年到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战略合围时，国民政府才仓促把华东和华中的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布局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

正是看到了这些，毛泽东开始酝酿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所以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按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线”，第一线主要为边疆和沿海地区，第三线包括云、贵、川大部分，湘西、鄂西等西南地区，陕、甘、宁、青四省区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等西北地区，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图为中国三线建设区域划分示意图图源：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此后不久，全国上百万人从沿海来到内陆城市，开始了“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就是想在一个比英、法、德面积总和还要大的区域，对整个经济与文化进行再造。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的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体系，可以保持中国工业化进程不被彻底打断，这样，即便遭到强敌夹击，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然后伺机反击。

1964年9月，当中国核试验已经箭在弦上时，经过一番犹豫后的美国人最终没有按下战争按钮。

“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进行秘密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

然而，此时安静荒芜的中国西部已因数以万计年轻人的到来而沸腾起来，整个西南、西北地区的命运，以及数万人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迁徙百万人、移植上千工厂的神秘行动！

1964年的中国西部荒芜宁静；1964年的中国东部热情喧闹。

热情似火的人们、耳畔时常响起的革命歌曲，还有随处可见的社会主义建设标语，为那个时代注入了无限激情。一句“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燃起了无数青年的西部创业梦。

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民工等，伴随着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开始了他们的迁移，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歌曲中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味道。

与今天人才从西部向东部流动相反，在这场由国家推动的人口迁徙大潮中，东部沿海地区扮演了人口输出的角色，输出的同样是那个年代的精英，他们技术过硬，而且有某项专长。

很多人都是第一天被批准可以去，第二天就开始做准备，第三天背起行李就走了。

“当时也没说我去跟爱人商量商量，也没跟父母商量商量，就是自己决定去，组织科问有什么困难时候也回答没有，认为提困难就是一种羞耻。”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西南、西北，很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用缝纫机缝衣服就算很先进了，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发展，几乎就不可能。

所以很多从东部迁来的工厂，基本整个厂被“连根拔起”，往西部移植。但这不是说搬就能搬的，肯定是道阻且长，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工厂的选址问题。

当时，“靠山、分散、隐蔽”是三线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靠山”就是要求企业远离大城市，去偏远不易受敌人攻击的山区；“分散”就是不能太集中，比如一车间在这个山沟，二车间就得在那个山沟；此外，高精尖工业不仅进山，还要钻山洞，比如三线兵工厂中的“国营147厂”，就是依山势而建。

其中就有很多300多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能容纳600人同时工作。

这十多层楼高的车间怎么上去呢？三线建设者们用了这样的缆车，工作日时候分批上去，等到下班时候再分批下来。

从中我们就能看出，找个合适的厂址有多难，直到1965年大部分企业才基本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三线建设者也随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建设工作中。

在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夜郎之地”，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但眼下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怎么生产，而是怎么生存，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房子住！

下面这种建筑叫“干打垒”，由石头、泥巴和竹木构成，是建设者们自己动手垒起来的。

三线建设初期，能住进“干打垒”已经算幸运，油毛毡、席棚子、寺庙，甚至猪圈、马棚都曾经成为建设者的“家”。

“每家之间就隔着薄薄的一层席子，有时候睡觉一蹬腿，就伸到别人家去了。”

而且，西南腹地蛇鼠毒虫遍地，有时干活回来掀开被子，就能看到盘踞在里面的蛇，半夜还可能被蜈蚣咬醒。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赛过冬”，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季，平均温度也不过20度出头，在阴雨连绵的雨季，雨一下能长达两三个月。湿冷的天气使建设者们夏季也不得不穿上棉袄，棉袄外还得套个雨衣，每天就这样工作10小时以上。有时他们晚上回到宿舍，水鞋里能倒出一杯水来，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脚都被泡白了，很多人都出现了不适症状。

煤矿开采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电力问题，但在山区铺设高压电线谈何容易。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织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架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和水泥用的水，都是他们肩挑背扛一点点运到山顶的，这一根水泥电线杆，就有一吨多重。

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高压输电塔屹立起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铺设电线。将50多斤一捆的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都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队女兵。

她们想出了一个能顺利完成任务但极具风险的方法——把线套在身上，然后从山上连人带线滚下来，等到了山下，线也就放完了。

当六盘水的建设者们遭受雨淋时，在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西南高原的烈日让每一位建设者都脱了一层皮。但满载着年轻人的大卡车还是一辆辆开了进来，车上的他们喊着“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

同样被晒得脱了皮的，还有奋战在西北黄土高坡上的建设者，他们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不论在哪，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工作成为每一位建设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为代表的企业投入生产，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渐渐在中国西部蛮荒之地开始燎原。

（图为三线地区主要建设示意图图源：《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6月）

从地图上消失的中国地下核工程基地

有了冶金、燃料、机械等工业后，接下来就是建立最关键的国防工业。“三线建设”时期，大部分国防工业基地都围绕重庆渐次铺开，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

为什么选在了重庆？

一是因为重庆有较强的军工实力。这里的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如果不算关外，军火工业80%都靠重庆生产。重庆的望江、长安、建设、空压等兵工厂，在全国举足轻重，解放后又进行了扩建，尤其是1956年引进、消化了苏联的制式武器生产，更是实力倍增。

二是因为重庆的煤钢工业也有一定基础。重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开始开采南桐、天府煤矿，1959年后很多煤矿又进行了扩建；重庆还有以重钢、特钢为代表的钢铁工业，重钢是清末张之洞建立的汉阳铁工厂，在日本侵华时期被国民党整体搬迁到了重庆，特钢原来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兵工厂。

三是因为重庆坐落于五省交界处，周围多是崇山峻岭，易守难攻。

于是，重庆就成为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军工企业渐渐聚集到了重庆周围。

（图为三线建设中重庆新建、迁建的部分军工企业图源：根据《四川江津县地名录》整理）

就是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中的军事基地，打磨出各种国之利剑。其中就有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红旗-2。

1960年台湾从美国接收了U-2侦察机，并秘密成立了U-2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它能飞到2.2万米的高空，当时大陆的歼击机、地炮等都够不到，U-2侦察机也就更加大摇大摆、明目张胆。

后来，虽然中国从苏联引入了萨姆-2地空导弹，但击落U-2侦察机仍十分困难，因为黑猫中队对这些导弹在大陆的位置早就了如指掌，他们绕开走就能安然无恙。而且，62枚萨姆-2地空导弹经几年的消耗后，所剩无几。

所以，1964年起，三线兵工厂开始了红旗-2导弹的研制，20世纪60年代后期，三线厂共生产出红旗-2导弹1500余枚，并列装人民空军。

1967年9月8日上午9点30分，一架国民党飞行员驾驶的U-2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秘密起飞，两个小时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被红旗-2地空导弹一剑封喉。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U-2侦察机再也不敢随便进入大陆进行侦查。

（图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4架U-2侦察机残骸图源：CNR国防时空）

重庆三线厂生产的利器还有033型潜艇，在山区建造潜艇看起来有些疯狂，决策者和军工建设者当然也知道其中的不便，但在那个备战备荒的特殊年代，安全隐蔽才是头等大事。

（图为生产033型潜艇的国营432厂）

国营432厂是原川东造船厂的代号，这里生产的船只对外叫船舶，事实上，这里制造的就是中国海军的033型潜艇。

在远离中国沿海的西南山区，建造一艘70多米长的潜艇，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很多工程师是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调过来的，但更多的是根本没见过潜艇的工人，他们需要从零开始学习。

潜艇造好后，如何让它通过三峡的激流险滩顺利到达千里之外的上海？在众人集思广益下，建设者给潜水艇量身打造了一个槽型驳船，这才把这个庞然大物安然无恙的交付。

从1976年建成投产到1985年，432厂总装交付了3艘033型潜艇，潜艇建成要举行仪式，当时厂里的职工都舍不得泼香槟，庆祝的方式就是每人可以吃一块红烧肉。

在重庆三线兵工厂中，最重量级的要数位于白涛镇的“816核工程”，这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核工程基地，也曾是一个重大国家机密！

在当年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一的核反应堆甘肃“404厂”已经受到了战争威胁。于是，我国开始在西南深山腹地建设第二个核原料生产基地。重庆白涛镇比较隐蔽，地质结构稳定，且靠近乌江，能提供大量的冷却水，成为合适的核原料基地。此后，白涛镇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后来出版的地图都不再标注白涛镇。

（图为816核工程外围鸟瞰）

从1967年到1984年的17年间，先后有6万多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到白涛镇，负责施工的工程兵以连为单位分成四批，昼夜不停地轮番对金子山冲锋掘进，挖空了150余万立方米的岩石，金子山几乎被掏空！挖出的130多条大小导洞、隧道、竖井如骨骼般支撑起整个816工程，总计有大约21公里。

（图为816核工程内部的导洞、隧道、竖井）

这些洞穴不仅高大，而且安全牢靠，设计时可承受200万吨原子弹的破坏力。

816核工程有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所有进厂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大部分工人在山洞工作了半辈子，却从没在里面完整地走过一圈。

（图为816核工程外门图源：央视网）

整个掘洞和建设过程中，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兵牺牲，他们的尸骨被掩埋在附近烈士陵园，这些年轻的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1岁，有的甚至连准确的家庭地址都没有留下。

但当1984年6月工程接近完工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作出了军转民的战略改变，816核工程建设者也收到了停建通知，这让他们始料未及，很多建设者痛哭流涕。

有人说，816工程因和平而建，又因和平而停。

2009年4月下旬，816核工程以旅游景点身份对外开放。

（图为816核工程核反应堆大厅图源：央视网）

有媒体曾采访参与816核工程建设的老人，当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已丧失了部分思维能力，有时连儿子都认不出来，但始终没忘自己保卫者的身份，一听要采访，神志突然清醒：“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无权告诉你。”

也有人想写一本相关的书，让国人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发生的事情，为了写书，他寻访了很多当年的建设者。但他发现，直到今日很多老兵还在坚守着当年的承诺，对为之流血流汗的816核工程守口如瓶。

他们都不知道：816核工程已经解密十几年了，连基地都对外开放了。

除重庆外，豫西、湘西、鄂西等三线地区也都有常规兵器生产基地，湖北、四川、陕西等还能生产军用汽车、坦克，这样就基本形成了内地常规兵器生产体系。据统计，到1980年三线地区生产的常规武器已经能占到全国的一半多。

改变2000万人命运的成昆铁路

1965年深秋，邓小平视察了川西一带，确定了“三线建设，两基一线”的布局，“两基”就是前面提到的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一线”指的就是成昆铁路。

有了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的煤才能运往攀枝花，供其锻造钢铁；而攀枝花的钢铁也可以运往重庆，用来制造武器。

但要修建成昆铁路谈何容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昆铁路沿线地带被外国专家们称作“铁路禁区”，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修筑铁路的地方。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曾设计了东线、中线、西线三个方案，苏联专家看完之后斥责说，三个方案中，只有中线勉强可行，西线根本就不能修建铁路。

如果仅仅是想修一条路，那中线和东线既保险又容易，但这两条线所经过的地区，没多少经济据点，资源也不怎么丰富，辐射带动能力很有限。相比而言，西线的诱惑力极大——沿途蕴藏着多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辐射包括四川、云南在内的13.6万平方公里土地；沿途也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急需运输通道与内地联系。

但西线也是线路最长、难度最高的，中苏两国专家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经国务院研究后确定了穿越攀西大裂谷的西线方案。

（图为成昆铁路上的一线天桥）

这也招来了一波波质疑，“这是一个禁区，死亡这门”、“即使建成，也不能投入使用”。当时美国《当代》杂志曾指出“面对如此复杂的地质构造，加之比活火山还可怕的泥石流，世人对未来的成昆铁路将拭目以待”。

在一片怀疑声中，1964年8月，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加入到修建成昆铁路的大决战中。

选择了西线，也就选择了难以想象的艰难。

成昆铁路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西昌、攀枝花、黑井，最后到达云南昆明，全长1100公里，在地图上这只是不起眼的“小线段”，但在这段高山峡谷与激流险滩组成的拼图上，拥有全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状况——摇摇欲坠的危岩落石，潜伏着泥石流和滑坡的不稳定山体，纵横交错的溶洞，行踪诡秘的地下暗河。

除此之外，成昆铁路要通过地质大断裂带，有两百公里的线路，都处在八至九烈度的地震区。拦在铁道兵前面的，简直是九九八十一难，随便拿出一样，即使放在现在，也需要先进的设备和精密的设计才能很好地完成好。但当时的铁道兵，只有手中的大锤、钢钎，连手持风钻都是稀罕物。

铁道兵来到之后，首先就是想办法在这“气死猴子吓死鹰”的地方安营扎寨。为了让营房尽可能靠近施工现场，他们就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建立足之地，用绳子吊着在峭壁上进行开凿。生活条件当然也很恶劣，白天暴雨冲走了被子，夜里帐篷又被大雪压塌。

按照工程设计，在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线上，共建有铁路桥梁991座，隧道427条，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超过400公里。也就是说，行进在成昆铁路的列车，有三分之一时间，不是在穿隧道，就是在跨高桥。

但在这里开凿隧道，就是在危险边缘行走。有时候挖到暗河，水一下子冒出来，瞬间把人从里面冲出来了。有时候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出现，最大的溶洞直径能到近50米！而洞中封存的积水更是深不可测。还有那些随时可能发生的塌方，能塌成篮球场大小的“通天洞”，这不仅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也极大地增加了铁道兵的工作量，他们既要清理塌下来的渣石，又要用混凝土补上一个个硕大的缺口，而搅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都要一袋袋从山下扛上来。

没有现代化的机械搅拌混凝土，他们就人工搅拌，有时候为了赶进度，一天干上18小时也不停下来。

就拿修建沙马拉达隧道来说，一天往往只能前进半米，而仅在这条全长6.38公里的隧道上，就牺牲了136人，相当于每前进一公里就有21人诀别。

（图为奋斗在成昆铁路施工工地上的铁道兵官兵图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按照工序，打风枪时需在外面接上水管，这样可以减少灰尘，但很多战士为了抢进度，省去了这个环节，直接打起了干风枪。在缺少现代防护装备的条件下，有的铁道兵战士在隧道的烟尘中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有些人至今还被这种疾病困扰。然而，这些老兵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和那些为了成昆铁路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自己这些病痛实在不算什么。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在1100公里长的铁路沿线，像下图这样的烈士陵园就有30多座，1200多名铁道兵烈士埋骨其中，可以说，平均每一公里铁轨，就有一位烈士在永久守护。

成昆铁路建成后，与美国阿波罗号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一起，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

成昆铁路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一位经济学家曾这样评价道：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2000万人的命运。

除了成昆铁路，襄渝铁路、贵昆铁路等也在三线建设期间缝合着中西部铁路网缺口，新建成的约8000公里铁路，占1965年—1980年间全国新建铁路的55%。与此同时，以西部地区为主的三线铁路里程数从占全国的19%跳跃式地增长至35%。

（图为主要三线铁路的建设年份和长度图源：《柯尚哲：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

当“三线建设”已成往事

当那些千里转战的三线建设者们已经习惯了三线地区的生活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大批的军工企业面临着艰难的军转民阵痛。走出封闭世界，跳入商海，面对扑面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他们一时措手不及。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合并了，一些企业停办了，一些企业则选择了迁出，也有很多企业通过改制、转型、重组后重获新生。

今天我们知道的攀枝花钢铁集团、重庆长安汽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水电站等都是三线建设的直接或者间接产物。

（图为三线建设的部分成果）

就此，很多人发出疑问：最后并没有发生战争，三线建设究竟值不值得？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见解，但如果我们把“三线建设”放在历史长河中，对各个方面的因素加以考虑，这样一句话也许是合适的：三线建设使我国建立了巩固的西部战略后方，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在当时的环境中，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偏差。

先来说成绩，最主要的就是把西部带入了工业化时代。

从1964年到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建设投资累计近200亿元。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13.26%。

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通过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起来，开始步入工业化时代，也有效缩小了东西差距。比如，成昆铁路的修通，使沿线凉山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跨越了50年。

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发展为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绵阳、德阳，贵州遵义、安顺，云南曲靖，陕西宝鸡、汉中、铜川，甘肃天水、青海格尔木等。

（图为1963年与1980年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指数比较<以1952年为100> 图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

三线建设还给西部带去了科研人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部地区占有天时（国家决定优先发展东部）、地利（地理条件优越），而西部地区要发展，只能靠“人和”，三线建设给西部带去了大批知识分子，陕西各类科技人才就有82万多人，四川更是有150多万人，连人口相对稀少的新疆也有科技人才43万人。他们的加盟，使80年代西部地区科技人才的比例高于全国的平均数。

正是前三个“五年计划”把近40%的投资放到了三线地区，才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之后，中国才可以顺理成章的缩减军备，集中投资东部地区，全力发展经济。同时，这样可靠的后方基地，也起到了保险作用，中国才能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如果单纯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三线建设的成绩就更明显了。三线建设是面临美苏袭击的危险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拿国家命运赌博！

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对伊拉克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取得了入侵战争胜利，更说明了三线建设的重要性。现代战争虽然减低了地域的作用，但并不是“无纵深、无前方后方之分”，美国和多国部队之所以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取得胜利，除了被打击国家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外，很重要的是他们自身都没有可靠的后方。

（图为美军空袭下的巴格达）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横贯上万里，即使入侵者在东部公海发射导弹，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进入西部地区，飞机则要花更多时间，短期内不可能摧毁中国西部崇山峻岭间的各个军事基地，拥有强大后方，完全能对入侵者形成有效威慑，在持久战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毋庸置疑，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选在不利生产的地区，且由于缺乏论证，上马过急，很多三线建设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下图一、三线地区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也能看出这一点，三线地区的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均不及一线地区的一半，这也造成了后来诸多三线企业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举步维艰。